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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发生的档案革命使历史学家可以接触到尘封的文献,也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研究的真正繁荣。1426正是在那时,包括我在内的大量年轻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开始反对1930年代历史的完全正面形象以及在苏联官方历史编纂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爱国主义”。1427下列这些出色的历史学家属于俄罗斯“修正主义者”中的杰出者:叶莲娜•祖布科娃、奥列格•赫列夫纽克、亚历山大・瓦特林、谢尔盖•茹拉夫列夫、塔季雅娜·斯米尔诺娃、叶甫根尼·科金等。1990年代初发生档案革命后,出现了很多新俄罗斯史的研究著作,我的书《“斯大林时期繁荣”的背后》就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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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新的俄罗斯研究著作总体而言具有揭露性,而且高度集中在以前的苏联历史编纂中被禁的话题,大饥荒和镇压是其中的主要话题。俄罗斯历史学家认识到斯大林主义不仅是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现象,还是一个社会现象,这与西方“修正主义者”的研究不谋而合。然而,由于在苏联历史编纂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是斯大林统治的正面形象和斯大林镇压带给苏联数代人深重的民族伤痛,因此,俄罗斯的“修正主义者”较之西方同行更难接受斯大林主义除了镇压,还存在着务实主义和建设的特点。关于社会支持斯大林领导层改革且有部分特定社会群体合理参与其中的论点是西方修正主义历史编纂中的核心论点之一,但并未在俄罗斯研究斯大林主义的新著作中得到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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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990年代中叶在西方出版了尤里-斯廖兹金和斯蒂芬•柯特金的新书。1428它们激励了大量有天赋的追随者,并标志了俄罗斯史研究中“后修正主义”1429的诞生。有些分析家认为俄罗斯史研究现状是一种历史编纂混乱,但是,我更认同那些主体和方法各异甚至丰富的研究者。1430“后修正主义”是创造性思维和之前学术流派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成果。“3。“后修正主义者”继续沿着西方“修正主义者”开启的道路寻找着社会合理支持斯大林主义的原因。但是,在此情况下,他们又回归了“极权主义流派”的论点,即斯大林主义具有形成意识形态和国家的作用,但他们认为这种作用并不源于镇压。“后修正主义者”还认为,在斯大林治下的国家还有一种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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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修正主义者”大幅扩展了俄罗斯史研究的主题边界,在关注意识形态1431、政治和社会进程的同时,还特别关注文化学和语言学问题、符号学(研究标志和象征物)、微历史、日常生活史、研究个体世界观和自我意识、社会和民族身份(identity).历史文章的文学分析等。1432后现代主义对于当代历史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历史学家更有兴趣揭示人对现实的理解,而不是研究现实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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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修正主义者”丰富了历史研究,创造性地借用了其他学科对于人和社会的研究方法:文化学研究、人类学、语言学、认识论(关于认识的科学)、文艺学等。1433要说“后修正主义”在俄罗斯史研究中真正的革命性意义,那就应当指出,在当代西方历史编纂中明显侧重于臆想世界的研究,出现了脱离现实世界研究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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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修正主义者”的著作不仅揭示了斯大林主义的新内涵,还提供了另一种概念。在研究主义和方法各异的情况下,“后修正主义”的共同的中心论点是,承认“苏维埃试验”是现代(20世纪)国家和社会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斯大林主义包含了实用主义、合理性、社会主义1434和朝着进步前进,首先表现为对于建设工业发达的社会的渴望。1435作为“后修正主义”的主要史学家之一,斯蒂芬•柯特金认为,社会主义的含义(及其力量)并不是“极权主义流派”研究者所认为的通过破坏社会建立起庞大的国家机器,而是建立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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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治下的国家参与建设新社会的观点是“后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最大的区别之一:后者聚焦于研究社会对国家的影响。虽然上述概括中存在着例外1436,但可以说,“修正主义者”竭力揭示的是个别社会群体在形成斯大林主义现象中的作用,主要是作为体制中社会基石的新精英群体,而同时期,“后修正主义”揭示的是斯大林治下的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和社会主义对个体的影响。1437因此,“修正主义者”和“后修正主义者”的著作可以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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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公民可以在“后修正主义”观点中听到苏联的故国口号和官方苏联史编纂的基本理论——“人民关心的国家”“在世界上建设新社会的进步思想”,但“后修正主义”的亲苏联解读或许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承认在斯大林主义中存在现代的进步特征,那么“后修正主义者”就无法否认其镇压性。