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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法律没有任何修订，但是外宾商店“擅自”给予了人民更广泛的外汇权，在外宾商店这一有限范围内的外汇交易被认定为合法。只有在外宾商店之外的私下外汇和黄金交易是被禁止的，因此那里滋生了黑市。不过，外宾商店和格别乌“外汇清洗”的共存导致了混乱和不确定。人们不清楚两个部门职权的界线在哪里。人们没有把握确定，什么是法律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由于最终没明白游戏规则，所以对外宾商店持怀疑态度。即便在外宾商店完成了法律允许的交易，1930年代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的“外汇权”受到了保护。当顾客在外宾商店被逮捕时,人们通常不会尝试保护自己的权利，而是向四处跑散，这绝非偶然。结果是，每个前往外宾商店的人都怀揣恐惧、冒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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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别乌逮捕行动的随机性和前后不一致导致恐慌加剧。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某人获准持有外汇和黄金并在外宾商店使用了这些有价物品消费，而某人却不被允许——遭到了逮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会思考，群体划分的界线在哪里。文献表明，人们试图搞清楚逮捕的逻辑并加以合理的解释。或许，逮捕与否取决于顾客的社会地位和所持黄金的来源？一位党员在给格别乌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是这样理解的，应当被逮捕的人显然是那些拥有黄金的旧商人、投机者、掠夺者、旧制度的官僚、警察（沙俄时期的警察——作者注）和富农，而明显不是劳动者、无产阶级和中农、贫农，这些人如果有黄金的话，应当（即有权利——作者注）毫不畏惧地把黄金带到外宾商店。”994这个人的逻辑很简单：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的剥削者应当被剥夺外汇权。格别乌要逮捕的正是这些剥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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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宾商店进行类似的阶级划分对于政治局而言并不需要花大功夫。“旧时代遗民”都在国家管控之下。他们属于“被剥夺选举权的人”的范畴。人们要求在政府关于外宾商店的决议中指明“被剥夺选举权的人”不得进入外宾商店。没什么人会对这个决议感到惊讶：卡住“旧时代遗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利是那个时代的规范，剥夺其外汇权在逻辑上符合1930年代的社会等级划分标准。然而，在涉及外宾商店时，政治局没有将公民按照社会地位、收入来源、革命前的活动等要素进行划分。类似的划分在设立外宾商店的决议中以及后续规范外宾商店经营活动的文件中都只字未提。995外宾商店的门向每一个拥有外汇有价物品的人开放。谁把黄金带到外宾商店、人们是怎么得来的黄金，这些都不重要，只要交过来就行：评估员—验收员不得要求民众出示证件、记录姓氏和交谈中透露的其他信息。交来有价物品可以换得外宾商店不记名的商品册。996因此，外宾商店是一个社会经济组织，这里的所有顾客在社会性上都是平等的。回到1930年代苏联人的困惑——格别乌在外宾商店逮捕的人和没被逮捕的人之间有何区别，应当可以得出结论——顾客的社会地位与此并无关系。毫无疑问，在外宾商店被捕的顾客中碰巧有“旧时代遗民”，但也有劳动者——工人、服务员和集体农庄成员。外宾商店的资料确认了这一点，之前所引述的信件的作者是党员，在为格别乌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的同时，他承认连“无产者和集体农庄成员”去一次外宾商店也是提心吊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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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格别乌的行为逻辑时可以假设，其在外宾商店只逮捕大额外汇持有者。但是这个假设经不起推敲。外宾商店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格别乌不能再以私藏外汇和黄金的理由抓人，并不关乎数额大小。根据外宾商店的工作规定，外汇现金或黄金本身不会让人成为罪犯。格别乌只能追捕非法使用这些有价物品在黑市上交易的人。而且，从外宾商店的工作逻辑出发，越多人带来黄金和外汇，收到的有价物品就越多，这样也就越好。规定外宾商店经营活动的决议并没有区分小额和大额持有者的外汇权利。“小额有价物品持有人”“大额有价物品持有人”——这些等级分类虽然出现在外宾商店的文件中，但并不具有社会划分的性质，纯粹是反映经济特性的。对外宾商店档案文献的分析反驳了关于外宾商店被捕顾客全是或大部分是大额有价物品持有人的假设。外宾商店各办事处抱怨道，格别乌不加区分地抓人，大规模运动的受害者大部分是“小额有价物品持有者”。文件中列出的没收金额常常纯粹是象征性的些金币、一些外宾商店卢布流通券。