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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重商政策，自秦始皇以降，千年一见。民国学者杨杏佛曾感叹地说：“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乃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这种用行政等级“吸引”和“奖励”企业家的行为，似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百年以后仍屡试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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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经济领域接二连三地释放出来的变革决心和措施，让中国气象为之一新。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认为：“只是在1905～1911年中国工业出现之后，利润的诱惑才占了上风，经济收益才变成主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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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律》等法律出台后，中国有了正式的公司数量统计。据张忠民在《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一书中的计算，从1904年到1910年，全国正式注册的公司大约410家，远远高于1903年可能存在的100多家公司。另据林增平的统计，前30年有据可查的72家近代企业中，官办、官督商办占总资本额的77.6％，商办只占22.4％，到这一时期前后正好倒了过来，商办资本已占76.3％。1905～1908年中，全国新设厂201家，投资合计达4581万元，年均设厂50家，年增资本1145万元。年均设厂数分别超过洋务运动30年间所设厂数的20多倍与甲午战争后的2.5倍，投资额分别超过5.7倍与2.9倍。投资范围也更为广泛，除原有的缫丝、棉纺、火柴等业有了较大发展外，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工等业也有了民族资本企业的出现。股份制公司到1911年时已达97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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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称，1905年前后数年，“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公司创办数量超过了洋务运动30年国家投资的总额。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安原美佐雄因此断定，1905年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新起点，即从“国家兴业时代”进入了“国人兴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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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创办8年的大生纱厂举行第一次股东会。当时，大生对其他企业的投资和资金往来达到了40万两，这些投资并未经过股东同意。会议的记录迄今仍较为完整地保存在南通档案馆的大生档案中。在1904年《公司律》颁布之前，大生的地位可以说是“无限制、无法律之地位”。张謇的好友、官股代表郑孝胥提议“改为有限制、有法律完全之公司”，取名“大生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赞成。至于另外投资的企业，则建议成立一家“通海实业公司”来管理，不与大生发生直接关系，在原有40万两以外加拨20万两，共60万两，算是大生拨给通海的股本，分12万股，每股5两，股票分发给大生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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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的通海垦牧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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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东会上，还发生了一场官股与民股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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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有股东提议确立股权，1～100股，每股一权；100～500股的每20股加一权；500股以上到无限股，每40股加一权。股东王绍延当场提出：“商股没有500股以上的股东，所定500股以上每40股加一权，明明是为官股而发。”另有股东则认为：“这样设计，大股太吃亏，特别是官股。”股东张澹如说：“官股股数多，不是商股所能敌，股数多的，权数递减，为保护小股，不能不这样。”股东陆叔同则质疑：“为什么官股一定不能保护小股？”此外，还有一个叫刘厚生的股东给出了其他公司的做法，譬如，浙江铁路公司权数用递加法，江苏铁路公司权数至多不得超过25权，两公司都没有官股，但对大股都有限制，“可见这是公例，不是专为官股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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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规范官股在大生中的决策权力。尽管在张謇任内，官股一直只分红而不参与决策，但是民间股东显然对此还不放心，他们试图用制度的方式来加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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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官股代表郑孝胥是个开明之士，他说，《公司律》不分官、商，凡是入股的都称股东，股有大、小之别，无官、商之别，会场上不可提“官股”、“商股”字眼。在他的支持下，股东会最终通过决议，“将500股以上，每40股加一权删去。1～100股，每股一权，101股以上至无限股，每20股加一权。这样的制度设计，明显有利于股份较小的民间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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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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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经济变革上的大刀阔斧相比，清政府在社会变革上的力度稍显不足，而在政治变革上则是迟疑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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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2年，皇帝便下令禁止妇女缠足。1904年，谕令创办新学和颁布教学大纲，同时准许妇女就读新式学堂。所有这些，实际上是从法律上承认了近30年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包括女权主义、现代化教育。到1905年，最惊天动地的变革法令就是“废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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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会衔上奏，要求立即停开科举，理由是：“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当月，慈禧就下旨准奏，宣布从下一年起废除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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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科举”是一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它让中国人从落后、刻板的孔孟儒学中彻底解放出来，在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上向现代文明靠拢，其深远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不过，从国家治理上来看，它却成了现有政权被颠覆的前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具有一定的公平性，是一般贫苦子弟向上层社会跃进的唯一途径。费正清评论说：“在一个我们看来特别注重私人关系的社会里，中国的科举考试却是惊人的大公无私的。每当国势鼎盛、科举制度有效施行时，朝廷总是尽一切努力消除科场中的徇私舞弊。”它的废除，熄灭了一代知识青年对朝廷的最后一丝眷恋，精英阶层从科举的既定轨道中散溢出去，很快衍变成一股反对的、无从把控的力量。一个可比照观察的事实是，1978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初，最早的一个变革措施就是恢复高考制度。在敏感的社会转轨时期，一废一复，颇可参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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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最重要的变革呼声是君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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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洋务派和维新派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他们都成了立宪派。六年前被追杀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成主流，谭嗣同临死前的那句“去留肝胆两昆仑”竟成事实。日俄战争被看成是两种体制的较量，立宪派的《东方杂志》在评论中认为，“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日本的胜利似乎佐证了这个观点。1905年6月，也就是日本获胜后的一个月，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连连上奏要求立宪，当时全国八大总督中有五人明确主张立宪。朝廷在7月发布圣旨，同意委派大臣出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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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往欧洲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及随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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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立宪派对立面的是革命派，他们提出了比君主立宪更为激进的政治主张，那就是暴力革命。1905年2月，年方20岁的革命党人邹容病逝于上海监狱中。他之前出版了《革命军》一书，鼓吹推翻现有政权，他痛斥历代满清皇帝都是“独夫民贼”、“无赖之子”，慈禧更是“卖淫妇”。他高呼“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12月，身在日本的留学生、30岁的陈天华蹈海自杀，留下《警世钟》、《猛回头》两书。他们的思想代表了当时最为激进的革命思潮。还是在这一年，9月24日，清政府委派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在北京车站出行前遭到炸弹袭击，27岁的刺客吴樾被炸裂胸腹，手足皆断，当场身死。他生前与陈天华等人结为知交，推崇“恐怖革命”。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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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下来要观察的事实是，在这种大转型的年代，当立宪派与革命派形成对立，中国命运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企业家阶层将作出怎样的选择，他们又有过怎样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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