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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纱厂的管理还十分原始,一般分为文场、武场,文场是账房,武场是工头,管理方式落后粗暴。穆藕初率先取消了工头制,改为总经理负责制。另外,他还建立新式财务制度,把传统的流水账改为复式结账法,这是西方财务制度在中国的第一次引进。他亲自拟订了许多报表的格式与内容,使工厂的耗材、工时、产量等数据可以及时反馈,一目了然。此外,他还制定《工人约则》、《厂间约则》、《罚例》等一整套厂规细则,仅总罚例就有81条。在这些规则中也不乏人性化的因素,比如工人偶有过失,不要大声呼斥,使其在众人面前失去体面等。在具体实务管理的基础上,他对泰勒的科学管理法进行了中国式的改良,总结出科学管理的四大原则:无废才、无废材、无废时、无废力。他还概括出当经理的8条标准——会自己找事情做、有能力解决疑难、度量大、有事业心、懂得爱惜机器、恰如其分、节约花钱、善于把握机会。后来,这8条标准又进一步简化为“5个会用”:会用人、会用物、会用时、会用钱、会利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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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创新对中国企业管理的进步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穆氏的三家工厂成为当时国内技术设备最领先、管理最先进的棉纺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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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藕初还跟当时的思想界进行过一场轰动一时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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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厚生纱厂赴长沙招聘女工。当地的《湖南日报》连续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厚生的招工行为,其炮火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劳动工时长达12小时,二是每月工薪只有8元。穆藕初发表文章反驳,认为“予深信欲救中国之贫弱,舍振兴各种主要实业外,无他道”。还嘲讽说:“敢忠告一辈学者,自今以往,脚踏实地,不向空际捉摸,力从实处研究,宁以行胜,勿以言胜。”他的驳文引来朱执信的猛烈抨击,朱当过孙中山的秘书,也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介绍到中国的理论家。他在《实业是不是这样提倡?》一文中,认为穆论荒谬,实业家不能以救国为理由大赚其钱,只有根除分配不公,才能实现社会进步。这场大辩论把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也卷了进来。他在《新青年》上刊登《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长篇调查,认为厚生纱厂的做法是榨取剩余价值,穆藕初应该“由个人的工业主义进步到社会的工业主义”。这场辩论在当时思想界影响甚大,也是马克思理论在中国工商界的第一次实证性亮相。上海社科院学者钟祥财评论说:“这次分歧实际上是企业家的商业伦理和革命家的社会伦理之间的分歧。实业救国思想和晚清改良主义思想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在实际效果上它们可能没有社会革命来得那么干脆和痛快,但是它们在制度演进上的作用是很实在的,微观又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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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惊奇的事实是,尽管穆藕初有如此先进的专业技术和科学管理水平,却还是在1924年的经济大萧条中尝到苦果。在那次因棉花价格暴涨而诱发的产业危机中,他的三家工厂相继陷入困境,德大被荣宗敬收购,厚生因发生股东争吵而清盘,郑州豫丰更是因为地处军阀混战的主战场而受波及,后来被迫抵押给了美国慎昌洋行。穆氏败局似乎表明,中国的确存在一种独特的商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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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穆藕初被他的美国大学同学、蒋介石的“钱袋大管家”孔祥熙推荐为国民政府的工商部次长,他相继编订了众多的工商法规,包括《工厂法》、《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等。这位深得美式商业理论精髓的实业家认定:“在人事日趋繁颐,社会日趋复杂的现在,无论什么团体,都要以法治为本,然后有一定的轨道可循,有一定的规矩可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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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穆藕初担任农产促进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了改善后方棉布极缺的情况,他发明了“七七棉纺机”。这是一种脚踏式的木制纺织机,每机有纱锭32个,每日工作10小时,可纺棉纱1.5市斤。由于该机每台仅需1人操作,生产效率超过旧式手摇纺机数倍,因而在国统区和共产党的西北根据地大为流行。“七七”之名,在于让民众毋忘“七七事变”的国耻。这种“技术创新”跟穆藕初当年在美国大学的所学知识已经相去甚远,却也是这位全中国最懂棉花的人,在专业上的最后一次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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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穆藕初因罹患肠癌去世,简陋的奠堂之上,最醒目的一条挽联是四个字——“衣被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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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商业界很少有人知道穆藕初了。他的名字偶尔出现,却是在八竿子也打不着的戏曲圈。穆藕初长得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平生喜欢昆曲、书法、学佛、养鱼和斗鸟,是一个少见的才子型企业家。