斯大林主义的当代概念——各科学术流派的工作成果——将其定义为一种包罗万象的复杂现象,镇压和进步思想的具体表现兼而有之。当代研究者不喜欢使用“极权主义”和“极权体制”这种极端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冷战”时期的标签来简单地代表斯大林主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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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宾商店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斯大林主义的历史编纂思想,指向了当代史学家观念中的某些矛盾,同时就其中的一些提出了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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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不仅仅是贸易企业的外宾商店的概念性认识中,我运用了很多上面提及的“修正主义者”和“后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将外宾商店视为斯大林主义的一个表现。外宾商店证实了,在1930年代的国家政治中,非理性破坏活动和工业务实主义(甚至有时会达到商品拜物教的程度)并存,即承认工业发展居首要地位,超过其他的目标和思想。1438斯大林治下的国家将进步和建设工业社会混为一谈,并相信国家在实现工业梦想中的特殊作用。正是当时,外宾商店展现了社会在实现和调整国家计划中的作用、献给工业化圣坛的无数祭品以及人们自有目标和计划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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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外宾商店理解为一个斯大林主义的现象,这从概念上讲发展自我的上一本书《“斯大林时期繁荣”的背后》。在那本书中,斯大林主义被解读为国家建立的、由工业发展优先路线决定的一种社会经济机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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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我把人民供给系统作为斯大林主义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进行了研究:在私人生产和私人贸易遭到破坏的饥饿国家,政府利用粮食和商品的集中分配,软硬皆施地推动和激励了工业发展。1439外宾商店完全可以被列入工业实用主义衍生出的社会经济机构之列。在追逐工业梦想时,斯大林领导层牺牲了数百万人,但正如外宾商店史所示,被牺牲的还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政治经济学的严谨性。为了工业化的利益,斯大林领导层不得不限制了国家的外汇垄断,首次且唯——次允许苏联公民在苏联境内将外汇和黄金作为支付工具使用。此外,外宾商店还忽略了阶级立场:在外宾商店里不会像在1930年代其他生活领域里十分普遍存在的按照社会标记来区分顾客的情况。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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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提到,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的斯大林主义包括了市场制度。在10—15年前,苏联和西方的研究者认为斯大林时期的经济是没有市场的,充其量就是允许合法农民(集体农庄)市场绿洲的存在。在对1930年代苏联经济的这种认识中,当代研究者并没有比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走得更远,后者经过1920—1940年代的长时间争论后承认,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丰富的,而不是平均分配的经济,但不管怎样,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并不愿意看到在计划和集中控制之外还存在大量的社会经济区域。《“斯大林时期繁荣”的背后》一书挑战了这种传统认识。1441该书首次把1930年代的苏联经济当作集中计划供给(1930年代上半叶的配给制和下半叶的苏联国营贸易)和广泛遍布的黑市的共生现象予以呈现。1442外宾商店史使我们进一步发展了对于斯大林主义概念的认识,将其视为计划和市场的独特共生现象。外宾商店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现象。作为社会主义企业,外宾商店在饥荒时本应按照人民利益行事。相反,外宾商店利用了饥荒以及“有利的”市场行情,靠着人民的苦难发财,但这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国家工业发展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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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斯大林主义理解成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在斯大林治下的国家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作用。恰恰相反,就像对外宾商店的研究所示,在有违工业化外汇利益的情况下,正是意识形态动机决定了国家对于港口外宾商店里的外汇卖淫行为持否定态度,并对格别乌动摇外宾商店外汇工作效率的胡作非为熟视无睹,还禁止了希特勒德国寄给伏尔加流域日耳曼人的汇款。思想动机还是外宾商店关闭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不否认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的巨大作用的同时,本书呼吁重视斯大林主义社会经济机制的作用,正如外宾商店所示,其中包括了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大规模国家经营行为,更有趣的事实是,集中计划经济中的任何获利行为都被官方视作经济犯罪——投机活动,按照法律会遭到追捕,而在外宾商店里,斯大林的国家不顾自己的禁令“大肆”经营,就像一个资本主义者一投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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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应和斯蒂芬-柯特金进行适度的争论。