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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别乌的工作人员可以不直接出面，而是通过外宾商店的工作人员行事：向评估员打探上交黄金者的姓氏，请商店经理和办事处负责人“谈一谈”961，要么强迫评估员给人们签发假票据，之后把通过这些票据所收到的黄金交给格别乌。在这些过程中伴随着恫吓和暴力。根据瓦尔代边疆区发来的报告：“这几天，格别乌侦查员伊萨延科同志出现在外宾商店下属的百货商店。尽管他穿着便衣，但是所有人都认识他，此外，衣领下面立着领章……在百货商店里，他在旁人面前纠缠着问检验员962
:‘你把黄金藏在哪里？’检验员回答他：’如果你认为我有黄金，那就找吧。’在和收款员交谈并在收款处徘徊15分钟后，这个人才离开。”963侦查员离开了，但其在商店工作人员和顾客中间播种恐慌的任务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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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乌克兰饥荒的人的回忆证明了档案文件中关于格别乌追捕外宾商店顾客的证词。鲍里斯·汉德罗斯在接受南加州大学犹太人大屠杀基金会964访谈时讲述了自己家乡奥扎林齐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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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些商品非常丰富的商店。这些商店里商品应有尽有，但是购买东西需要使用黄金。这些商店会变成陷阱、捕鼠器……如果妈妈往那里带去了小东西、小的宝石戒指，那么他们就不会我她麻烦，而且他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一家。而如果来了某个犹太人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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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说，莫伊莎、卡谢夫带来了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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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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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是小额硬币。在那里他会进名单，有人会把他带走。这些小房间被称为“黄金囚室”（格别乌为了获得黄金而扣押被捕者的地方——作者注）。人们站满了这些囚室，并在这里被扣留几个星期，有人从他们身上打出金币，打出人们在国内战争时期偷偷存下的东西…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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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扎林齐的另一个居民拉扎里-洛佐维尔证实了汉德罗斯关于“黄金囚室”的说法，并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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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在1933年或是1934年的时候，国家安全委员部（此处有误，应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作者注）为了黄金抓了很多人。我记得，有一天他们抓了我父亲。抓我父亲也是为了黄金。我们这里有一个姓恩金的人，据传言，这个人好像是告密者。你们明白“告密者”是怎么回事吗？——就是一个垃圾。妈妈和我们生活贫困。我们一无所有。家里的地面是泥地，就和农村一样。因此，妈妈找到这个人并说（以下内容，讲述者转用希伯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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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这是干什么？他们为什么抓走我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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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担心。明天他就回家了。（讲述者又切换回了俄语）你们也知道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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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父亲果然回了家。挨了打。他们为了让父亲承认有点儿什么东西，用门夹了他的手指。就算他什么也没有，也要让他供出谁会有。你们明白吗？……就是他们有的东西。有一个叫科索夫的人，是个畜生，他有黄金。那些人拿走了他所有的黄金，还把人也抓走了。他被抓走后，没人知道他被带去了哪里。传说他被杀了，他们说，他已经没什么用了。他被利用完之后，就被枪决了……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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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为了黄金而被抓走的犹太人很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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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里有过，有过，有过。总之，很多人都被抓走了，但都不公道。可能有2—3个人是有黄金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大部分人被抓走拷问只是为了能榨出点儿什么，抑或是让他能说点儿他知道的事情。