1921年,他感于古老昆曲的日衰,便赞助成立了昆剧保存社和昆剧传习所,这些机构在昆剧的流传上居功至伟。昆曲大师俞振飞在怀念他时说:“我国戏剧自清末皮黄崛兴,昆曲日益式微,经先生竭力提倡,始获苟延一脉,至于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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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棉花天王”穆藕初虽在本业被彻底遗忘,却常常为千里之外的戏剧人士所感恩追念,这倒应了昆曲《牡丹亭》里的那句台词:“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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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1919 广场背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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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清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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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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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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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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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尝试集·老鸦》,1919年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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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春夏,袁世凯死后两年,军阀势力一度气馁。在梁启超等人推动下,控制了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决定进行国会议员选举。这是百年近现代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带有普选性质的全国性政治选举。倡导暴力革命、缺乏兼容性的国民党此时被赶到广东,彻底被排斥在外。有趣的是,三个参与角逐的派系分别代表了三种力量:一是军阀,一是公共知识分子,一是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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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军阀的是安福系,头面人物自然是段祺瑞,自袁世凯称帝未遂而身亡后,他成了北洋军阀的“大哥大”。跟袁世凯一样,段祺瑞是一个善于谋划的行政长才,他曾留学德国学习炮兵,信奉威权主义,却对现代政治理念一无所知。所谓安福系的名称来源,是段祺瑞的谋士和下属们经常在北京安福胡同的一个大宅子里打牌下棋,互通气息,因此得名。这个派系握有枪杆子,势力强大,无比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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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大派系中,研究系的政治理念最为清晰,其魁首是早已名扬天下的梁启超。后世史家定论,梁启超的议会政治论大大超越当时所有人。他早在1910年就著有《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对议会的组织、选举、投票、政党等均进行了论述,认定“议院为今世最良之制度”。他先后写过《论立法权》、《各国宪法异同论》、《立宪法议》等文章,它们后来都被收在《饮冰室文集》中。他倡导政党政治,谓议会的成功运作有两大条件:一是“大多数人有批判政治得失之常识”,一是“有发达之政党”。在他的心目中,最好的仿效对象是英国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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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系的领袖是梁士诒(1869~1933)。他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因此围绕在他周围的人便被称为“交通系”。梁士诒也是广东人(他的家乡是广东三水),曾与梁启超在佛山书院做过同学,1903年参加科举,在殿试中赫然名列一等第一,也就是中了状元。当卷子和名单送至慈禧御批时,老太后正恨康梁党,见梁士诒是粤人,又姓梁,怀疑他是梁启超的弟弟,一笔把他划成了第三名榜眼。袁世凯看中他能办实务,便将之拢入帐内,后世流传的《袁世凯兵书》多出其手。他被任命为铁路总文案,参与缔结中日的东三省条约,以后又设置督办五路总公所。自此,梁士诒开始涉足交通部门。1906年春,朝廷设邮传部,以盛宣怀为大臣,梁士诒任提调,统管全国铁路。他在任内先后督办京汉、泸宁、道清、正太、汴洛、京奉、广九以及津浦、吉长、株萍等铁路,为干线建设立下大功。另外,他于1908年创办交通银行,属官商合办、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商业银行,总资本1000万两,其中官股四成,商股六成,有发钞权。在清末民初,交通银行的规模超过了盛宣怀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地位仅次于中央银行大清银行。以铁路实务和银行金融为核心,梁士诒日渐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交通系,他本人有“梁财神”之称。细数交通系中的主力,大多均为梁士诒的同乡、北方企业家以及与前朝有千丝万缕干系的“官商”,沪浙一带的民间企业家少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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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士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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