在没收商品中，没有皮货、鱼子酱和古董，只有普通食物 听罐头、一瓶伏特加、一袋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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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逮捕外宾商店客户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格别乌用打击黑市投机活动，即坚决制止外宾商店合法交易区域之外的外汇交易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在审视在外宾商店只逮捕投机分子的假设时，首先应当指出，外汇投机在苏联是重罪。在市场经济国家，导致苏联公民遭到追捕的大部分外汇交易（避开国有中介机构进行外汇兑换、使用外汇买卖等）都不会被视为犯罪。不过，另一种解释更为重要。在外宾商店周围事实上存在着大量黑市，不少人因为从事苏联法律禁止的外汇交易而遭到格别乌逮捕，但这并不是本章研究的对象。事实证明，格别乌为了完成本部门的外汇计划在打击投机活动的伪装下定期且有意识地利用外宾商店查出有价物品持有者。逮捕行动常常发生在合法交易进行时——比如在商店里购买商品时，这给了外宾商店管委会抗议格别乌行动的依据。抓人的真正原因是人们手里有可以攫取的东西——外汇和黄金。这就是格别乌的行动逻辑，也是苏联公民试图了解的逻辑，以便确定到底去不去外宾商店。无产阶级出身、外汇金额小、交易合法都无法确保人们免于被监视、搜查、没收财产或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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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不会有人公开说，1930年代苏联生活的特征是惩戒机关横行霸道。但是，外宾商店史让人看到了苏联日常生活中的其他特点。逮捕外宾商店顾客的逻辑证明，拥有外汇和黄金的所有人都不得不感到害怕。他们闭着眼睛做出选择：“出征”外宾商店会不会正巧碰到格别乌的例行“外汇清洗”。只要进入外宾商店就伴随着风险，没人能百分之百地保证安全回家。能讲的只是被逮捕的可能性大小。格别乌和外宾商店的外汇竞争史证实，即使在商店里习惯性地买个面包都可能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演变成监视、搜查、没收财产，甚至是逮捕。苏联的日常生活具有冒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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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容我离开本题穿插到后斯大林时代。在苏联日常的惊险生活中，任何事，甚至最小的事都会成为一个事件——成就或悲剧，而惊险性不仅是斯大林统治时期的特点。决定苏联日常生活特点的政治和经济社会系统、文化类型都形成于斯大林时期，但是它们比缔造者活得更久。商品紧缺、违法行为、官僚主义式的拖沓以及很多别的因素继续塑造了苏联生活中的冒险一惊险特点。随着斯大林的去世，苏联人生活中的危险和风险因素急剧减少，但其冒险一惊险特点保留了下来。显然，在俄语中针对商店购物这样的日常琐事使用了“出征”这个词绝非偶然，这个词表现了艰辛、困难和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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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生活中有充满惊险的日常生活，这意味着每天都会发生惊险的事情，而惊险的事情就发生在日常琐事中。日常生活中的冒险令人筋疲力尽，因为任何小事都可能变成麻烦——修门锁、干洗时不弄坏大衣、买家具、去政府办护照却没有必要的表格等。有人会提出反对，认为这些“惊险情节”太缺乏想象力。但是，如果身处苏联生活“里面”，这些日常的惊险事件不会被当成小事或微不足道的事，因为在这些事情上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西方的市场化世界，解决类似问题只要打个电话就够了——问题快速而顺利地得以解决，你只要付钱就行，绝不会感觉事情留下了尾巴。在苏联的日常生活中，“为了生活琐事”常要花费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好吧，这本身就是生活！涉及一些西方标准下的小问题时，苏联人会时而因悲剧而沮丧，时而因胜利而欢庆。排队6小时，可是合适的大衣或者皮鞋却卖完了——这就是悲剧！在签证和登记处997只排了3小时，而不是3天——这就是胜利！人们回忆起这些事情时，要么因为失败而惋惜，要么因为成功而吹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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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惊险特点让苏联人生活得百感交集，我决定称之为特别有意思。长期生活在苏联的外国人会发现这一情节丰富的现象。在他们的回忆和感受中，苏联的现实是，琐事能令人筋疲力尽，但同时百感交集。去了西方的苏联人会颤抖着回忆苏联日常生活的超负荷和紧张，不过，可能并不会想起百感交集和情节丰富的生活。在苏联人的血液中流淌着生活中的惊险“麻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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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外宾商店。