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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外宾商店：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 售货员永远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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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党员化、本地化和文盲。农民的外宾商店。犹太人问题。对“黄金”定量配给的渴望。“我们不能这样工作！”因干缩而损失的重量、漏损、粘结、喷射、被吸收。饱汉和饿汉。为什么衬衫上有口袋？大恐怖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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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的经营管理工作数量庞大而麻烦。1932年底，外宾商店只有大约2600人1254，到了1934年，仅在贸易网络中就有将近2.2万人1255。甚至在外宾商店关闭前夕，人数仍旧庞大：1935年10月，在外宾商店贸易网内有1.16万人，还有1000多人在中央和地区的行政管理机关。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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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问题是外宾商店的一个病灶。政府和管委会挣扎着二者取其——政治可靠或者职业技能强。通常，这两个特征不会同时具备：忠诚的党员——缺乏教育和贸易工作的专业经验，专业人才受过教育——但是“来自旧时代”。1933年春天，斯塔舍夫斯基写道：“挑选从社会观点看合适的外宾商店工作人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亚于在国营和集体农场揭露伪装的富农。”1257难怪进入外宾商店工作的人要接受格别乌的调查。在列宁格勒，为了尝试兼顾党性和专业性，成立了验收员培训小组，人员来自联共（布）党员、共青团员和工人家庭成员。1258但是,人员问题无法迅速解决，因此不得不寻求非党员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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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统计显示，外宾商店的领导在专业性和党性的问题上采取了折中做法。其管理和行政机关由教育程度较低的党员组成，他们发挥了贸易政委的作用。1259虽然，这些人数量不多，但是外宾商店的权力正是握在他们手里的。专家实行者（经济师、会计、商品学家等）和贸易工作者（售货员和收款员）几乎都不是党员，但是，他们大多数都受过教育、拥有经验。所有外宾商店管委会主席正如他们的履历所示，都是拥有较长党龄的职业革命者。外宾商店的副主席们是工农出身的党员，在党最困难的国内战争时期入党。12601935年（无其他年份数据），在外宾商店总部机关1261的18名领导同志中只有2名不是党员：进口办公室主任和总会计师。当时，在总部机关剩余的工作人员中，党员比重很小：518名工作人员中，只有94名联共（布）党员和15名共青团员。在各地外宾商店的办事处，党员和专业人士的比例也和总部机关相似。1935年，各地办事处负责人和外宾商店全权代表均为党员，其中大部分在国内战争时期入党。1262但是在剩下的1.38万各地外宾商店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中，党员加上共青团员仅仅略超2000人。1263例如,超过80%的列宁格勒外宾商店工作人员都不是党员。12641932年春天，在全乌克兰和哈尔科夫的外宾商店办事处（包括商店），187名在编人员中只有20位党员、9位共青团员。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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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格勒办事处的资料反映了外宾商店工作人员的社会出身和教育程度。12661935年春天，该办事处的1500名工作人员中，近1000人（超过60%教育程度较低，包括办事处负责人、他的副手、各工种的领导，还有几乎所有商店和仓库的经理、他们的副手以及商店和仓库内几乎所有的部门领导。大部分售货员（近80%的教育程度也偏低。列宁格勒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中三分之一（约500人，34%接受过中等教育，主要是会计、收款员和经济师。外宾商店列宁格勒办事处总共只有11名工作人员或不足1%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2名高级会计、3名收款员、1名监察员、4名经济师和1位律师。1267精英的列宁格勒办事处较之边远地区更有可能发现并吸引到训练有素的人员，但列宁格勒办事处工作人员较低的教育水平让人看到，“边远地区”工作人员普遍未受过教育、几乎文盲的情况更让人苦恼。