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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来人们最在意的问题，似乎是谷歌是否正在变成一家邪恶的公司。当然，竞争对手、版权持有人和其他人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谷歌正在侵蚀它们的利益。隐私权拥护者也这么认为，他们只是基于一个事实，即谷歌拥有数量惊人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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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家如此庞大、如此强势、控制着几乎涉及每个人的如此众多的个人数据的公司，是很难取信于人的。一个意外的安全漏洞就能使黑客从谷歌的档案库中获取个人数据——这是最有可能背离公众信任的情形，这将摧毁谷歌的声誉。是否可以把所有此类数据托付给拉里和谢尔盖，这个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肯定的回答。但是，一次失误就足以将它彻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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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和谢尔盖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准总统候选人加里·哈特（Gary Hart）的处境，后者公然挑战刺探其丑闻的新闻记者。媒体立即爆料了他的婚外情，从而终结了他的总统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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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不得作恶”的谷歌，正是那些博客作者们——用无所不用其极的诡秘方式——在着手证明，随着谷歌的壮大它正变得邪恶。大部分论点所沿袭的套路无非是：金钱和权力滋生腐败，所以谷歌是腐败的。由于谷歌收集了更多个人信息，它就成了“黑老大”。这些担心可能会成为现实。但其论点一律是“假设”情景，而非作恶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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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罪魁祸首是谷歌于2008年推出的网络浏览器。几年前谷歌说它对此市场不感兴趣，但拉里和谢尔盖改变了主意，这个改变被人们看做是两面派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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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特·博尔顿（ClintBoulton）为《每周电脑报》（eWeek）写了一篇名为《谷歌观察》（GoogleWatch）的博文，他断言谷歌正在进入微软领地的简单事实是对其邪恶的默认。“很难在成为搜索领域绝对领袖的同时不被视为垄断者，这就是商业领域的‘邪恶’法典。”他写道。他还补充说：“身为如此强大的公司，然后又推出一个网络浏览器作为你的网络服务的网关，不可能不被视为邪恶肮脏。”博尔顿随后在一篇博文中论证，随着公司的壮大，它需要更多的收入来养活网络机器，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过多的金钱等于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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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线网站Valleywag真正读到伴随谷歌新浏览器Chrome的繁琐保密协议时，情况就更加糟糕了。协议规定，人们在使用Chrome时“提交、发布或展示”的任何内容自动授予谷歌“在全球范围内复制、改编、修改、翻译、出版、公开演出、公开展示和分发”此类信息的“永久、不可撤销、无版税、非专有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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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证明这是谷歌的标准保密协议之一，它从谷歌管理层的眼皮底下滑过，并没有引起重视。谷歌很快将其协议撤回，并以如下说明替换了该协议：“为了方便我们的用户使用，我们尽量对我们的诸多产品使用同一套法律术语（我们的《服务通用条款》）。有时，比如就谷歌Chrome而言，这意味着针对特定产品的法律术语可能会包含并不十分适合该产品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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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谷歌在客座讲师给公司作例行演讲时使用了一个非常类似的协议。旧金山心理学家托马斯·刘易斯（ThomasLewis）认为他正在丧失获邀演讲的研究权。当他抱怨此事时，他被告知要事先列出他有权谈论的一切事项，再加以排除。他的律师要他列出庞大的清单，不必介意可能会囊括世界万物。他那样做了，结果做了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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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马特·艾塞（MattAsay），他为CNET写了一篇名为《开放道路》（OpenRoad）的博文。谷歌有一组可供人们免费下载的应用软件，叫做谷歌软件包。这些程序来自谷歌和第三方的软件组合。在推出Chrome之前，谷歌纳入了开放源代码的火狐浏览器（Firefox）作为软件包的默认浏览器。在推出Chrome之后，它仍然提供火狐浏览器选项，但现在Chrome成了默认选项。艾塞说，这一变动“使谷歌看起来更像是它所取代的旧微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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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谷歌进入中国当然是矛头所指。为了进入中国市场，按照法律规定，它不得不同意对自己的搜索引擎结果进行审查。一种选择是完全避开中国，另一种选择是在境外运行一个中文搜索引擎，而不进行审查，这意味着对该站点的访问会在官方不喜欢的东西出现后随时被中国政府切断。而事实上，除了位于中国的一个搜索引擎，谷歌确实又运行了这样一个境外搜索引擎。