成就和惊险意味着冒险、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似乎，在购买面包或裤子时应该带着点英雄主义？但是，正如外宾商店文件证实的，应当果断地决定进入外宾商店——意志坚定、克服怀疑和恐惧。谁会知道，人们在决定跨过挂着“外宾商店”神秘招牌的企业门槛之前，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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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仍旧必须去外宾商店，毕竟饥饿是无情的，人们为战胜它而各展才能。有人跑到没人认识的其他城市上交有价物品、购买商品。如果在上交黄金时看到熟人，就立刻离开商店，有时候甚至把有价物品也留下，过了几个小时再返回商店。998害怕被熟人“去某处”告发拥有黄金比害怕失去黄金更厉害。农民尤为小心，正如一个告密者说的那样,“农村来的人尤为害怕”。999外宾商店下诺夫哥罗德办事处的报告中提到,农民在买东西前会先观察，甚至会陪着一些顾客回家，然后再返回商店观察。他们常常会问售货员：“我有钱币，我会被抓走吗？”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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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办法总是无穷的。有些“聪明人”利用了格别乌的经验。他们假冒格别乌侦查员，抢劫外宾商店的顾客：这是真正的犯罪模仿！外宾商店莫斯科市办事处的负责人在给下属百货商店的信中提醒道：“近日，在我们营业点周围有一伙假冒格别乌和莫斯科刑事侦查处工作人员的骗子，他们先在商店里通过人们上交的有价物品或购买的商品选定受害者，等受害者走出百货商店时把人拦下并夺走有价物品（或商品册等）。”1001格别乌”这个词对人们具有麻痹效应，能让人在外宾商店顾客及工作人员的众目睽睽之下、光天化日之下毫无顾忌地抢劫。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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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相信，格别乌的正式工作人员可以利用本部门的反外宾商店行动达成个人目的。这是第四商店负责人奥·米·范斯坦给外宾商店基辅办事处负责人的报告：“我特向您报告，在您离开的那一天，在店里发生了以下事件：侦查处工作人员卡济米罗夫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尾随着一个顾客闯进了商店。我要求卡济米罗夫把武器收进口袋里，并和彼得罗夫区警察局局长通了电话……我回到商店，请卡济米罗夫拿出经济处或行动处签发的在我们商店抓人的拘留证。为这件事，我们去了区里的警察局，并在那里商量了这事。卡济米罗夫离开去拿拘留证，之后就没回来。被捕的那个人在商店里一直待到关门后才被放走，他的恐慌不用细说。我想让您知道，被捕的公民因为害怕口袋里的武器没有跟着侦查处的人走。他说，卡济米罗夫在此前的两天在过道里和一个犹太人夺走了他1200苏联卢布纸币。我认为，真相可能是，卡济米罗夫和自己的父亲一起作案。在这个离奇事件中，我在角落里看到了一个等待结果的老人。这件事我还报告了州刑事侦查处的工作人员沙普同志。1932年12月9日。”1003契卡儿子和年迈的父亲一起闯“事业”——这不就是家族买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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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为了完成外汇计划会保护自己的顾客。在文献中提到了解救被捕者并返还其被没收的商品和外宾商店的钱。不过，应当指出，人们对于外宾商店为格别乌工作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1935年，外宾商店最后一任主席利文森在给各办事处和分支机构负责人的信中提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有权在必要情况下要求你们查询个别人上交有价物品的数量以及这些人的姓氏和住址，不过此类查询必须找商店或收购点的管理处。”1004这封信展示了外宾商店和“安全机关”之间在将近4年的外汇竞争和摩擦中达成的妥协。外宾商店不抗拒做告密者，只要这些行为瞒着客户就行。从这封信看，商店的管理处是“安全机关”的编外侦查员。格别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外宾商店里有自己的线人，这些人要么是混进外宾商店工作人员中的，要么就是从里面招募的。这些线人向“安全机关”提供外宾商店客户外汇存款信息。对于苏联人而言，逛外宾商店是冒险的，后果不可预测。生活在苏联需要无处不在的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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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外宾商店：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 外宾商店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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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金石。