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098892
1704098893
在这起抗争中，一个值得玩味的事实是另外一类知识分子的态度。就在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半年后，同在上海的鲁迅发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在他看来，胡适等人所为，不过是“挥泪以维持治安”，“刽子手和皂隶既然做了这样维持治安的任务，在社会上自然要得到几分的敬畏，甚至于还不妨随意说几句话，在小百姓面前显显威风，只要不妨碍治安，长官向来也就装作不知道了。”后世有学者对此颇为不解，邵建在《胡适与鲁迅：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一书中便认为：“鲁迅以一贯的语带讥讽，将胡适一班人马判定为‘刽子手和皂隶’，毫不客气地掷以锋利的投枪，这的确为今日的读者所困惑不解。”
1704098894
1704098895
实则，在当时中国，确乎出现了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参与介入”的建构型，一种是“绝不妥协”的批判型。他们之间的分歧与争论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国的现代化选择变得更加莫测和艰难。
1704098896
1704098897
蒋介石当然不会让企业家集团的抗议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他们的抗争或抱怨根本改变不了他的既定国策。很快，在他的谋划和宋子文的配合下，企业家集团被彻底打散、击溃。
1704098898
1704098899
打击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彻底瓦解企业家的组织体系，二是用看上去无比优惠的公债政策将之完全“绑架”。
1704098900
1704098901
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上海已经形成了层次分明、结构严密的企业家组织。它以总商会为龙头，各区有分会，各行业则有同业公会，互通气息，联合行动，而且有丰富的公共治理经验。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蒋介石当然比谁都明白这个组织体系的力量。“四·一二”事变后不久，他即借通缉傅宗耀之机，以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名义，下令将上海总商会及会董一体解散。之后，蒋介石委派宋子文等人采取分化和相互牵制的策略，与一个又一个商人组织分别谈判，使其不可能进行反抗，而逐一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中。
1704098902
1704098903
1927年7月，蒋介石颁布法令，宣布上海市政府从此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享有极其广泛和重要的行政权与司法权，上海市的所有商业组织都要受到上海市社会局的监督。行业间一切职业上的争端，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收集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办理各种慈善事业，也都由市政府负责。为了培植自己的商人组织，上海市国民党党部成立了救国会和商民协会，前者是原来的抵制日货运动协会，后者是国民党从广州带来的一个御用组织，它们在1928年春季搬到上海市总商会的办公地点——公共租界的天后宫，实行所谓的“联合办公”。
1704098904
1704098905
蒋介石还十分善于利用媒体将企业家阶层彻底地孤立起来。在国民党控制的媒体中，企业家常常被描述成帝国主义的合伙人和走狗，他们为了图谋自身利益而牺牲民族利益。在一个有着2000年中央集权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我们的国民性中天然地有着对政权的膜拜与恐惧。政治家利用人们对社会不公的情绪，非常容易引导议题，转移焦点，并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种行为中，激发人们对财富阶级的仇恨，是一种轻而易举的战略，因为它几乎没有任何风险，而且看上去非常“道德”，符合基层人群的感性直觉。1928年6月，就当虞洽卿等人在全国经济会议上对宋子文进行围攻的时候，国民党媒体迅即发表了严厉指责的文章。一个叫药群的作者在《先导月刊》上写道：“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认为当前处在训政时期，这个会议是很严重很严肃的……当得知会议参加者绝大多数是资本家而没有包括一个农民和工人，我大失所望。”对于企业家们发出的“最后通牒”，他的评论是：“我们不应让经济会议犯了代表资本家阶级的嫌疑。这个文件抄袭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而缺乏国民党的革命精神。”
1704098906
1704098907
1704098908
1704098909
1704098910
登在上海《良友》画报上的蒋介石照片
1704098911
1704098912
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蒋介石随即宣告“以党治国”，“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一党独裁局面自此生成，国民党对不驯服的企业家组织的清理加快了步伐。
1704098913
1704098914
1929年3月15日，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上海市党部主任陈德微向大会提出在全国取消商会的动议案。《密勒氏评论报》很敏锐地评论说：“这是政府试图扼杀商业团体和国民党在政治上夺权的斗争，而陈德微特别针对的目标是上海总商会，因为它是中国组织得最早、最重要的一个商业团体。”3月23日，上海主要的商会代表在上海总商会会馆开会，会议通过决议，驳斥取消商会的动议案，并选派了一个以虞洽卿为首的代表团去南京向政府申辩他们的立场。
1704098915
1704098916
直接取消不成，蒋介石很快想出第二招。4月22日，在公共租界的天后宫里发生了一场闹剧，国民党培植的救国会和商民协会与总商会为了争夺办公室大打出手，救国会人员把总商会的会议室门窗砸烂，总商会宣布暂时停止办公。两天后，一群青帮兄弟带着辱骂总商会的标语牌闯入天后宫，毁坏器具，抢走文书档案，还把四个工作人员打成重伤。总商会当即向政府当局提出抗议，并投诉各界。银行同业公会、纱厂联合会等组织也致电南京，宣称如果不处理凶手，将发动罢市。
