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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30 当时的实业部部长是陈公博,他随即派人赴沪调查,不久就端出了一份《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报告大意是,认定申新的资产与负债相抵已经倒挂,并指责申新“无组织、无管理”,非速行清理债务和“改换经营组织”不可。因此,报告提议组成临时管理委员会,由政府供给300万元为营运资本,六个月结束,所有盈余或亏损,并入公司债务债券内计算。报告最后认为:“倘今日仍以荣氏为中心,则外间已无信仰,中心无法可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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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32 荣家对实业部给出的方案大吃一惊。明眼人一看,这就是要用300万元收走荣家数千万元的资产。陈公博还在报纸上公开表态,认为申新唯一的出路就是“收归国有”。这一幕宛若两年前的招商局案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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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34 荣家兄弟当然不肯束手就擒,荣宗敬给蒋介石写信,指摘实业部“不言救济而言整理,不言调查而言估计,此中消息,实足令人寒栗”。在给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信中,他更是哀叹说:“民商何罪,申新何辜?”荣氏的同乡老友吴稚晖也帮着反抗,他在给陈公博的信中讽刺说,“中国吃豆腐者多,故冒险者少,弟虽个人决不敢效,实崇拜之至”,指白了说陈公博是趁火打劫。他进而说:“即如荣先生者,一个莽金刚,难免跌倒在众小鬼之社会也。”吴稚晖是国民党最资深的建党元老之一,陈公博是共产党“一大”代表,后来投靠汪精卫做了贰臣,因此,虽然对吴稚晖的辱骂恼怒已极,却也只好唾面自干。与此同时,全国棉纺织业也对实业部的提议群起反对,大家都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申新一旦归公,很快就会轮到自己了。无锡、天津、河北等地的纱厂联合会纷纷通电行政院、财政部和实业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到8月,陈公博只好畏难止手,不得不将“由实业部整理”改为“由荣氏本人大加整理”,但是,发行特别债券等等,一概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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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36 这就是“救荣”的第一出闹剧,荣氏想请个救援,没有料到却差点招进一个强盗。惊魂未定,第二出闹剧接着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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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38 荣宗敬为了扩张事业到处举债,其中曾向英资汇丰银行贷款200万元,以申新七厂为抵押。到1934年12月,这笔借款到期,荣家无力偿还,于是,汇丰提出公开拍卖七厂,这是一个拥有5.6万纱锭、3000多工人的大厂。环顾国内棉纺织业,所有华商纱厂个个自保不暇,如果拍卖,申新势必会落到日商手中。荣宗敬大急,他沮丧地对来访记者说:“中国实业到此地步,前途实不堪设想。”接着,他说出了那句无比悲情的感慨,“上天不令中国人做第一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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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40 在这里,有一个疑惑需要说明,在危机骤然到来的时候,为什么华商纱厂均陷困境,而日商纱厂却会活得不错?除了资本雄厚、技术和管理先进之外,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税负上的差别,这也是荣宗敬等人对政府至为不满的地方之一。学者严中平在《中国棉纺织史稿》中举例说,如果华商纱厂要用进口棉花,每担先得交14~15银元的进口税,当棉花纺成纱后,每担又要交8.5~11.63银元的统一税,这样华厂的生产成本加起来就比日厂每担要贵22~26银元。据他的研究,华厂所承受的税负和利息将近有日本人的5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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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42 1935年3月26日,申新七厂被汇丰公开拍卖,果然华厂无人应拍,日本丰田纱厂以225万元一举竞走。消息一见报,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国人痛恨日本已久,大有宁可烧掉也不入敌手之慨。第二天,汇丰和日商前来贴接收封条,被工人用高压水龙头冲走。又一天,工会召开救急会议,推举10个代表向政府请愿,表示“厂存与存,厂亡与亡,不惜任何牺牲,誓死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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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44 全国实业界再度声援,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市和南京市的商会、上海总工会等纷纷表示抗议,上海的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更通过决议,“通告全市国货厂商,即日起,对外商银行实行断绝往来,凡吾国上任,各须以身作则,切实履行”。