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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政府真的兑现20％～40％的利率，那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意。在下一个章节中我们即将看到，因政局动荡等原因，政府强行规定偿还的公债打折扣，有的甚至借故不还——那时候要惩戒一个企业家实在太容易，只要从抽屉里拿一顶“奸商”或“通共”的帽子就可以了。在政局动荡之际，公债的现货和期货市场价格每每上演大跌场景，民营银行损失惨重，从此再不能与国家力量抗衡。这场政府与民间的“猫鼠游戏”，以后者的鼻青脸肿、投告无门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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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通过改变公债发行规则诱惑银行家之外，宋子文还同时设法控制了上海的证券交易市场，而整顿的对象就是虞洽卿控股的、几年前蒋委员长在这里当过“红马甲”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该所自1920年创办以来，每一届军阀政权都视之为肥肉，要么扬言取缔，要么层层加税，可怜虞洽卿玲珑斡旋，总算惨淡保全，而现在终于还是逃不出蒋介石政权的手心。尽管这是国父首倡，尽管蒋某人当年也曾在这里厮混，尽管交易所主人是他的恩公兼金主，但是出于“整理金融，牢控财源”的国策，他自然也无法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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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交易所法》，规定每一地区只准有一个有价证券的交易所，其他的交易所一律合并在内。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中交易量最大的棉纱交易率先被并入国营的纱布交易所。虞洽卿奋起挣扎，在给南京政府实业部的信中，他决绝地声称：“一息尚存，誓死必为之保全，任何牺牲所不惜也。”可是，大势已然不可逆转，各类交易物品被相继归并，证券部分并入证券交易所，黄金及物品交易并入金业交易所。到1933年秋，已成空壳的证券物品交易所被整体并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面对一个霸道、强大的国家机器，商人虞洽卿徒呼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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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发生在1929年前后的上海故事。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蒋介石政权不但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而且将实力强大、很有组织性的企业家阶层打得落花流水。自1911年之后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繁荣景象到此戛然而止。从此后的中国变得黑白两色，非此即彼，中间的鸿沟里血海翻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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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真是宿命所至，在这几年里，影响过历史进程的大思想家相继凋零。1926年7月，张謇去世。1927年3月21日，维新派头号领袖康有为病逝于青岛。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遗言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王国维之死被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没落的象征。晚辈学者陈寅恪在挽词中曰：“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他为王国维撰写的墓碑文字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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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温和立宪派领袖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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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19日，57岁的梁启超去世了。三年前，他因便血入北京协和医院诊治，诊断结果是一侧肾患结核坏死，需切除。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但刘瑞恒竟判断失误，错取好肾。朋辈悲愤，欲起而诉之。梁启超曰：“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算是不错，我又何必告他。”遂死。刘瑞恒后来调离医院，到卫生部做了政务次长。梁启超死后，温和的立宪改良派再无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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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梁启超去世的半年后，6月，国民党召开三届二中全会，依据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三时期”理论，宣告“训政时期规定为六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完成”。日后的史实是，国民党一再延缓召开国民大会，直到将近20年后的1948年才宣布进入“宪政”，而一年后即失去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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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讲述到这里，我们看到的都是蒋介石政权强势和恐怖的一面，如果据此认定它的主要经济工作就是勒索企业和贩毒，那么，它就是一个黑社会组织了。历史如同硬币，当然也存在着另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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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讲述的10年，1928～1937年，在经济史上有时候也被称为“黄金十年”。在这10年里，工业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8.7％（也有学者计算为9.3％），为现代中国史上增长较快的时期之一。①不过与前16年不同的是，这是国家强力干预经济的10年，是统制经济的10年，是国营事业和重工业高速成长的10年，是民营资本饱受压抑的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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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在经济重建上的建树也有值得记录的地方，其中最可称道的是经济主权的回收。自1928年底统一了中国之后，政府迅速展开了收回利权的活动。1842年以来，清政府与各国签订了一大堆不平等条约，除了众所周知的巨额赔款之外，还有一个卡住中国经济“脖子”的关税限制。国家的海关管理权长期被英国人把持，进口关税超低，严重影响了财政收入。在过去的10多年里，北洋政府一直想要收回海关自主权和提高关税，却遭到列强的集体抵制。蒋介石一改过去跟列强集体谈判的办法，先是派宋子文与美国交涉。