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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的通海垦牧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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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东会上，还发生了一场官股与民股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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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有股东提议确立股权，1～100股，每股一权；100～500股的每20股加一权；500股以上到无限股，每40股加一权。股东王绍延当场提出：“商股没有500股以上的股东，所定500股以上每40股加一权，明明是为官股而发。”另有股东则认为：“这样设计，大股太吃亏，特别是官股。”股东张澹如说：“官股股数多，不是商股所能敌，股数多的，权数递减，为保护小股，不能不这样。”股东陆叔同则质疑：“为什么官股一定不能保护小股？”此外，还有一个叫刘厚生的股东给出了其他公司的做法，譬如，浙江铁路公司权数用递加法，江苏铁路公司权数至多不得超过25权，两公司都没有官股，但对大股都有限制，“可见这是公例，不是专为官股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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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规范官股在大生中的决策权力。尽管在张謇任内，官股一直只分红而不参与决策，但是民间股东显然对此还不放心，他们试图用制度的方式来加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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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官股代表郑孝胥是个开明之士，他说，《公司律》不分官、商，凡是入股的都称股东，股有大、小之别，无官、商之别，会场上不可提“官股”、“商股”字眼。在他的支持下，股东会最终通过决议，“将500股以上，每40股加一权删去。1～100股，每股一权，101股以上至无限股，每20股加一权。这样的制度设计，明显有利于股份较小的民间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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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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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经济变革上的大刀阔斧相比，清政府在社会变革上的力度稍显不足，而在政治变革上则是迟疑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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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2年，皇帝便下令禁止妇女缠足。1904年，谕令创办新学和颁布教学大纲，同时准许妇女就读新式学堂。所有这些，实际上是从法律上承认了近30年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包括女权主义、现代化教育。到1905年，最惊天动地的变革法令就是“废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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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会衔上奏，要求立即停开科举，理由是：“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当月，慈禧就下旨准奏，宣布从下一年起废除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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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科举”是一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它让中国人从落后、刻板的孔孟儒学中彻底解放出来，在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上向现代文明靠拢，其深远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不过，从国家治理上来看，它却成了现有政权被颠覆的前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具有一定的公平性，是一般贫苦子弟向上层社会跃进的唯一途径。费正清评论说：“在一个我们看来特别注重私人关系的社会里，中国的科举考试却是惊人的大公无私的。每当国势鼎盛、科举制度有效施行时，朝廷总是尽一切努力消除科场中的徇私舞弊。”它的废除，熄灭了一代知识青年对朝廷的最后一丝眷恋，精英阶层从科举的既定轨道中散溢出去，很快衍变成一股反对的、无从把控的力量。一个可比照观察的事实是，1978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初，最早的一个变革措施就是恢复高考制度。在敏感的社会转轨时期，一废一复，颇可参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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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最重要的变革呼声是君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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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洋务派和维新派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他们都成了立宪派。六年前被追杀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成主流，谭嗣同临死前的那句“去留肝胆两昆仑”竟成事实。日俄战争被看成是两种体制的较量，立宪派的《东方杂志》在评论中认为，“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日本的胜利似乎佐证了这个观点。1905年6月，也就是日本获胜后的一个月，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连连上奏要求立宪，当时全国八大总督中有五人明确主张立宪。朝廷在7月发布圣旨，同意委派大臣出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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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往欧洲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及随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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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立宪派对立面的是革命派，他们提出了比君主立宪更为激进的政治主张，那就是暴力革命。1905年2月，年方20岁的革命党人邹容病逝于上海监狱中。他之前出版了《革命军》一书，鼓吹推翻现有政权，他痛斥历代满清皇帝都是“独夫民贼”、“无赖之子”，慈禧更是“卖淫妇”。他高呼“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12月，身在日本的留学生、30岁的陈天华蹈海自杀，留下《警世钟》、《猛回头》两书。他们的思想代表了当时最为激进的革命思潮。还是在这一年，9月24日，清政府委派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在北京车站出行前遭到炸弹袭击，27岁的刺客吴樾被炸裂胸腹，手足皆断，当场身死。他生前与陈天华等人结为知交，推崇“恐怖革命”。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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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下来要观察的事实是，在这种大转型的年代，当立宪派与革命派形成对立，中国命运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企业家阶层将作出怎样的选择，他们又有过怎样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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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当年的一个新闻说起。1905年12月，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闹会审公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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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名广东籍的官太太黎黄氏因丈夫亡故，带着15名婢女由川返粤，路过上海时被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以贩卖人口罪名拘捕。租界会审公廨审理此案时，又发生中英两国会审官对女犯应当关押在何处的争议。英方陪审官德为门粗暴地宣称：“本人不知有上海道，只遵守领事的命令。”中方会审官关炯之愤然说：“既如此，本人也不知有英领事。”争执之下，德为门喝令巡捕用武力抢夺犯人，并将关炯之的朝服撕破。旁听的中国人对本国官员受辱反应强烈，冲上公堂，四处围打巡捕，还放火烧了巡捕房和德为门的汽车，英巡捕则悍然开枪打死多人，并抓了500多个中方民众。血案爆发后，英租界的华人商号纷纷罢市抗议，而洋巡捕也不甘示弱，竟一律罢岗，租界顿时陷入混乱。上海的这起国际纠纷引出一番喧嚣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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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人在中国最为势大傲慢，清政府懦弱无能，不敢正面应对，便委请商人出面协调。那些被派出交涉的华商大佬们一一出场，却都碰了一鼻子灰回来。这时候，一个不到40岁的上海商人虞洽卿（1867～1945）出手，扮演了一个调停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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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一向善于经略的宁波商人就是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一个商帮。孙中山曾评述说：“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虞洽卿的崛起颇得其势。跟上海滩上的许多商人一样，虞洽卿的出身也是一个贫穷的“掘金者”。1881年，他14岁时从宁波乡下来到十里洋场。当日下大雨，他生怕妈妈亲手缝制的新布鞋被雨淋湿，就把鞋抱在怀里，赤着脚去投奔一个开颜料行的亲戚。他仅读过三年私塾，但是干活勤快，头脑灵活。在颜料行里，虞洽卿经常与外国洋行接触，便苦学英语，不多久就讲得十分流利，这为他日后的洋场生涯打下坚实基础。很快，他未及满师就升为跑街，负责店里的业务联络。店主为了留住这个年轻人，不断用加薪、赠干股等办法笼络他。在颜料行做了10年后，虞洽卿进德商鲁麟洋行任跑街，不久升买办。四年后，他捐了400多两银子，从朝廷领得了一个候补道台的顶戴头衔，同年靠自己的积蓄买进闸北升顺里、顺徵里的几十幢房产，组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房地产公司，此外他还筹建了一家名叫通惠银号的小银行。又过了六年，他跳到华俄道胜银行出任买办，继而又转任荷兰银行买办。荷银是当时远东最大的国际财团之一，虞洽卿一直到抗战时逃离上海才卸任此职。在随后的30多年里，虞洽卿一边为洋行当买办，一边操持自己的生意，左右逢源，互不耽误，竟成就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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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洽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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