例如，在外宾商店中亚办事处的领导（办事处管理人员、管委会驻各共和国的全权代表、代理机构和商店经理）中，没有一个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只有两人毕业于真正的学校，剩下的（22人）只接受过更低程度的教育。在中亚外宾商店的机关中只有两位专家受过高等教育：1个经济师和1个法律顾问，后者在沙皇时期就毕业于法律系。1268斯塔舍夫斯基主席承认外宾商店工作人员的教育程度极低，要求重新研究百货商店经理的人员构成。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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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的人员构成，就像镜子一样反映了1930年代所有主要的社会进程。列宁格勒办事处工作人员中，过去是农民的有850人，占总人数的60%。他们担任收款员（239人）、售货员（232人），还有在结算机关工作的（71人）。有一个年轻农民逃离了集体化运动并利用了工业化和易接触教育机构的机会，来到城市并接受了中等专业教育。1270大量以前的农民（214人）在外宾商店从事一些不需要技能的服务工作。规模第二的群体来自普通市民：375人，约为列宁格勒外宾商店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乍看之下，他们中近一半（186人）的人从事服务工作。显然，这都是“被剥夺权利的人”，这些人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无法获得更好的工作。“被剥夺权利的人”的存在解释了为什么在最低级的贸易工作者——服务人员中，很多人接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144人，其中3人受过高等教育）。列宁格勒外宾商店中，工人出身者大约20%（299人），他们担任售货员或者辅助工人。在列宁格勒外宾商店中，有3人是旧贵族，24人为以前的手工业者。主要面向市民的列宁格勒办事处的人员构成中占多数的是农民，这个情况证实了之前关于外宾商店社会属性的结论。外宾商店作为一个大众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精英现象，而是农民现象。在农民的国家里还能不是这样吗？——饥荒把农民赶成了外宾商店顾客，集体化运动和工业化把农民变成了外宾商店售货员。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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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不仅有党员面孔、社会面孔和职业面孔，还有异域面孔。这是一家多民族的企业：外宾商店办事处开设在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和很多自治共和国。公开宣称的民族平等和繁荣原则，以及工作人员严重不足要求广泛地吸引民族干部到外宾商店工作。外宾商店领导层尽力使商店经理和大部分地区办事处的机关工作人员为本地民族的代表。1272不过，为外宾商店的各民族办事处配备“骨干”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弄不到共产党员，受过教育的专家也不足。于是，不得不钻点儿空子。阿什哈巴德外宾商店的领导是俄罗斯族人，他写道：“按照当地法律，商店经理应为土库曼斯坦人，所以我们的中亚办事处任命我担任副职（请参阅《办事处无法任命更高的副职岗位》——作者注），而经理到现在都没看到。”他还抱怨道，外贸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下令实施土库曼斯坦化,“即在机关中，40%的人应为本地的土库曼斯坦人。我们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惑……在受过教育的少数民族中，很少，甚至没有具备相关技能的人”。写信人还指出了一个与本地人一起工作的困难
:“对他们不能提出强烈要求，因为他们是土库曼斯坦人。这会被视作沙文主义方法，继而成为政治丑闻。1273民族办事处的“本土化”有时会妨碍外宾商店领导的空想和野心，他们想设立精英售货员员额。举一个例子，区党委的一个委员会要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外宾商店的检查结果追究某位诺兹德拉乔夫的责任——诺兹德拉乔夫是一家商店的负责人，并兼任外宾商店管委会驻中亚的副全权代表。诺兹德拉乔夫被控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他似乎声称，“不会招收肮脏的乌兹别克斯坦人”，就像不招收“不系领带的共产党员”一样，因为外宾商店“使用外汇交易，而且需要多数是以苏联方式培养出来的专门服务员员额”。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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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亚外宾商店办事处领导构成的分析显示，加盟共和国办事处的最高领导层是混合的。