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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的实验，鼓励了一代知识分子，受其启迪，北大教授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也展开了平教实验。自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和实业界对农村的现代化改造有几套思路，其中最值得纪念的是晏阳初和费孝通两位先哲。晏阳初的平教运动以“革心”为主轴，试图通过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以实现消灭贫困的目标，费孝通则在对家乡苏南的观察中获得灵感，认为发展乡村工业才是摆脱贫穷的捷径。“平民教育派”和“乡村工业派”的理念或有不同，但温和渐进、反对暴力革命的改良思想却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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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北沦陷，晏阳初辗转到重庆，创办乡村建设学院。这时候，平教总会已发展为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全国近百个市县有它的分会。194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巴黎举行首次会议，平教总会的骨干瞿世英是中国代表之一。该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基本教育的计划，明显地受到了晏阳初的启发，晏阳初本人则受邀担任特别顾问。1948年，美国国会在通过“援华法案”时特列“晏阳初条款”，指定以经援经费的1/10作为平教总会的农村复兴活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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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晏阳初移居美国，继续在亚洲和南美洲地区推广平民教育，他先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加纳等国建立了乡村改造促进会。60年代，他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着重向来自第三世界50多个国家的学员推广定县经验，促进大规模的群众教育运动。学员把晏阳初的思想同当地文化特点结合起来，回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收到了良好效果。1985年，95岁高龄的晏阳初受邀回国重访河北定县和重庆，他兴致勃勃地与重庆社会科学院共同拟定了建立“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的初步方案。1989年，美国总统布什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词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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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常说：“三C”影响了他的一生。“三C”即孔夫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他说：“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我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圣奥古斯丁说：‘在每一个灵魂的深处，都有神圣之物’。人类良知的普遍存在，也是我深信不疑的。”晏阳初还说：“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其确切含义是什么？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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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以来，中国精英阶层对农村改造的热诚投入与远见卓识，无人超过晏阳初。在亚洲地区，“定县实验”与孟加拉国“穷人银行家”尤努斯（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乡村银行”是两个最富创意和成效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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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在世之时，从来没有被称为“企业家”。不过，进入21世纪之后，有学者将他这样的社会活动者定义为“社会企业家”。戴维·伯恩斯坦在《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提出了这个新概念，他认为，相对于“商业企业家”，“社会企业家”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最后要重建一个更好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既有远大理想又有经营管理才干的晏阳初无疑是“社会企业家”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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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以百龄善终，应验了“仁者寿”的格言。晚年，他的传记作者吴相湘问他：“长者今已有志竟成，但六十多年中是否也有失败的地方？”晏阳初沉吟良久，答：“失则有之，败则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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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回答其实应和了《圣经·雅歌》中的这句话：“爱如死之坚强，沉默里有超越一切的持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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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抗战初期，国民党将领汤恩伯据守河南抗击日军，屡有战功，却也扰民甚重，被河南人并列为“水、旱、蝗、汤”四害之一。因重税暴敛而造成民变的事件在抗战时并不仅见，《剑桥中国史》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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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战后，很多英属殖民地纷纷谋求独立。1947年6月，英国将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地，同年8月15日，印巴分治，印度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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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首都柏林被一分为二。1961年8月，东德政府在分界线上筑起了一道“柏林墙”，它成为冷战最著名的标志。1990年10月3日，德国重新统一，柏林墙被拆除。至此，美苏对抗的时代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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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170410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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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1945 接收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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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往犹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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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闻日本乞降喜赋》(1)，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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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似乎所有的人都没有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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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斯凯伦德（Eskelund）的美国记者描述了1945年8月上海的景象：“重庆的军队进城了，欢呼的人群排起了长龙，向抗战的英雄们致敬。海港恢复了活力，飞机在上空盘旋，机声轰鸣，下方则爆竹连连……日本的士兵和平民从大街上消失了，其店铺也多关闭了，他们退出了。使团撤离，他们将要离开，日本人回日本去了。美国小伙子、英国小伙子、上海姑娘们，尽到你们的责任吧！他们确实是这样干的。每个夜总会都挤满了人，美好的生活从黄昏开始，无休无止，谁还顾及宵禁时间？战争取得了胜利，和平可能保持下来！在一个世纪里，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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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在庆祝日本投降的宴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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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的足够了吗？至少在中国不是。即将发生的事实是，混乱的和平仅仅维持了短暂的十个月，紧接着是三年的惨烈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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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看战后中国的经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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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八年里，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在战前，上海是中国唯一的、世界级的工商业大城市，在以它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聚集了绝大部分的华资银行、半数以上的工厂，并承担了超过六成的对外贸易。战后，东北的重工业赫然崛起，南方的广东和香港成为新的贸易和金融中心，由此，“东工西农、南轻北重”的经济格局悄然成型，此局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仍然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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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前后，东北是中国乃至亚洲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如我们在之前已经讲述过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张家父子（张作霖、张学良）治理东北的时候，就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和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沈阳的兵工厂是唯一的大型军工企业，哈尔滨则是东北亚最大的国际大都市。1928年，以出超实际利益比较，哈尔滨滨江海关已超越上海海关和粤海关，稳坐全国六大海关头把交椅，成为全国最大的面粉生产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产基地。张家父子甚至建成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海空军。自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日本人控制东北，扶持成立了伪满洲国。自此，日本对东北进行了持续的大量投入，将之建成亚洲扩张的“工业发动机”。从1933年到1942年，伪满当局详尽规划了大大小小109个城市的建设。其中，长春是建设最快的大城市之一，它建成亚洲最大的无线电台——新京无线电台，和最大的电影厂——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管道煤气和中国第一个规划地铁的城市。1945年，东北铁路里程达到11479公里，为全国铁路总里程的一半。1943年，东北公路总里程近6万公里，而到了1949年，中国含东北在内公路总里程仅为8.09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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