1928年7月，经过艰难的谈判，中美达成协议，同意中国关税自立。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英、法、日等各国相继宣布承认中国的海关自主权。国民政府随即宣布从1929年1月起实施新税则，进口商品的关税从4％大幅提升到10％，之后又增到25％。这一外交胜利，不但恢复了中国的主权尊严，更成为新政府缓解财政危机的主要手段。在1928年，年度关税收入为1.21亿元，到1929年就翻番上升到了2.44亿元，到1931年则达到3.8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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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整顿国内金融秩序上的作为也有成效。在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各立征税门类，厘金制度无比混乱。更糟糕的是，货币没有统一，金块、银元宝、“袁大头”以及各种成色不等的银元、纸币都在流通，而且没有统一的货币标准和兑换制度。1928年7月，国民政府召开全国财经会议，提出以银元为基本单位、最终实现金本位制的改革方案，10月，成立中央银行。一开始，宋子文想把前身是大清银行的中国银行就地改组，遭到张公权的反对，于是另组央行，这也为七年后孔祥熙突袭中国银行埋下伏笔。金融改革的推进很艰难，1931年废除了流弊深重的厘金制度，1933年取消了银两单位制，同年成立票据交换所，担负起银行间账目结算的职责，之前这一功能由英国汇丰银行承担。最终到1935年11月，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实行“法币改革”，从而确立了统一的货币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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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货币：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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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货币：袁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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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国民政府推行的是坚定的计划经济模式和优先发展国营企业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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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的计划经济思想来源于“国父”孙中山。他历来主张大力发展国营经济，使国家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孙中山全集》中处处可见类似的表述：“如欲救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何谓制造国家资本呢？就是发达国家实业是也”；“中国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就是外国的社会主义”；“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令全国人民都有工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奉行的正是这一孙氏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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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928年前后，在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毕竟在过去的16年里，民营资本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今改弦更张，事关重大的国策变更与利益调整。在当年6月份的那次全国经济会议上，各项产业议题的讨论都出现了分歧。当讨论到钢铁、铁路、矿产等重大产业的发展思路时，有人主张“遵总理（孙中山）计划，将钢矿油矿及各特种矿收归国有，以实谋利益均沾政策”，“厉行收归官办，实为治本办法”。有人则认为“欲铁路发达，政府宜放弃国有政策，除个别重要干路外，悉委诸商办”，“实施矿业自由主义，并力行监督保护政策”。还有一种妥协的方案是，“由政府韧办，一旦办有成效，再行售归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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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设立中央银行的议题时，当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存档的《全国经济会议专刊》中，记录了当时的争论景象。姚咏白说，“筹设国家银行，须先筹官股，办有成效后，再改商股”。叶熏说，“国家银行应与人民合作，则股本可由各团体分任”。陈行说，“无论官商合股或纯粹商股，苟政府有力干涉，则无所不可”。李鸣说，“自大清银行以来，均系中央集权制，因政治不良，故其实际不能表现，是政治不良并非银行制度之不良，现在总以国家银行制度为原则”。周亮说，“反对官办，不得已则宜官商合办，取董事制”。还有一个戴霭庐委员索性“掏糨糊”，说“组织股份公司自由买卖，不必表明官商合办”。各人观点之差异，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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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决策层，对国家主义的坚定已经成为一个国策。蒋介石便认为“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全国经济会议两个月后，政府发布《训政时期施政宣言》，其中明确写道：“若夫产业之有独占性质，而为国家之基本工业，则不得委诸个人，而当由国家经营之。此类事业，乃政府今后努力建设之主要目标，并将确定步骤，以求实行。以国民急切之需要而言之，必须首谋开发社会经济所赖以为发动之基本工业。”在这段文字中，由国营资本控制重要产业，并进行优先发展的战略已经描述得非常清晰。那么，所谓的“基本工业”又包括哪些产业领域？在与《训政时期施政宣言》配套的《建设大纲草案》中有详尽的列举：“凡关系全国之交通事业，如铁路、国道、电报、电话、无线电等；有独占性质之公用事业，如水力电、商港、市街、市公用事业；关系国家前途之基本工业及矿业，如钢铁业、基本化学工业、大煤矿、铁矿、煤油矿、铜矿等，悉由国家建设经营之。”所列领域，均为能源、资源型的上游产业。很显然，国民政府的思路与晚清盛宣怀的国营理念如出一辙，其未来轨迹及命运竟也毫无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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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决策下，理论与口号迅速被文本化为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计划与运动。在《建设大纲草案》之后，政府又先后拟订“基本工业建设计划”（1928）、《实业建设程序案》（1931）、《国家建设初期方案》、“实业四年建设计划”（1933）、“重工业五年计划”（1935）、《中国经济建设方案》（1937）以及发动新生活运动②、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等。众多大型的冶金、燃料、化工、电气及军工企业在这段时间创建，形成了一个国营工业高速发展的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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