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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纱厂的成功，张謇的声望已达顶点。1903年商部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商部头等顾问官”，俨然就是官方认可的商界最高领袖。1904年，张謇为张之洞起草了《拟请立宪奏稿》，同时，他主持刻印《日本宪法》，意在为中国变法提供范例，一时间“奏请立宪之说，喧传于道路”。连袁世凯也写信给张謇，用十分自谦的口吻说：“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绝领袖者作为学说，倡导国民，公凤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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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野的共同推动下，1906年9月1日，慈禧终于下达了“预备立宪诏书”。同年11月，张謇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入会者都是一时精英，东南工商界、出版界、教育界、报界的重要人物几乎囊括其中，比如高梦旦、张元济、狄平子、孟昭常、孟森等，有一半会员都曾投资办企业，包括荣家兄弟、李平书、虞洽卿、朱葆三、周金箴、王一亭、王清穆等。2007年，历史学者傅国涌在南通档案馆看到当年预备立宪公会交纳会费的一张收据，印制漂亮，绿色边框，红色印章，百多年后仍光鲜如初。张謇对立宪的前景十分向往，他认定：“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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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侯宜杰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一书中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企业家阶层是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如侯宜杰所言，企业家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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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示范下，湖北宪政准备会、湖南宪法政分会、广东粤尚自治会、贵州宪政预备会和自治学社等先后成立，梁启超在日本成立政闻社，杨度等人则在东京组织宪政讲习会，研究各国宪政模式，为以后的参与作准备。据当时媒体报道，预备立宪诏书下达后，全国的许多地方召开了庆祝会，四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热烈庆贺，莫不“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这一年的11月25日（农历十月十日）是慈禧寿诞，北京各学堂万余人还齐集京师大学堂，举行了庆贺典礼。另外，在天津和江苏南京、无锡、常州、扬州、镇江，以及上海松江等地都举行了立宪庆贺会。在1907年5月，天津甚至还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市政选举。在袁世凯的主导下，12461人参与投票，选举产生了“天津县议事会”，负责辅助政府处理地方兴办教育、征税、市政建设、公益事业、移风易俗等事宜。盐商李士铭被选为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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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开局看似大顺，但是其后的推进却非常艰难。1907年秋，宪政讲习会向政府呈递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各省闻风响应，中央政府却无动于衷。1908年8月，政闻社因“明图煽动，扰乱治安”的罪名被查禁，同时，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正式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为9年。立宪派很是不满，觉得预备期太长，郑观应便直接写了一封《上摄政王请速行立宪书》，提出，“早开国会，颁布宪法……决不迟延，斯人心悦服，党祸自消，内乱悉平矣。”继而，他十分尖锐地说：“若不及早立宪，效法强邻，尚自因循粉饰，必致内乱，四面楚歌，悔之无及。”其言辞威胁，已十分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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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变数出现在11月。14日，百日维新后就一直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去世，一天后，慈禧太后去世，两人死期如此接近引发无数猜测。三岁的溥仪被抱上皇座，其父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国号宣统。慈禧的去世让清王朝失去了一个铁腕的统治者和“最大公约数”，原本就威严尽失的中央政权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缺乏政治技巧的载沣等人为了维持满人统治，组建了一个“皇族内阁”，通过种种手法剥夺了汉人总督们的权力，还逼着当时声望最高、继李鸿章之后最有权势的袁世凯交出大权，回老家钓鱼。自此，统治集团内部的洋务派大臣开始对政权产生严重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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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的立宪派的绝望则是因多次请愿运动的失败而酿成的。1909年12月，奉天、吉林、直隶、江苏、湖南等16省的咨议局代表在上海聚会，委派代表进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清政府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为由拒绝请求。第二年的6月，请愿团再次北上请愿，清廷仍然拒绝松口。10月，参加请愿的人数急剧增加，规模扩大，不少省份出现游行请愿行动，政府恼羞成怒，在一些城市进行了强行镇压。张謇等人从此大为失望。朝野破局，渐进的变革道路到此彻底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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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清政府尽管在经济改革上表现得超乎寻常的激进和开放，但是在政治改革上则犹豫摇摆和缺乏远见，它相继失去了洋务派、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工商阶层等几乎所有人的信任，颠覆式革命已成必然之势。然而，即便是这种时候，革命仍然需要一根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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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想到，点燃导火索、被《清史稿》确认为“误国首恶”的那个人居然会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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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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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史实见《激荡三十年·上卷》（吴晓波著，中信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的1978年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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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世界上第一艘蒸汽轮船“克莱蒙特”号，是美国工程师罗伯特·富尔顿和发明家利文斯顿于1807年在纽约建造的，比“黄鹄”号早了将近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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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最早出现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二日《万国公报》第75卷中的《救时策》，作者是《万国公报》主编、格致书院教习沈毓桂，张之洞在三年后的《劝学篇》中引用，从此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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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海关”之名倒是早就出现了。在明清的行政体系里，一直有一个叫“市舶司”的衙门。1685年，康熙设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其中，江海关就设在上海松江府。1757年，乾隆发布“口岸定于广东，洋船不得再赴浙省”的上谕，从此确定“一口通商”的政策。因统治者以闭关拒外为目的，所以那些海关与日后的海关职能有很大区别，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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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这段定义引自黄逸峰等所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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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在这个榜单上有6个中国人，除了伍秉鉴，其余5人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和民国时期的“官商”宋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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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出生于奥匈帝国的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是“创新理论”的提出者。在他看来，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商业社会不断地实现新组合，企业家从事的工作，就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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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洋行是指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的贸易商行或代理行号的通称。在早期，它也从事银行业务，欧美人称之为公司（company），日本人称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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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盛宣怀字杏荪，尊称杏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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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据白吉尔的计算，到1920年前后，洋行总数为9511家，买办人数超过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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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 需要注明的是，即便官商盛宣怀接管后，也一样如法炮制，一边以国家为名办企业，一边搞了一大堆私人公司敛聚财富，这一陋习一直延续到民国一代的宋子文、孔祥熙。中国官僚企业家的职业道德和官商文化的恶劣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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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 “红顶商人”：依清朝官制，二品以上官员戴红顶子，三品以下都是蓝顶子。胡雪岩，名光墉，字雪岩，以字行世。他的官衔是江西候补道，为正四品，朝廷又“破格”赏他布政使衔，为从二品，因此可以戴红顶子，有了“红顶商人”的名号。此谓后来通称官商，或有官家背景的商人，有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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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 1919年，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第一次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1938年，王亚南翻译出版《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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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 除了《盛世危言》之外，另一本很轰动的维新书籍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严复是福建侯官人，早年就读于福州船政学堂，后被公派到英国留学，他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十分赞赏。1898年，他翻译出版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写于五年前的一本著作《进化与伦理》，并定名为《天演论》。该书所提出的“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进化理论应和了当时救亡图存的国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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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 李鸿章在上海杨树浦创办机器织布局时，就要求“酌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开平矿务局开办时，他也规定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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