在1932年初——外宾商店在各地区的拓展时期一外宾商店中亚办事处的负责人是俄罗斯族人韦列夏金，但在撤销办事处并设立全权代表处之后，其领导成了乌兹别克族的马哈茂德，而俄罗斯族人留季科夫被任命为副全权代表。1933年，中亚地区重要的乌兹别克斯坦办事处的负责人是M.N.赖科夫，他的副手为霍贾耶夫。较低职位的情况是：在分支机构领导和商店经理中，虽然有本地民族的人，但是以俄罗斯族居多。1933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办事处的管理人员和经理名单中,24个姓氏里有7个为“本地”姓氏，而在部门负责人和专家中，则完全没有。12751935年春天——在外宾商店关闭前不到一年——相关民族的人领导了8个外宾商店办事处：北高加索、喀山、基辅、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考虑到人员配备的困难，这已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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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提及贸易方面，研究者最初预计外宾商店工作人员中会有大量的犹太人。这一预测在对资料的分析中得到了证实。然而，外宾商店里的犹太人也是各不相同的：有些人是“因为革命”来到这里，另一些人是因为“生意”。外宾商店管委会所有的主席都是犹太人。首任主席什科里亚尔的四个副手中，有两位是犹太人。12761935年，外宾商店总部机关的18位领导同志中，按照姓氏判断，有11位是犹太人，包括管委会主席米•阿•利文森。1935年，犹太人几乎领导了所有的乌克兰代表处，虽然在文尼察和敖德萨这样的州，犹太人人数众多，但是并不占多数。1277外宾商店领导层中的大部分犹太人是在国内战争时期入党的。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层领导。外宾商店里还有一群犹太人——商店里的部门负责人、经济师、法律顾问等，他们大部分不是党员，而是根据自身专业进了外宾商店，在多数情况下干着和革命前一样的工作。1278据已发现的资料判断，国家领导层并不关心外宾商店中犹太人的可观数量，也没有极力增加犹太人的比重。这是自然而然的情况，是由客观原因导致的结果：在沙皇时代，犹太人参与贸易的比例较高，在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中人数可观。在清洗外宾商店机关时，并不是按照民族来确定“异己”的，而是按照阶级社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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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是男性占多数的企业：总部和地区领导层以及商店经理、部门负责人几乎都是男性。12791935年，在中亚外宾商店的众高层领导中只有一位女性——机要部门的负责人。12801933年秋天，列宁格勒的46名经理中只有2名女性，商店里的86名部门负责人中只有7名女性，在70多个领班售货员中只有2名女性。甚至在列宁格勒的普通售货员中，也是男性居多：448名售货员中，女性为136名。在列宁格勒，只有在收款员中女性居多（352名收款员中，323人为女性）。1281多数女性从事保洁员的工作。外宾商店管委会表达过对此事的关心，呼吁更积极、更大胆地吸收女性到领导层中，但是，一直到外宾商店关闭，这种呼吁也没改变实际情况。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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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国家以两个原则分配物质福利——权力大小和工业化生产参与度。国家供应系统中，条件最优越的是苏联精英（党、政、军、科学文化精英）和工业人员。1283外宾商店是外汇企业并直接为工业化服务，为此，其工作人员也享有国家的特权。特殊的“黄金”定量配给和相对较高的工资证明，苏联领导层认为外宾商店工作人员的待遇至少不应低于工人。让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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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工作人员最重要的一项特权是定量配给。它被称为“黄金”定量配给，并非毫无道理。他们的定量配给包括了外汇出口商品，以食品居多：面粉、油、烟熏制品、通心粉、大米、干酪、糖、鱼、茶。当其余人在外宾商店用黄金换购这些商品时，其工作人员可以用普通苏联卢布按照合作社价格购买。1284政府允许给他们发放需用外汇购买的定量配给，并非出于慷慨，而是形势所迫。此举旨在停止外宾商店里的大规模偷盗行为。最初，定量配给仅提供给售货员、验收员和外汇收款员，也就是那些在工作中“经手”外汇、珍宝的人，结果商店面临了更多被盗窃的可能。1285最初，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保洁员、辅助工、仓库工作人员、司机、船舶补给员和保安并不能领到“黄金”定量配给。1286按照“黄金”定量配给对工作人员进行区分引起了很多委屈、抱怨、敌意、人员琐事。