国内各大媒体也连日发表社论,一致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驻沪领事馆出面协调,汇丰被迫同意解除拍卖,荣氏所欠抵押借款延期到1940年底全部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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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46 荣家再逃一大劫难。七厂之困缓解,断血之虞犹在。接下来的第三剧,出场的则是一个更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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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48 到了1935年4月,国内银行界天地突变——具体情况将在下文细叙——宋子文重新出山,执掌国营化后的中国银行。宋、荣关系一向不错,荣宗敬多次登门求援,甚至写下口吻极其卑微的信函曰:“宗敬有心无力,不能有所主张,请于公暇赐一电话,约定地点与时间,俾得趋前领教,以便遵行。”宋子文诺诺多时,一直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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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50 转眼9月,两人再次面谈,荣宗敬一如既往地大倒苦水,宋子文倾耳听着。突然,他用十分轻描淡写的口气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荣宗敬当场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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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52 数日后,宋子文终于拿出拯救计划,这竟是一个比陈公博的办法还要苛刻的方案:中国银行将申新所有九家纱厂全部收下,然后发行企业债券,以新债券还旧债务,所有债务分为营运贷款、不动产抵押借款、银行钱庄无抵押借款、个人储蓄存款和荣家存款五等,依次进行偿还,并内定中国银行总稽核霍宝树为申新总经理。宋子文给出的唯一诱惑是,申新所欠银行和钱庄的借款利息均由1分减为5厘。此案等于把荣家从申新一脚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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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54 这是申新“搁浅”以来最大的危机,也是荣氏创业30多年来最凶险的时刻之一。宋子文的政商势力远非陈公博之辈可比,他蓄谋半年,赫一出手,荣家幸存的机会已经渺茫。当时担任荣宗敬助手的是荣德生的大儿子荣伟仁,他在一封信中披露了家族担忧:“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至全功尽弃。事关股东血本,生死问题,非努力理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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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56 荣宗敬四处找人说情,竟没有人敢于出面得罪宋子文。时间很快到了1936年2月12日,宋子文在自己的家里召集申新的三家大债权人开会,决定申新的命运。与会五人,分别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徐新六,上海银行的陈光甫,中国银行的宋子文、汪楞伯和霍宝树。这时,荣家兄弟已如盘中之物,颓颓然而任人分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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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58 会议开时,陈光甫居然称病没有到,替他来的是往来部经理李芸侯。宋子文在桌上特地摆了个大蛋糕,是为庆祝时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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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60 70多年后,荣家后人对历史学者傅国涌追忆当时情景:会议是下午2点开始的,宋子文叫霍宝树把打印好的整理申新的英文文件逐段念,念一段,问大家有没有意见。最后,李芸侯发言,他讲话有点结巴,但是意见却表达得很清楚:“这个办法,敝行不能同意。”宋子文惊问:“光甫已同意了!”李芸侯说:“这笔款子是我放的,所以归我负责。照这办法,我行肯定要亏本,还望宋董事长大力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李芸侯所谓的亏本,是指申新欠上海银行1200多万元,年息由1分降到5厘,每年要亏至少50万元。宋子文说:“那么如何办呢?中国银行也是同意的。”李芸侯说:“或者把上海银行借给申新的款项转给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是发行银行,问题不大,我们行就承担不了。”众人听了,脸色骤变,宋子文说:“这样就不能再谈下去了。”会议不欢而散,桌上的蛋糕没有人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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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62 就这样,靠着陈光甫的仗义,荣宗敬从宋子文的虎爪下悚然逃生。其后的半年里,申新各厂时开时停,苟延残喘。荣家兄弟如同两个溺水之人,日日拼死扑腾,全靠本能求活。1936年10月1日,荣家与中国、上海两行订立《委托经营签约书》,保住了所有权。到秋天,委靡了两年多的市场终于发生变化,棉花丰收,价格下跌,纱、布价格上扬,市场转暖,停工的申新各厂先后开工,到年底,公司居然扭亏为盈,荣家终于熬出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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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64 荣家显然是幸运的,在此次经济危机中,国营事业集团通过接收、控股等手段进入原本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大量轻工业领域,如烟草、面粉、粮食加工等等。