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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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别乌没有耍什么聪明。格别乌的工作人员要求，外宾商店的客户把收到的境外汇款转到格别乌的账户，或者“自愿捐献”给工业化基金或国际革命者救济会。969其中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如果发现有人持有外汇，那么这个人当然应该交给国家。970一封1933年夏天从列宁格勒寄给格别乌主席维·鲁·缅任斯基（同时抄送了苏联检察官卡塔尼扬、财政人民委员格·费·格林科、外交副人民委员格·雅·索克利尼科夫）的匿名信报告道：“列宁格勒的格别乌强迫拥有外宾商店商品册的劳动人民把外宾商店活期账户中的大部分积蓄伪装成自愿捐献的样子。有时，捐献额接近外宾商店活期账户的所有金额。公民们受到了镇压的影响，有些人由于害怕被镇压完全按照要求交钱，有时候为了不被迫害甚至会交得更多。”971格别乌可以不经银行账户户主同意就提走外汇。在一份文件中，外宾商店管委会描述了一个事件：“在扎波罗热，我们一家百货商店的负责人被请到格别乌，并被要求把一个被捕顾客的商品册里的30美元转到工业化基金中。”972 “猎取”外汇汇款的行动在格别乌档案中留下了踪迹。1932年2月26日经济局203号通告通报了当地格别乌机关日益频繁地逮捕境外外汇汇款收款人的情况。973被捕者把外汇收款单据交给格别乌后就会被释放，但是外汇就落入了国家安全机关之手。人们会向外国银行控诉格别乌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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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回忆以及1930年代从苏联寄往国外的信件都提到了“救命钱”——用来拯救苏联被捕亲人的赎金。在一封1932年从波多利亚某地寄往美国的信中，目击者告诉儿子：”……去年冬天的病在我们这里又复发了——人们被逮捕，并被要求支付’救命钱’。”1930年代生活在美国艾奥瓦州艾尔玛市的一个叫格卢兹戈利德的人给犹太报纸Tog（To2）的编辑写信提到，他们居住的城市和邻近地区收到了来自苏联波多利亚州和沃伦州亲戚的电报，来电请求尽快发去汇款：格别乌为了获取赎金逮捕、拷打那些有海外亲属的人。在收到汇款后，当地格别乌就会放人，但随后会重新展开逮捕行动并勒索另一笔外汇。按格卢兹戈利德所言，每两个星期就会收到来自不同人的电报。在苏联的亲人请求立刻回电告知钱款已汇，以便在监狱里少待一周。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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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外宾商店顾客的黄金和外汇被格别乌辩解成夺回国家无法获取的被藏匿的有价物品。但没收外汇汇款不适用于这个解释。关于外汇汇款，格别乌拿走的是已经在国有单位“外宾商店”账上的钱。人们并没有把钱拿到手，相应地，也不可能藏匿这些钱。境外外汇汇款不仅合法，而且完全公开，连苏联领导人也尽力加以鼓励。975没收外汇汇款揭示了一个真相，即格别乌反外宾商店行动的部门属性——格别乌关心的是完成本部门的外汇计划。外宾商店针对格别乌所作所为的投诉量在第四季度会有所增加，因为这时格别乌需要向最重要的苏联节日——革命节（11月7日）和斯大林宪法节（12月30日）献礼，并汇报年度外汇计划的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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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苏联领导人关于不损害外宾商店工作的建议，格别乌的领导了解到那些滥权行为，并试图为攫取外汇的运动制定规则。例如，经济局要求必须有倒卖所收到的外汇（这被视为投机行为）的确凿证据才能没收汇款。逮捕“非法外汇买卖者”应在非法交易现场进行。只有在日用黄金和白银制品数量具有“明显的投机性”，即被用于倒卖时，才准予没收。在格别乌管理层特别会议决定“没收有价物品”或者返还给物主之前，不得抹去所没收的贵重财物的个人属性。976然而，外汇计划的数字具有更大的压力，格别乌的滥权行为仍在继续，“弹性的”裁量投机行为为违法提供了空间。此外，格别乌感觉到了国家领导层的支持，较之外宾商店的“商人”，国家领导层更信任契卡工作人员：“应当感谢契卡工作人员”，——斯大林听完格别乌外汇收入增长后高兴地感慨道。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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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别乌的所作所为导致人们开始小心翼翼地对待外宾商店。各种传言四起：外宾商店“给格别乌提供帮助”，外宾商店是格别乌的“辅助部门”“黄金上交者的捕鼠器”978,有人会给外宾商店里的顾客拍照并把信息交给“有关部门”979。和格别乌有关的联想吓跑了顾客。外宾商店瓦尔代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把百货商店未能完成外汇计划的原因归咎于一位格别乌侦查员的妻子在收款处工作，“所有人都认识她，而且会问，为什么她坐在这里？”980外宾商店管委会向政府报告称，所有办事处都收到了民众关于收取汇款是否安全的询问，“这都是因为格别乌搜查”黄金。981恐慌十分普遍，上交有价物品后没有影响的情况反而会令人吃惊：“切库诺沃村的一个女公民在早上7
:30来到外宾商店，买了20卢布的东西，她感到惊讶的是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她说：‘我们那里所有人都说，只要进了外宾商店就会被捕。现在我回家去告诉大家，完全不是这样，我们那里很多人都会来买东西。’”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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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远地区，外宾商店工作人员为了完成外汇计划，试图公开地和格别乌区分开。瑟乔夫卡（西部办事处）的外宾商店开业广告为了招揽顾客，这样劝说未来的顾客：“关于上交者需为上交的金银币负责的传言是毫无依据的谎言。”983外宾商店管委会毫不客气地把逮捕顾客的秘密信息都写了出来。此外，在公开文件中提及镇压是给外宾商店帮倒忙——这等于在提醒人们无风不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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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情况下，格别乌从外宾商店顾客那里没收的金额并不大，而抽查具有偶然性，但到底是没收了几枚钱币还是一瓶“外宾商店伏特加”到最后并不重要。