他的主要著作《磁力山》的中心论点是,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拒绝资本主义原则之上的新型文明。在之后的一本书中,柯特金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归为“非自由的”、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类型(illiberal noncapitalist modernity)。换言之,柯特金认为以非资本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成于苏联。事实上,苏联领导层公开宣称拒绝资本主义,并试图在拒绝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取得进步,但外宾商店史证实,无法保持这种纯洁性。经营行为和市场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1443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被忽视,但其独树一帜地显示了,在苏联实际上并不存在反资本主义的纯洁。1444那么,反过来行不行?——“后修正主义者”的研究表明,20世纪的现代性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严格要求。如果认同“后修正主义”的中心论点,即斯大林领导层的目标是建立现代国家,那就无法绕开市场,因为现代经济无法脱离市场存在。苏联式现代国家的特点不在于没有市场,而在于市场必须在集中计划经济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上运作。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也会为市场发展设立边界。苏联市场的特点是——只有国家可以开展大规模合法经营活动(外宾商店就是一个例子),人民的市场积极性主要是在“地下”变形的形态下发展。虽然,苏联的农民市场和黑市是自治程度最高、自我调节的经济系统,在这里供需关系决定价格,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经受了国家的指令干预和强力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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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史让我们在讲到斯大林主义经济时,不去局限于计划和市场这种相互排斥的术语,而是确定其相互关系的平衡以及相互正向(和反向)发展特点的平衡。1445因此,可以认同“后修正主义”的这个论点,即在研究斯大林主义现实、实践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应是有边界的。事实上,斯大林时期人们的世界观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冷战”的苏联学家的世界观一样,都是植根于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基础上的。那些研究思想世界的学者难以回避这种两极模式,在研究斯大林主义现实的物质发展进程时,将其预设为某种对抗极。很多斯大林主义研究者都写到过苏联在1930年代对西方经验的效仿,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领导层想要苏联成为西方那样或者要借鉴资本主义,这只是反映了现代化的要求,这些要求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通用的。因此,斯大林领导层“借鉴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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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后修正主义”的研究著作引起了对于斯大林主义现象中共通、特殊和独特的相互关系的关注。承认“一战”后盛行的现代国家发展进程的共通性、将苏联社会主义视作这一进程的一部分,这几乎等同于在当代历史编纂中否定了苏联经验的独特性。著名美国史学家彼得-霍尔奎斯特(Питер Холквист)认为,收集详细而庞大的人民信息的国家制度的发展不是苏联的现象或社会主义的独特之处,而是欧洲的普遍趋势、现代政治的功能。因此,斯大林体制是一种植根于新治理原则的现代国家(国家安全的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其实质是从管理国土转为管理人民。与过去国家治理体系不同的是,在20世纪,收集人民大量信息是全面战争威胁下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国家建立民族共同体、建立政权希望的社会识别类型、确立人民自我表现形式的基本使命。霍尔奎斯特不认为苏联经验具有排他性和独特性,因为当时所有的大国都利用类似做法收集人民信息。他将苏联经验视作当时泛欧洲趋势的特殊表现。苏联的特点在于政权利用新治理方法的方式和目的。不过,在谈及苏联的特点时(试验规模、阶级一意识形态立场、各生活领域的政治化,尤其是利用收集人民信息的国家系统实施社会主义建设和创造新人类的庞大计划),我认为,霍尔奎斯特有违自己的主要论点,恰恰揭示了苏联试验的独特性,因为它是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尝试如此宏伟计划的。1446我并不怀疑“世界上的总体进程具有普遍性”论点的重大意义,我想指出打破合理平衡和失去历史特点的危险性以及斯大林主义现象的独特性(斯大林主义现象中的“泛欧趋势”呈现了激进和悲剧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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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柯特金的著作指出,正如“后修正主义者”对斯大林主义的认识那样,普通性和特殊性之间存在着更清晰的连接问题。在《磁力山》中,柯特金称斯大林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反资本主义文明,不同之处不仅在于意识形态、政治体系和经济形态,还在于符号系统、语言和讲述方式、个人生活中的社会行为类型,甚至还有衣着风格。他认为,斯大林主义是新的社会识别类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体系。《磁力山》关于苏联文明特殊性的中心论点在某种程度上和柯特金后来的文章结论相悖,后者指出,苏联发展遵循了现代化的总体进程。1447然而,柯特金在文章中公正地指出,在普遍性的发展趋势中,每个国家都会提出自己的认识以及建设现代国家和社会的道路,甚至会按照“现代性的形态”为国家分类,但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归纳和论述还不够。要探究斯大林主义现象中共通、特殊和独特的相互关系需要进行更为细致的经验主义分析。“后修正主义者”主要强调斯大林主义和周边世界发展进程的相似性,但无论是在理论中,还是在具体的历史资料中,都必须揭示出,斯大林主义下的世界发展总体趋势如何,为什么变得特别、特殊而独特。