仅中国银行一家就控制了15家纱厂,约占华商纱厂锭子总数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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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66 1935年的某日,“火柴大王”刘鸿生因从事多元化经营而导致资金困难。他向多年交好的宋子文求救:“最近银根越来越紧。我有几笔到期的押款,银行追得很急,希望中国银行接受抵押,帮我渡过难关,您看可以吗?”宋子文冷冷地问:“你用什么作抵押呢?”刘鸿生答:“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宋子文以嘲笑的口吻说:“O. S. 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O. S.”是刘鸿生的英文名字,他日后回忆说,这是他终生最难忘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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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68 白吉尔说国民政府在危机爆发的时候没有对民营企业施以援手,她其实只说出了事实的一半。事实的全部是,政府居然在这种危急情景下,完成了对民营资本集团的致命一击,这是一场十分残忍而精妙的战役,数十年后复盘,仍让观者手心出汗、欷歔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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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70 在1935年3月之前,中国金融业的主动权仍牢牢握在私人银行家手中。政府直接控股的银行只有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两家,它们的总资产只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11.7%,其余资产中的九成集中在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手中。其中,资本最雄厚的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银行的总资产分别为9.75亿元和4.25亿元,占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1/3,是中央银行规模的3倍。尽管官股在这两家银行中各有20%的股份,但是经营权仍掌握在私股一边。中国银行的大股东、46岁的总经理张公权俨然是银行业的魁首,他也因此替代虞洽卿成为沪上企业家的新晋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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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72 张公权是百年一出的金融奇才,早在20年前就因领导中国银行脱离袁世凯政府而一战成名。他年富力强、视野开阔,而且很有政治抱负。此时的他不但手拥巨财,而且领导着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办有《中行月刊》等杂志,处处展示出银行家的话语权。他对孔祥熙的赤字财政政策一向不满,经济危机爆发后,他再三呼吁政府应该把财力引导到帮助遭受萧条打击的中国经济上,而不该拿去积压在公债上。他不断在媒体和股东会上发声,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界的金融政策必须彻底改变”,“政府立即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和浪费的支出,有成效地厉行节约,将储备用于建设,以增加国家的建设”,“投资不应再只是限于商业金融的中心城市,而应该指引到内地地区去”。他的这些言论当然被孔祥熙看成眼中肉刺,必欲拔之而后快。张公权在行动上更是让孔祥熙十分难受。为了表示对中央政策的愤怒,张公权大幅减少公债储备,从1931年12月的7200多万元一下子降到1934年12月的2500多万元,并公开声称要抵制不合理的政府公债。中国银行的资产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23%,几乎四分天下有其一。在它的示范效应下,民营银行对公债的热情大大降低,孔祥熙的赤字政策眼看着难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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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77 国民党的中央银行汉口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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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9379 就在经济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刻,孔祥熙施展合纵连横之术,突袭中国银行。他知道凭一己之力,还很难将张公权击倒,于是暗中联合了两大高手,一是国舅宋子文,一是黑社会老大杜月笙。宋子文在财经界的影响力之大是有目共睹的,他被迫辞职后,不再在政府系统担任职务,而是发起组建了一家名叫“中国建设银”的公司——我们不久就将知晓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什么了。他与孔祥熙的关系很平淡,甚至可以说矛盾重重,不过此次却为了共同的利益又站在了同一战壕中。1935年2月初,孔祥熙与宋子文在汉口开秘密会议,确定了突袭步骤,此案得到蒋介石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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