“很快所有人就要散了”，一位经理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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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8月，外宾商店管委会主席什科里亚尔请求外贸人民委员部允许向所有“接触外国人的”职员提供定量配给和衣物，否则，外宾商店工作人员的随意形象会吓跑顾客，并为反苏言论提供素材。1287一些来自边远地区的信函证实了什科里亚尔的话。1931年一封来自巴塔米的信写道：“比如，我们的会计坐在店里，在客户面前几乎赤脚，衣衫褴褛，这给来访者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1288渐渐地，由于“自下而上”的压力，外宾商店管委会扩大了定量配给的范围，包括了其他类别的工作人员。虽然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批准，但在1932年秋天时，商店和仓库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能得到定量配给，包括经理、会计和看门人。只有办事处和管委会的管理机关仍旧维持以前的限制，但办事处管理人员很多时候会兼任商店经理并以经理职位领取“黄金”定量配给。1289很快,管理人员也被正式纳入了定量配给的名单：1932年12月，外贸人民委员部请求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批准向管理机关的优秀工作人员发放粮食定量配给，并取得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工农监察人民委员扬•埃•鲁祖塔克的同意。1290不过，1933年的粮食危机要求对过度的外汇定量配给范围进行规范，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重新把定量配给对象限定为售货员、收款员、会计、商店负责人及其助手。1291定量配给是人们愿意到外宾商店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各地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取消定量配给后，有些工作人员立刻就辞职了。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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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工作人员在当时的工资较高。1932—1933年，办事处管理人员的工资为每月350—500卢布。1293总会计师月薪500卢布，商店（萨拉托夫办事处）负责人250—300卢布，商品学家——250卢布，售货员——100—200卢布，簿记员和会计——约200卢布。12941934年，外宾商店贸易网络工作人员的平均月工资约为160卢布。1295为了估算外宾商店的工资水平，我们将其与非外宾商店工作人员的工资进行一下比较。1933年，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苏联中央机关高级干部（苏联及加盟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书记及其副手，苏联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主席，苏联和加盟共和国的检察长，红色教授学院院长等）的固定月工资为500卢布。个人最高工资达800卢布。当时工人的平均工资为125卢布，只有小部分高薪工人的月薪能达到300—400卢布。医生的月工资为150—275卢布，中小学老师——100—130卢布1296,格别乌驻各地的全权代表及总部司局长月薪为350卢布，警察机关和刑事部门的侦缉人员月薪为275卢布。1297中下级医务人员月工资是苏联最低的，为30—5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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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提及外宾商店优厚的工作条件时，不应忘掉中央和“边远地区”的差异性。1930年的社会等级划分不仅取决于权力依附度和工业生产参与度，还取决于生活区域。办事处管理人员和商店经理们的抱怨证明，外宾商店工作人员“离首都越远特权越多”的说法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他们的工资常常被拖欠。1298定量配给发放不准时且不面向所有人,边远地区定量配给的种类和质量远远差于大城市外宾商店工作人员的定量配给。事实就是这样，要知道“黄金”定量配给来自商店中现有的食品，因此“边远”的外宾商店的供应普遍较差。此外，外宾商店的精致美食吸引不了饥饿的人：昂贵的面粉、干酪、烟熏制品、肥皂占据了定量配给的大量金额，但是无法养活家人，人们请求多给他们一些黑麦面粉。12991933年，政府在外宾商店实施了基于计划完成程度的差异化定量配给制度。1300此时，为了能获得足额的12卢布定量配给，有价物品的验收员需要每月“接待”4200名“上交者”！每减少600名“上交者”,定额配给额就减少2卢布，所以如果一个月服务了2400人——这是个巨大的额度！那么验收员只能获得一半的定量配给额度，即6卢布。