本书是这种做法的实例,揭示了世界大国建设工业高科技社会的共同倾向如何、为什么在苏联计划经济中表现为国有外汇企业“外宾商店”的特殊—独特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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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俄罗斯档案的公开,出现了很多描绘斯大林时期日常生活的作品。1448我对日常生活的理解与很多学者相似,即视之为国家和社会复杂而活跃的互动:当时,国家努力构建并统辖苏联社会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人们为了适应新条件并追求自己的生活利益,根本性地修正了国家计划。在《“斯大林时期繁荣”的背后》中,日常生活的这种认识反映在对黑市的社会本质和作用的解释中:作者认为,日常生活是一种社会现象——人民为了适应国内长期物资紧缺且饥荒反复爆发的生活而锻炼出的生存和致富策略的总和(在当时的苏联认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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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常生活现象的外宾商店也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产物。它是国家领导人决定设立的,工作目标和原则也由领导人决定。但当国家把外宾商店赶到“工业化跟前”时,人们“为了自己”而适应了它。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们给外宾商店带去的东西超出了创造者的想象。根据人们的提议,外宾商店开始接收其他种类的有价物品。此外,人们扩展了苏联的外汇交易范围,使外汇黑市成了外宾商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会大众的参与不仅改变了外宾商店的业务范围,还丰富了它的内容。外宾商店既是动员人民外汇资金用于工业化需要的机制,还是人民创造力的表现。按照苏联领导人的想法,大城市的外宾商店是“文明贸易”的沃土——未来消费社会的先声,然而,作为日常生活的现象的外宾商店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世界的一部分——数百万农民为此做出了贡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他们充实了外宾商店的顾客和售货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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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讲述了社会生存史,它是苏维埃国家生存的方式,也是国家领导层创造力的表现,领导层将社会主义命运和实现工业腾飞联系在一起。最后,国家和社会共同参加了计划的实施和调整:人们为了生存和应得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奋斗,他们上交有价物品,帮助自己,有时也会违背自己的初衷助力斯大林领导层的工业计划,而创造了外宾商店的政府则丰富了日常生活策略和社会生存战略。俄罗斯日常生活诞生在国家和人民的合作和对抗的作用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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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这项研究的意义。外宾商店是一家贸易企业,在繁荣时期,在全国拥有1500家商店。到外宾商店购物的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领导精英。分析外宾商店的贸易经营活动有助于搞清斯大林时期产生的消费社会和苏联消费文明的特点,揭示国家在商品消费领域发展中的作用以及社会对这一进程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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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消费社会的出现虽然是当代历史编纂中的新主题,但该主题十分活跃。1449最新的研究认为,1930年代的苏联贸易和消费处在全球性大规模商品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发展进程中。1450不过,在此情况下,所有研究者都指出了苏联消费社会的发展特点,各自阐释了苏维埃国家向物质主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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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是在反资本主义、反市场的平均分配和禁欲主义口号下成功的,但这些并不是社会主义消费文化的主要原则。国家领导人的方针是发展贸易、增加物质财富、提高消费水平,并在某种程度上资产阶级化、恢复现代消费社会的价值。研究者们各自提出了这一变化发生的时间。朱莉-赫斯勒认为,政府对消费领域态度发生变化的标志出现在1920年代初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1451不过,当时在国家政治中实践消费领域的新方法受到了限制,因为消费品生产、零售和日常服务都掌握在私人手中。国家在1920-1930年代之交的“社会主义进攻”中破坏了私人经济部门后,事实上揽下了生产消费品和供给人民的垄断性责任。正如朱莉-赫斯勒的著作所示,从1931年起,在确定新的国家政治目标和新的消费思想之后,“文明贸易”的口号出现在苏联领导人口中。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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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0年代上半叶配给制期间,“社会主义文明贸易”仅限于精英商店和高价商店,包括国家营利性商店、示范性百货商场1453和外宾商店。外宾商店在成立时原本设想成为面向外国人的文明贸易样板。工业化和饥荒导致只接受外汇的外宾商店向苏联消费者敞开了大门。此后,除了大城市里的奢侈商店,外宾商店作为一个大规模现象不再是文明贸易企业。饥荒时期典型的外宾商店不是明镜般的商店,而是向饥民成袋出售黑麦面粉的阴暗肮脏的小铺子。国家没有能力把150。家外宾商店全部改造成文明贸易的示范性商店,也没有经济动因——饥民不会吹毛求疵,给什么就拿什么。在饥荒的帮助下工业计划得以完成,这使斯大林领导层暂时延缓实施自己宣称的“文明贸易”口号下的社会主义消费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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