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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拉里、谢尔盖和谷歌财务团队所作的决定造成的，他们决定把财务报告做得无可挑剔后再上市。财务规则要求各公司在报告净收入之前冲销各类支出，如它们自有设备的贬值。最大的支出之一是股票期权，这是公司通过允许雇员以折扣价购买公司股票来挽留他们的一种奖励。雅虎已经冲销了数年的股票期权。但是，在即将成为上市公司之际，谷歌于2003年冲销了一笔巨额股票期权——2.29亿美元，而雅虎为2200万美元。由于许多此类折扣价并不能反映实际支出，不少分析师都使用（扣除开支之前的）营业收入来为公司估值。2003年，雅虎的营业收入为2.96亿美元，而谷歌的营业收入为3.42亿美元。谷歌已经比雅虎更能赚钱，增长也更快。没有一位华尔街分析师或是新闻记者提及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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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界还严厉批评谷歌建立了一个两级股票体制。对于重大问题，普通股东们每股可获得1票表决权，拉里、谢尔盖和首席执行官施密特则可获得10票表决权。在他们的招股说明书中，拉里和谢尔盖解释了其原因：“公有制的标准架构有可能危害我们认为对谷歌的成功过去和未来都至为关键的独立性以及明确的目标。因此，我们已经实施了一种旨在保护谷歌创新能力，并保持其最独特性质的公司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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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被看做是不良的“公司治理”，它使得高管们在公司运营中无视股东们的要求。新闻界忽略它们自己的母公司——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母公司——出于同样的原因都存在类似的两级股票体制。管理层不希望股东们迫使其逐季度追求利润和股票价格的最大化，与此同时又牺牲掉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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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致股东的信函中，拉里和谢尔盖明确警告准买家们注意以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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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一个双级表决权结构能使谷歌保持诸多私营的积极特征。我们理解一些投资人不喜欢双级结构。一些人会认为，我们的双级结构将使我们有能力采取有利于我们而不是全体谷歌股东的行动。我们曾认真考虑过这个观点，我们和理事会并没有轻率作决定。我们深信，与谷歌有关的每一个人——包括新的投资人——都将受益于这个结构。不过，你们应该知道，谷歌及其股东有可能认识不到这些预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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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投资人对这支股票的感觉有所好转。事实上，报道上市公司的商业记者们也认为谷歌的报告是公正的。BusinessJournalism.org甚至援引哥伦比亚广播集团MarketWatch.com总编戴维·卡拉威（David Callaway）的话，把这种保守当做好事进行了报道：“媒体对谷歌上市的态度比5年前更冷静了。它们反映了一度被这些技术上市公司灼伤的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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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民意被过度多疑的新闻界灼伤了，它的帮凶还有醋意难消的华尔街，再加上拉里和谢尔盖拒绝提供招股说明书之外的任何信息，这就需要花时间和知识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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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拉里和谢尔盖是如何看待整个过程的？关于他们的态度，谷歌的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有一个线索。在那份文件中，谷歌拟上市股票的原始估值是异常精确的2717281828美元。大多数公司都是将其四舍五入，精确到最接近的百万美元数目，新闻界也简单报道为“超过2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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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数学家们欣赏这个玩笑——这个数字与被称为“欧拉常数”或“自然对数”的有名的“无理数”（该数的小数点后有无数位数字，且永远没有周期性重复）e相同，e的值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9位则为2.71728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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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拉里和谢尔盖试图将其上市价格设定为一个准确的10e亿美元估价，精确到最接近的美元数。他们用不止一种方式表明，任何股票估值在本质上都是非理性的，也许就像高管们把为世界做伟大事情的理念凌驾于股东利益之上一样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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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小子 第7章 中国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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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没有资格说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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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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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拉里·布里连特来到谷歌总部，与拉里和谢尔盖谈论公司慈善机构谷奥的领导职位事宜。布里连特博士花了差不多一天时间与拉里和谢尔盖待在房间里讨论，他们谈论的话题远远超出了谷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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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论生活以及他们想去的地方，”布里连特博士说，“他们令人称羡。以前，我从未见过他们这样的人。40年来我没有为任何人工作过，对于为大公司工作的想法，我也不感兴趣。但是拉里和谢尔盖让我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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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和谢尔盖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激进的理想主义，以及为世界做重要事情的强烈渴望。他到谷歌与他们进行首次会谈时，这对搭档刚刚决定到中国开展业务，这意味着遵守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这件事成了他们谈话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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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论谷歌是否该去中国发展，”布里连特说，“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从道德层面来讲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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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谷歌来说，这是一个敏感话题。“我认为，所有美国大公司都在不断审视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布里连特说，“它是一个强大的商业伙伴，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商业伙伴。它有我们不习惯的一系列压力存在。我们不十分了解他们。但无论问题是什么，有了拉里和谢尔盖，它都可以归结为：从道德上讲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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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拉里和谢尔盖身上永不改变的东西。“迄今为止，”布里连特说，“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疯狂的事情，而且从未碰到过使他们无法作出正确道德决定的问题。他们首先考虑的是道德问题。其他所有事情都是其次——包括谷歌能否做好，或者它是否对业务有利。我从未见过一家大公司的两位掌门人有如此令人惊讶的强烈道德基础。给要写书的人讲这些有点儿奇怪，因为这听起来像是吹捧，但这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到了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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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听起来像是杜撰，而公众对于此类断言的提防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们已经习惯了大公司的这种谎言编造能力，比如石油公司喋喋不休地宣讲它们为环境所作的伟大之举，即从未抛洒一滴原油。但是谷歌或其创始人的每个密切接触者在离开时都会声称这是事实。没有理由再为公司“涂脂抹粉”的一位前任高管声称：“公司里的每个人确实都相信这一点。”定义“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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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指责谷歌的“邪恶”行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谷歌如何看待“邪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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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是对不作恶这层意思的主要裁决者。他将其形容为谷歌致力于不利用客户，同时努力为世界做好事。但它首先并非一个承诺，即永远不做其他人认为是错误的事情，比如砍伐古老的红杉树来挣大钱。它首先是一个内在的使命，即如何经营一家公司，并善待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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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位高管试图就一群似乎工作不卖力的雇员作出处理时，这个词首次被提及。一位高管转向其他人说：“就让我们这么做吧，但是不要作恶。”在几天后的另一次会议上，有人说了同样的话。最终这个规则被写下来并制度化。谷歌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说：“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项原则，而不是上层的规定。它是有机生成的，它与内部运作有关。后来，当拉里和谢尔盖写（针对上市的）创始人致股东信时，他们纳入了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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