1301计件机制沉重打击了边远地区小商店的工作人员，这些地方由于顾客人数有限，外汇计划长期无法完成。一位经理高呼：“怎么能把验收员变成计件工？他的工作完全取决于有价物品的上交者，有上交者的时候，验收员就工作，没有的时候就只能无事闲坐着。”1302外宾商店的定量配给越来越不适合那些有家庭成员需要赡养的人。按照当时实行的配给制规定,受赡养者应由主要“赡养人”的工作单位提供配给，但由于外宾商店拒绝供应这些人，他们就完全得不到定量配给。1933年，日兹德拉的外宾商店百货商场工作人员抱怨“不够吃”，是在“慢性自杀”，请求把他们转入国有企业的普通集中供应体系。其他地区也提出类似请求，即从外宾商店定量配给转为非外汇国有企业的定量配给。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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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研究的西部、中亚和西北办事处资料证实了“边远地区”人员的高流动性和危机。1304由于人手不足，只能弄来任何能上岗的人：教老人计量和计算，灌肠工人进香料厂工作。1305为了尝试改变这种状况，管委会把莫斯科的工作人员派往各地，但由于恶劣的工作和居住环境，把他们留在“边远地区”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外宾商店土库曼斯坦办事处负责人奇若夫奉管委会命令和一群莫斯科人在中亚开创了外宾商店的事业。很快，他们就向管委会发去了失败的报告。他们称莫斯科人“情绪低落”“所有人都希望返回莫斯科”。但是，新上任的土库曼斯坦办事处负责人奇若夫尤其令人感到愤怒，他拒绝做事，和所有人吵架，用“地下室”恐吓下属，还威胁“要自杀或者杀掉别人”。报告者认为，奇若夫想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尽快被从土库曼斯坦召回，他不满地说：“如果你们不喜欢我做领导，那就把我送回莫斯科。”他甚至要求在管委会面前中伤自己，报告自己的不称职，就是为了尽快被免职。1306不是所有人都像奇若夫一样胡闹——有人在醉酒中离开，有人要求接受治疗。档案文件解释了人们绝望的原因：各地外宾商店的组织者肩上担负着重任——拼命工作、神经损耗、疾病加剧。由于住房不够——奇若夫和其他莫斯科人住在一个房间里——管委会的外派人员不能携带家属。13071933年底，有些地区办事处开办了短训班，在当地培养人员，但是外宾商店时间不够，难以解决人手问题。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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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的工作条件比较艰苦，在其贸易网络扩张期尤甚。顾客纷至沓来、大排长队，工作人员不足，导致了连轴轮班、超时加班。工作人员为了休息日而战。管委会禁止经理、收款员、售货员、评估员、稽核员在公共假日和“集市日”休息，1309因为这些日子会迎来大量顾客。1310然而，工作人员们会不顾惩罚擅自离岗。外宾商店的日常工作包括内部的生产会议和政治学习、紧急编制详细的报表，这使会计师完全无法回家。列宁格勒一家外宾商店的经理写道，他的职工从早上干到半夜：“常常请求离开——大哭，歇斯底里地大哭：’我们不能再这么干了，连家都忘了，不能这样工作。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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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不足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专家们栖身在楼梯下的小间、储藏室、阁楼里，或者硬纸隔板后面。1312看看，列宁格勒第四商店的工作人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会计处大部分人位于楼梯下的小间里，小间因其狭小拥挤而得名“兔子饲养场”。2米高的闷热小房间，最多时每张桌子9个人，18个人栖身其中。如果有人需要从位子上站起来，那么必然有几个人也要站起来。会计处其他职员在一楼一间穿堂房的硬纸隔板后面.其中有10—13张桌子，32人在此工作。在通道的隔板后面是一个公用的存衣室，窗台下一直有人喝茶，送货和倒垃圾的装卸工跑来跑去，保洁员连同自己的生产工具也在这里，旁边的另一块隔板后面就是排着长队、吵吵闹闹的收购点。嘈杂声，讲话声，不间断抽烟带来的烟雾。而且,不论什么时候，商店员工都会跑到会计处打电话，因为整个商店只有两部电话 部在经理那里，大家尽量不去打扰他，另一部在总会计师这里。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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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描绘出了外宾商店工作人员的群体性心理肖像，其主要特点是特殊感和精英感，但是这种感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关。其来源是与外宾商店工作相关的特权：能接触外汇珍宝和紧缺商品。下面是外宾商店列宁格勒办事处领导人的说法：“毫无疑问，外宾商店工作不同于合作社和其他国有贸易企业的工作。外宾商店是一个全新的组织，没人敢说自己是外宾商店问题的专家。