卢布的秘密兑换。超过面包和石油出口量。亏损的反常现场。比工业开采的黄金还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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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什么东西都没有运出境，但仍被视为出口企业，因为它和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全苏木材出口联合公司、全苏石油及石油制品进出口联合公司等出口企业一样，都是卖出苏联商品换取外汇。外宾商店的经营条件促进了它的外汇成效。首先，和其他出口单位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节约了流通损耗（商品出国运费、保险费、出口部门的运营费和工资等）。1005其次，商品售价可自行制定，无须顾忌国际经济危机,不用担心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要知道，外宾商店是在商品紧缺和饥荒横行的苏联国内销售商品，而国家手里掌握了定价权，顾客无法挑三拣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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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外宾商店和其他的苏联出口单位可以发现它的一个主要秘密。1935年12月完成的最终报告提到：“如果外宾商店卖出的商品按照’FOB’1006离岸价销售到国外，那么最多（这是我想强调的——作者注）进款8330万卢布。”1007事实上，外宾商店卖出这些商品获得了2.75亿卢布。最终报告的撰写者炫耀，这些商品在苏联卖得比出口价还要贵几倍，事实上就承认他们欺骗了顾客。人们用价值2.75亿卢布的黄金、白银、钮金、钻石和外汇（按收购价计）——这些有价物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更高——只换来了价值8330万卢布的商品（按苏联出口价计）。换言之，价值3.5金卢布的有价物品只能换取1卢布的商品！差距并不小。但是，即使外宾商店为价值1卢布的有价物品拨付给了客户几卢布的商品，国家无论如何也都是划算的，因为不管怎样，这些卢布在国外也买不到成堆的贵金属和外汇：外宾商店就像一块点金石，把普通金属变成黄金,把不可兑换的苏联卢布、黑面包和鲤鱼、普通日用品变成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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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的最终报告还提到，要获得一样数量的外宾商店收购的外汇有价物品，需要在国外多卖出1.76亿卢布的出口商品（按苏联国内贸易零售价计）。1008请想象一下饥荒国家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原料和粮食外运。每枚硬币都有两面：国家在外宾商店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外汇利益和需要，尽管交易具有掠夺性，但外宾商店对于社会是有利的——如果没有外宾商店，国家为了获得外汇，只能以低价向国外抛售更多商品，那么饥荒悲剧的范围将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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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让我们能估算出外宾商店的外汇效率。为此，我们比较了国家为外宾商店花费的卢布和外宾商店收到的外汇。（表二十三第6点）不出所料，大饥荒时期是利润最高的时期：1933年，每获得价值1个金卢布的有价物品，国家需要消耗4个多普通苏联卢布。1009随着苏联粮食状况的正常化以及外宾商店对于人民的重要性的下降，外汇利润开始下降：1934年时为了1个金卢布的有价物品，国家需要花费6卢布多，1935年——约为10卢布。（表二十三第6点）10101932—1935年，国家在外宾商店每获取1个金卢布，平均花费6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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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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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的经营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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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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