1704098917
1704098918
国民党市党部严令所有中文报纸均不得刊登总商会的任何声明和对冲突事实真相的说明，而在党报《中央日报》上则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救国会与商民协会斥责总商会的声明和报道，后者被认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当时具体负责商会事务的两个常务理事冯培禧和林康侯则是“卑劣和可恶的卖国奸商”。
1704098919
1704098920
5月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调查真相为理由，命令上海一切商业团体一律停止活动。一个月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统一商运”为由，成立上海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包括上海总商会在内的所有民间商业团体一律停止活动，将一切会务统交“商整会”，国民党员以及被控制的顺从者成了最重要的成员。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改组条例规定，这个新商会“须得遵守上海市党部的指导和训令，并且要受上海市行政当局的管辖”。所有商会成员“必须信仰三民主义”，“凡借助于反革命而对国民党进行过中伤者皆不得为会员”。
1704098921
1704098922
1704098923
1704098924
1704098925
孔祥熙主导的工商会议
1704098926
1704098927
5月25日，“商整会”举行就职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社会局、中央工商部成为会议的主角。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张群将军讲话说，“上海总商会是在国民革命军到达上海以前成立的，那时，总商会的事务操纵在少数人手中，这些人与军阀勾结在一起”，而救国会和商民协会则是“由上海市商人自己建立起来的，完全建立在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的”。中央工商部代表许建屏则宣称：“上海商人们曾经是被上海总商会压制着的。现在好了，上海商界将要遵从中央政府的命令，计划组织一个新的统一的商会。”
1704098928
1704098929
一年多后的1930年6月，一个新的“上海市商会”诞生了。在公布的理事名单中，原来总商会的代表不到1/3，商民协会的代表成了大多数。一向重视自己独立性的上海民族商人阶层从此被剥夺了自主的代表机构，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并从其传统的活动中被驱逐出来。在上海总商会被瓦解之后，全国其他城市的商会组织相继遭遇了完全相同的命运。很多年后，白吉尔在《剑桥中国史》一书中评论说：“自19世纪以来，商业组织的发展得以掌握各都市社区的管理，现在被粗暴地扭转了。”
1704098930
1704098931
如果说蒋介石从组织体系上成功地将企业家阶层打成了一盘散沙，那么，宋子文则以更为巧妙的手段对企业家阶层进行了利益上的“绑架”。
1704098932
1704098933
自国民党军队进入上海的第一天起，它就把发行公债当成募资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在一开始，由于缺乏确实的信用保证，公债的发行十分困难，银行家们常常以此来要挟政府，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了摊派和绑架勒索的恐怖手段。研究金融投资出身的宋子文对银行家们的心思当然了如指掌，从1928年春季开始，他重新设计了公债发行的游戏规则。
1704098934
1704098935
具体的办法是这样的：当政府宣布发行一笔公债的时候，先将这些公债存入认购的银行，以此从银行取得现金贷款。一般来说，政府取走的现金相当于存入债券票面价值的一半。根据上海钱业公会留存的资料看，从1928年3月到1931年11月，该公会总共购入债券3060万元，而实际贷给政府的款项是1562.5万元。等到公债公开发行后，银行可以将债券直接投放到上海的证券交易所进行投机交易。这种优惠的贴现政策一下子让购买公债成了一个十分诱人的生意，公债的平均年利息是8.6％，加上大量的贴现，公债的年收益率达到了20％以上，有的可高达40％。当时，银行给工厂的年贷款利息一般是6％～8％，贷给商业企业的年利息是10％，与购买公债的暴利空间无法相比。另外，将债券在证券市场上进行炒作交易，还可获得更大的收益。
1704098936
1704098937
这简直是一个无法抵挡的诱惑，全中国的银行家们当即进入了宋子文设计好的游戏圈里，特别是资本最为雄厚的上海银行家们纷纷购买公债。此后的10年中，中央政府共发行24.12亿元的公债，其中七成卖给了这些自诩为全中国最聪明的人。
1704098938
1704098939
“公债热”导致了三个结果。第一是公债发行从“天下第一难”顿时变成了人人争抢的香饽饽，政府凭空拿到大笔资金，用于军事活动和工商业投资。第二是形成了一个狂热而危险的投机市场，上海金融业超级繁荣，私人储蓄和民间游资被导入政府行政性活动中。在30年代中前期，上海市民人人炒作国库券，用美国学者阿瑟·杨格（Arthur Young）的话说，“投机成了上海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1704098940
1704098941
第三是银行家们从此被政府“绑架”。由于新公债可以用一部分抵充旧公债，各银行为了维持旧债，便不断地购买新债，掉进了一个“循环式的陷阱”，而政府只顾借钱应付眼前，根本不考虑偿还。陈光甫、张公权等人在一开始也曾颇为担忧这样的做法将动摇银行信用，但是，在宋子文的强势推导和当前利润的诱惑下，终于不能自拔。据民国学者章乃器在《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一文中的计算，到1932年前后，银行所持有的全部证券中的80％都是政府公债。因为有那么多钱借给了政府，他们不得不乖顺地坐到同一条船上，平等关系从此终结。台湾的中国经济史专家王业键因而评论说：“上海银行家的这种合作不仅解决了政府的经济困难，而且加强了政府对商业界的控制力量。当各个银行的保险柜里塞满了政府的债券时，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积极参与了这个政权的表现。”陈光甫、张公权、宋汉章等人一向重视自己的独立性，可是后来相继进入政府服务，大半原因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