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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的理论学说常常与事实不符：在不可避免地追求全面的世界统治权时,斯大林主义不仅牺牲了个人利益和本国国家利益，还牺牲了本国体制。总之,实现极权主义制度的主要目标——全面控制全人类——将导致极权主义的失败，因为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只能存在于动荡混乱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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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流派”历史学家使用的是所谓的斯摩棱斯克档案——联共(布)斯摩棱斯克州委文件，这套档案在1941年斯摩棱斯克沦陷期间为德国人获取,之后又到了美国。那些年，西方研究者能接触到的另一个资料来源是苏联移民访谈和苏联媒体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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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斯大林时期的负面档案信息是保密的，“修正主义者们”最初“揭示了”社会大众对斯大林改革的支持。随着俄罗斯档案的解密，出现了关于对抗和不服从体制的著作。将西拉•费茨帕特里克和琳恩•维奥拉的早期著作跟其后的著作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一趋势——西拉•费茨帕特里克：《1921—1934年苏联的教育和社会活动性》，剑桥，英国，1979年(FitzpatrickSheila,EducationandSocialMobilityintheSovietUnion1921—1934,Cambridge,UK,1979)；作者同上：《斯大林的农民：集体化后俄罗斯农村中的反抗和生存》，纽约，1994年(Stalin’sPeasants
:Resistance andSurvivalintheRussianVillageafterCollectivization,N.Y.,1994);琳恩•维奥拉：《祖国最好的儿子：苏联集体化先锋中的工人》，纽约，1989年(ViolaLy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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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正主义的命运和意义，可以参阅西拉•费茨帕特里克的新作及杂志上西讨论材料——西拉•费茨帕特里克，《追忆修正主义》，载《斯拉夫评论第67卷第3期(FitzpatrickSheila,“RevisionisminRetrospect,,//SlavicReview.vol.67,no.3)(2008年秋天)。关于“修正主义者”在研究斯大林主义中贡献的批判性思维、研究这一现象的学术流派的承继性以及对“新极权主义“的批判，可以参阅大卫-福克斯•迈克尔的《关于意识形态为先。苏联修正主义者和大屠杀否认者(对马丁•玛利亚的回应)》，载《批判》第5卷第1期(2004年冬天)(David-FoxMichael.“OnthePrimacyofIdeology.SovietRevisionistsandHolocaustDeniers(InResponsetoMartinMalia)”//Kritikavol.5,no.1)o在这篇文章里，大卫一福克斯在法国革命和德国纳粹主义的对比研究中分析了“极权主义流派”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揭示了两个学术流派间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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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俄罗斯史研究中的档案革命成果的具体分析，可以参阅R.W.戴维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苏联史》，伯明顿，1989年(DaviesR.W.SovietHistor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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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苏联史编纂中的冷战及苏联的终结》，载《俄罗斯评论》第61期(2002年1月)(ViolaLynne.“TheColdWarinAmericanSovietHistoriographyantheEndoftheSovietUnion”//RussianReview,no.61)o斯蒂芬•柯特金提出了批判性的看法，他认为研究者夸大了档案革命的意义和成就——斯蒂芬•柯特金：《这个国家——是不是我们？回忆录、档案、克里姆林宫研究者》，载《俄罗斯评论》第61期(2002年1月)(StephenKotkin.“TheState一IsItUs?Memoirs,Archives,andKremlinologists”//RussianReview,no.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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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主义的俄罗斯史编纂中，“修正主义”不仅仅是年青一代中的现象。对1930年代苏联史的批判性讨论使老一辈有名望的苏联历史学家公开对官方史进行了修正。维•彼•达尼洛夫发挥了特殊作用。他I960年代的早期著作应被视为1990年代初档案革命时期俄罗斯“修正主义”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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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后修正主义者”也是修正主义者，因为他们重新审视了现有学术流派的思想。在学术文献中，“后修正主义者”也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因为意识到任何概括性名称的相对性，我更愿意称之为“后修正主义”，因为新一代历史学家虽然受到过后现代主义的深刻影响，但是未必能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阅鲍里斯•米罗诺夫：《后现代主义来到俄罗斯了吗？评〈美国俄罗斯研究〉选集》，载《批判》第4卷第I期（2003年冬天）。MironovBoris.“HasPostmodernismCometoRussia?CommentsontheAn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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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RussianStudies”〃Kritikavol.4,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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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认为俄罗斯史研究学术流派的更迭是这样的：论点（“极权主义流派”）——反论点（“修正主义者”）——整合论点（“后修正主义者”）。他指出，这里指的不是历史学家的划分，而是历史学家在不同时期的观点变化：早期著作属于“极权主义流派”或者“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在自己各种最新研究中也会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米罗诺夫和迈克尔•大卫-福克斯存在争论，后者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没有按照研究著作来划分研究者，而是按照其所属世代进行分类（“父辈”一“子辈,，一“孙辈，，）。按照这种分类，从1950-1960年代开始发表著作的老一辈历史学家即便后来观点发生了变化，仍会被列入“极权主义流派”追随者之列。大卫-福克斯之后也赞同了米罗诺夫的意见。鲍里斯•米罗诺夫：《后现代主义来到俄罗斯了吗？》，载《美国俄罗斯学家：近年历史编纂学的标杆》选集，大卫-福克斯编辑，第2卷，萨马拉,2000—2001年（Американскаярусистика
:Вехи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последнихлет.Анталогия.Подред.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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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эвид一Фокса,2тт.Самара,2000—2001；迈克尔•大卫-福克斯：《关于意识形态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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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在近年的研究著作中积极回归了斯大林主义现象中的意识形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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