这不是用苏联卢布结算的销售，或是在现有食品和商品库框架下的工人供应。我们现在从事的是黄金、无现金结算、有效外汇和流通券业务。”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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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感在实践中各有不同。外宾商店管委会要求自己的工作人员与较高的地位相符——专业技能、威严、文明行为。外宾商店工作人员，从经理到保洁员，大部分不把自己工作的特殊性理解为对自己额外要求的必要性。他们期待社会的尊敬。在这个长期物资紧缺的国家，贸易工作者总是拥有特别的社会声望，而外汇贸易的工作者声望更高。与精英贸易的牵连成了对顾客狂妄、蛮横、轻蔑态度的源头（在苏联其他贸易中，没有那么强烈），更不用提对那些连外宾商店都进不了的人了。外汇贸易所赋予的特殊社会地位成了权力的来源。看门人在外宾商店明镜般的门口感觉自己有权去推东张西望的人，这并非偶然。档案文献构筑了外宾商店内部世界——类似于左琴科的主人公们的世界：吵架、酗酒、阴谋、工作中通奸、告密、坑害、裙带关系。当然，还有盗窃。1315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1316，以及外贸人民委员部内部常常讨论外宾商店的盗窃问题。上述部门的下设委员会检查了外宾商店的办事处和商店。1934年1月，为帮助外贸人民委员部的贸易监察机关，外宾商店设立了自己的特别监察机关，用来打击舞弊和盗窃。1317每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办事处、跨地区仓库、仓库和大型商店应当设立专门的监察员岗位，监察员应当监督对物资负有责任的人——售货员、收款员、验收员、仓库保管员，查明“服务人员方面的犯罪要素和内部的同谋者”。从责任清单判断，监察员应当像费加罗那样，机灵而无处不在、眼光锐利、思维活跃，要同时出现在商店大厅、仓库、会计处和行政办公室。1318长期的书信往来证明，办事处并不急于设置这个告密者岗位。管委会不得不通过威胁和呼喊进行推动。1319 “关于打击欺诈活动技巧”的会议帮助了办事处里的监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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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鞭子（镇压），还是蜜糖饼（“黄金”定量配给和高薪）都不能制止盗窃。供应商在包装和卸货时实施盗窃，而运输工和装卸工则在运输过程中实施盗窃。在打开装运箱时，经常发现里面是用来平衡被盗物品重量的石头、砖块、旧秤驼等重物，1320所以办事处要求无论如何都不要在货物上注明这些物品是提供给外宾商店的。1321外宾商店工作人员会在仓库和商店里监守自盗。外宾商店里的舞弊行为上了中央级报纸的版面。1322参与盗窃的既有吃饱饭的领导，也有饿肚子的下属。外宾商店里发生的罪行从几千起盗窃到偷个苹果或一块香肠。1323偷盗源于普通的人性——饥饿和贫穷以及贪婪。除了一些经典的贸易犯罪，人们还发明了外宾商点特有的致富和生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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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的领导是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经受住了伤寒时的饥饿，但是没能在“富裕”的考验中坚持住。在1932年秋天，外宾商店管委会主席什科里亚尔“因挥霍黄金储备”而被免职是特别有影响的事件之一。莫斯科州办事处负责人的两位副手丘巴斯克和列别捷夫因牵涉此事而被查办。1324按照当年的标准，什科里亚尔只受到了轻微的惊吓，在离开外宾商店之后，他被派往下伏尔加边疆区蓄养牲畜。可以说他是幸运的，盗窃发生在1932年，而不是1937年。1325斯塔舍夫斯基担任主席期间，对国家资金的挥霍仍在继续。13261935年初，时任外宾商店管委会副主席的格-伊-穆斯特因侵占1.5万卢布而被免职、开除党籍，并在被捕后被移交法庭。1327他不是外宾商店管委会里的“白乌鸦”。受到类似指控的还有外宾商店管委会党委书记科斯特科、基层委员会主席叶夫列莫夫、一些局长和处长（萨别利曼、舒哈多维奇、阿佐夫斯基、尤尔根索夫、扎克罗钦斯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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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和“黄金”定量配给使外宾商店行政管理人员（办事处领导、商店经理、总会计师、商品学家）生活得相对舒适。特权并没有阻止这些人犯罪。行政管理人员参与的有组织盗窃的方法各有不同：伪造关于商品数量的数字记录，在盘点时人为多计或少计剩余物，销售时以次充好。类似的盗窃行为没有因为有组织的统计系统而得到缓解，其原因不仅是玩忽职守，还因为贸易的特点——1930年代初期，在商店中应用的是商品金额统计，并不统计种类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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