984传言和恐慌快速蔓延，让人们麻木不仁。1931年11月的赫尔松，由于当地格别乌开展了针对“非法外汇买卖者”的行动，结果外宾商店每天的收入从700美元降到了100美元。985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格别乌在科特拉斯开展逮捕行动后（逮捕了100人），外宾商店的经营活动实际上停了下来。986从10月到12月，梯弗里斯外宾商店的每日收入从800—900卢布降到了200—300卢布。987之前提到的外宾商店土库曼斯坦办事处的管理人员抱怨道，科尔基的业务刚开始上轨道就因为格别乌的镇压行动而崩溃了——有价物品收入从一天300-400卢布降到了50—70卢布。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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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敲响了警钟并计算了格别乌突然检查所造成的损失：外汇收入减少、对顾客的负面心理影响、苏联敌人发动的国际政治宣传。外宾商店由于人民恐慌而导致的外汇损失让人质疑“政治机关”行动的经济合理性。格别乌行动的外汇效果如何？由于无法获取这个部门的档案，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渗透在”一份文献中。1932年5月，格别乌副主席亚戈达向斯大林汇报，在格别乌的钱柜里有价值240万金卢布的有价物品。989亚戈达报告道，加上“之前已交给国家银行”的有价物品总计1510万卢布。可以确定的是，格别乌在1930年向国家银行和苏联黄金交去了价值大约1020万金卢布的有价物品。990如果将这个数字作为格别乌每年没收的“平均值”，那么可以推测出，在1510万卢布中，大约1000万—1200万卢布归属1931年，剩下的300万—500万卢布归属1932年（5月前）。991那么外宾商店是什么情况？1930年，外宾商店仅面向外国人开放，无法对格别乌构成真正的竞争。1931年，外宾商店虽然向苏联公民开放了，但才刚刚起步：到了夏天才开始收取旧金币，初秋才开始接收外汇汇款，而收购日用金器的主业到了12月才开始。不过，即便是在刚刚起步的1931年，外宾商店就获得了价值700万金卢布的有价物品——略少于格别乌的“开采量”，不过,外宾商店并未有所节制。随着外宾商店网络铺开，饥荒集聚了全部能量,外宾商店打败了格别乌：1932年，外宾商店收购了价值4930万金卢布的有价物品——据估计，格别乌在1931年1—4月获得了300万—500万卢布，1933年外宾商店收购的有价物品达到了1.054亿金卢布！如果没有格别乌反外宾商店行动引起的恐慌和停顿，外宾商店可能会获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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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从顾客的兴趣出发，展现了比格别乌扫荡行动更有效的获取人民外汇有价物品的方法。外宾商店的损失是对工业化的打击。在追逐完成外汇计划的目标时，格别乌把自己的部门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其行为违反了经济合理性，与那些年作为国家核心原则之一的工业化实用主义原则相抵触。在外宾商店存续期间，政治局完全免除了格别乌的外汇义务——因为格别乌所用方法的“特殊性”，且职能重叠毫无帮助，反而会坏事。不过，政治局追求一个达不到的目标——“既要狼吃饱，又要羊不少”：政治局不禁止格别乌的行动，只是要求其暴力没收外汇时小心行事，不能损害外宾商店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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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即便外宾商店成果颇丰，但政治局仍继续利用格别乌的“外汇”服务，却无视其带来的显而易见的负面后果？992可能还是老思想作祟：寻找外汇的单位越多，我们获得的外汇就越多。不过，重要的是，政治局把外宾商店当作一个临时而特殊的措施。尽管这家单位对国家的好处显而易见，政治局仍只是不得不容忍外宾商店。外宾商店的经营活动违反了苏联领导人的意识形态信仰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在外宾商店不看阶级立场，苏联公民有了“外汇权”，外汇和黄金成了支付手段；在配给式的计划经济中大规模市场经营行为合法地蓬勃发展，甚至国家本身就是企业家！在帮助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外宾商店还确保了苏联向前推进，但从当时的政治意识角度看外宾商店的主要原则，外宾商店是“向资本主义的倒退”：要思想纯洁还是要工业腾飞——对苏联领导而言，外宾商店是一个两难选择。就像“新经济政策”一样，外宾商店也只是“短期的”。它是一个战术动作——也证明了我们历史文献中已确立的一个结论，即令国家陷入危机的“对资本主义的红色进攻”被市场放纵所替代。如果外宾商店只是短期的，993那么为什么要改变格别乌的工作？要知道格别乌是永远存在的。此外，正是因为苏联领导人把赋予人民外汇权视作一种反常的、特别的甚至是不正常的情形，因此政治监管的意义就更大了。除了格别乌谁能监督外汇业务不超出准许的范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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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我们从国家利益角度审视了外宾商店和格别乌的外汇竞争：两个部门都通过“攫取有价物品”来满足工业化的需求。我们现在把国家利益放在一边，用普通人的视角审视这一切。什么东西可以向我们述说在1930年代日常生活中政治部门和商贸部门的外汇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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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宾商店出现前，人民的外汇权并不清楚。在“新经济政策”的外汇市场崩溃后，唯一允许苏联人参与的黄金业务是按照政府制定的固定牌价将黄金卖给国家换取卢布。外汇兑换业务则只允许入境苏联的外国人和出境的苏联人通过严格规定的国家渠道进行。1930年代上半叶，只有外国人可以在特定的地点使用外汇支付。其他所有涉及外汇现金和黄金的私下交易——出售、兑换、用作支付手段——都被视为经济犯罪、外汇投机。格别乌负责对此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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