只不过它没有多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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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和谢尔盖正在成长，与他们统率的公司一起成熟，学会妥协，学会将他们主宰早期谷歌的活泼的理想主义追求加以提炼。他们来日方长，他们已经擒获了商业巨兽，并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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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直是幸运的，他们的崛起在外人看来似乎不费吹灰之力。但要发展一家像谷歌这样成功和活跃的企业，单靠运气是远远不够的。在创始人的狂想中有着高明的谋略。天使存在于细节中，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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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小子 第1章 互联网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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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拯救人类的是不安于现状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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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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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一世是亚历山大儿时的好友。他们出生在马其顿王国，一个希腊北部边境的希腊语地区。他们达到了马其顿人掌握权力的顶峰时期。不过，希腊人视马其顿人为异族，不准他们参加奥运会等活动。亚历山大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改变了这一“原有格局”，他攻克了希腊各城邦，并将它们统一为一个国家。尽管菲利普是一个无情的征服者，但他谆谆教导他的儿子要致力于希腊文化的学习。亚历山大年轻时曾师从亚里士多德，学习哲学、科学、医学、修辞学和文学。菲利普的志向也传承给了亚历山大，那就是将希腊文化的教化作用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他的同窗好友、历史学家兼诗人托勒密正是这一志向的实现者，他在亚历山大港创建了图书馆。亚历山大和托勒密是征服者，但他们也是理想主义者，试图将希腊的学术、文学、艺术和科学传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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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和谢尔盖家族正是来自“原有格局”的边缘地带。在他俩出生之前，他们的家族就越界投身学术领域。他们缺少财富，很少能与商界精英往来，也没有比尔·盖茨在念高中时就表现出来的天赋才能。但他俩也不像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AndyGrove）那样从赤贫起步，后者作为一个朝气蓬勃、才华横溢、嗅觉灵敏而又身无分文的匈牙利难民来到美国，将英特尔公司推进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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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和谢尔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面临的不单单是与强权制度的分内抗争。拉里家族发动了反对美国汽车业的工会斗争，谢尔盖家族则备受苏联政府的压迫和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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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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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微软创始人威廉·H·盖茨（WilliamH.Gates）相比，拉里和左翼纪录片制片人迈克尔·摩尔（MichaelMoore）有更多共同点。拉里家族扎根于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通用汽车公司，而弗林特正是摩尔在影片《罗杰和我》（RogerandMe）中所描绘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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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的祖父是一名汽车工人，在卡车司机工会反抗早期汽车产业的斗争中，他是工会的左翼成员。工会的领导派别深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拉里的祖父参与了堪称是20世纪初期最伟大的工人罢工斗争，即1937年弗林特静坐罢工，当时工人接管了一个大型汽车厂。拉里仍然保留着当年的纪念物：一把祖父在激烈的罢工中随身携带用来防身的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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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拉里的父亲卡尔冲出那种环境，成了一名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他将这种天分传承给了儿子们。卡尔·佩奇（CarlPage）出生于1938年，童年时曾从小儿麻痹症中死里逃生，这多少给他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他还是家族中第一个高中毕业生（1956年）。之后他继续到密歇根大学就读，学习工程学。1959年，还在读本科的卡尔就被聘到该校的计算机逻辑小组工作，这是一个开拓性的研究团队，为首的是阿特·伯克斯（Art Burks）和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等富有传奇色彩的计算机科学家。1960年，他获得了两个工程学理科学士学位，其中之一是计算机科学专业领域的学位，他是密歇根大学在该领域获得学位的第一名毕业生。1965年，他获得了该大学颁发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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