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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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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称帝未遂，身死北京。周学熙失了靠山，以往优惠一一失去，各家实业更是成了军阀们侵蚀争夺的对象。周学熙急流勇退，到1927年已基本退出商界，这时他不过61岁。其后20年，他一直躲在天津三多里的周公馆里当十分低调的寓公。他在家中设了一个师古堂，整天穿着蓝布袍子，以诵读程朱理学打发时光，他甚至反对子孙上新式学堂。临终时他留下《示儿最后语》诗两首，内有“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续家声”。周氏后人再无大商者，他的儿子周叔迦成一代佛学大师，创办中国佛学院，其孙周绍良是著名的红学家和敦煌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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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罕有人知周学熙。他极偶尔会被提及，却是因了一则戏剧“八卦”。1934年，出生于天津的清华大学学生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因鲜明的反封建主题和浓烈的悲剧色彩而轰动一时，曹禺成了中国最杰出的话剧家之一。《雷雨》的故事地点发生在天津，主人公是个大实业家，名叫周朴园，而其居所就叫“周公馆”，因此很多人猜测该剧讲的就是周学熙家族的故事。一直到很多年后，曹禺才在一篇短文中“澄清”说：“周家是个大家庭，和我家有来往，但与事件毫无关系。我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下他们在英租界的一幢很大的古老的房子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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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170409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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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1905 立宪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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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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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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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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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江苏省咨议局演讲，19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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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激进的年份。朝廷以令人炫目的速度推出了各项变革，涉及政治、社会和财经等诸多方面，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震撼之强早已远远超出百日维新时期提出的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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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1905年的晚清留给后世的悬念正是：为什么变法力度如此之大，而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帝国的覆灭？覆灭是变革导致的结果，还是变革失败的结果？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经济变革与政治改革的权重各有多大？它们应该如何协调推进？而且，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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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能量其实已经蓄积了30年，它只是不断地被打断，然后又在内部的争乱与外部的侵辱下，再次更猛烈地集结。它如地火在地表层下愤怒地流淌，一有裂缝，就会不可遏制地喷射出来，造成巨大的、难以控制的动荡。在1905年，三种力量角力中国的态势已经十分明显，一是立宪派，一是革命派，一是摇摆迟疑的朝廷执政者。三者之间的力量消长以及妥协合作，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企业家阶层在这时还没有构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他们因各自理念、利益诉求的不同，而分别选边投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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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国变后，国民情绪曾经陷入短暂的消极，然后又被极大地激发起来，而刺激点便是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当年2月6日，日本对中国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两国为了争夺在东北的利益，以中国领土为战场，展开了一场大战，清政府竟然以“彼此均系友邦”为理由，宣布“局外中立”。这一仗一直打到1905年5月，以日本战胜结束，这个东亚小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先后战胜人口、国土面积均数十倍于自己的两个大国，真正不可一世，崛起成亚洲最强的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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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俄战争中，中国东北变成焦土一片，百万国民生灵涂炭，而主政者却无比屈辱地作壁上观，其无耻低能已无以复加，帝国的威严和信用双重破产。在士大夫和知识阶层，民族主义猛然抬头，求变之声不可阻挡。据日本学者市古宙三的计算，在这一年前后，前往日本留学的青年大大增加，人数很快超过万人，费正清称之为“到此时为止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政界、军界、知识界和商界的重量级人物。日本著名教育家松本龟次郎在1927年曾统计说：“今日中国军人中，位居中上将者，有三分之二曾经留学我国。”在国内，一项又一项的变法被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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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的内容，主要涉及财经、社会和政治三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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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财经上的除旧立新显得最为大胆，这一点在后世很少被观察到。因为不涉及政体，所以，晚年的慈禧对财经变革的奏折几乎是“从善如流”。然而，由于缺乏整体性的规划以及国家主义的模式，晚清的经济变革宛如一个怪胎，最终也因为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利益链条的崩裂，而直接导致了帝国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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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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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3年7月，朝廷就专门设立了商部，作为中央政府制定商事法及相关法律的主要机构，下属设立了商务局、劝业道、商律馆、商报馆、公司注册局、商标局等各级商务行政机构，张謇等商界名流被延聘为商部顾问官。第二年1月，商部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这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法。此后，商部又颁布实施《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商事法规，1906年颁布《破产律》和《试办银行章程》、《大清矿务章程》等等。这些法律的拟订和发布，建立了第一套比较完整的商法体系，意味着中国公司由沿袭千年的特许主义，进入了现代商业的准则主义。1906年，朝廷进一步将商部改组成农工商部，同时设立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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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部还仿照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商会模式，倡导各地商人设立商务总会和分会。1904年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有26条具体的操作规则，其中第二条规定：“凡各省、各埠，如前经各行众商，公立有‘商业公所’及‘商务公会’等名目者，应即遵照现定部章，一律改为‘商会’，以归画一。其未设立会所之处，亦即体察商务繁简，酌筹举办。”这是中国第一次允许民间创建商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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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机构创建、法律拟订和商人组织的倡建中，朝廷多次表达了对商业的尊重。在商部成立的章程第一款中，就明文规定：“设保惠司，专司商务局、所、学堂、招商一切保护事宜。”1904年的一份上谕中更说：“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所以，必须“扫除故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致启弊端，保护维持尤应不遗余力”。这些圣旨语言上传下达，对社会风气和舆论的引导无疑是十分具有震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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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趣的是，为了表达重视商业的决心，朝廷算是费尽了脑筋。虽然皇帝手中已经没有“米”了，但还是可以送出一大堆的“帽子”，在专门公布的《奖励公司章程》中就明确写着，“现在朝廷重视商政，亟宜破除成见”，于是规定，奖励之大小视集股之多少而定，集股5000万元以上者，奖予商部头等顾问官职，并加一品顶戴；集股2000万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一品顶戴及双龙金牌，1000万元以上封男爵，500万元以上、800万元以下者，则奖予商部四等顾问官，加四品顶戴。一个叫张振勋的商人因集资招股和捐献“贡献尤大”，被授予侍郎衔三品京堂候补、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太仆寺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