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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陈嘉庚、白修德以及杰克·贝尔登等人的经历以及目击素描，我们大抵可以看到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的表现，以及后者得到民众——特别是农民拥护的原因，它与国民党政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日后它们各自结局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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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进入1944年，局势日渐明朗，德意日轴心国败象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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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战区，国共军队牵制了100多万日本军队。地处西北的共产党尽管实力弱小，但是却已经积聚起逐鹿天下的雄心，国民党的腐败成为共产党人崛起的最大的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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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19日，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三百年前的这一天，农民武装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明朝灭亡。郭沫若在文中写道：“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他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熟悉中国国事的人，都知道他讽指的“今日崇祯”是为何人。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对郭沫若文章大加抨击。而延安的毛泽东则号召全党学习该文，思考如何避免李自成式的“胜利后的骄败”。两党之明暗，识者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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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日军作困兽挣扎，发动“一号作战计划”，先是进击河南，继而攻陷长沙、围猎衡阳、占领桂林，兵锋直指贵阳和重庆，国军损失惨重。蒋介石召开秘密会议，一度想放弃重庆，把政府迁往甘肃西昌。这几乎是抗战八年最凶险的时刻。然而，天佑中国，到年底，麦克阿瑟率领的美军在太平洋海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日军被迫停止前进，终于成强弩之末。1945年4月30日，盟军攻陷柏林，希特勒自杀，德国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50万苏联红军分三路向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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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就在宋子文当上行政院院长三月后，日本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订无条件投降书，至此历时八年的全面抗战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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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重建。在过去200年里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终于让出了第一强国的地位，新崛起的美国和苏联取而代之，而形同水火的意识形态对立让这两个国家各自为营，世界迅速进入两强对立的冷战年代，这一状态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990年苏联解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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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经济而言，战后最重要的事件有两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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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确立。早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44年，同盟国就开始讨论战后经济重建的命题，7月，44个国家的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战后的1945年12月底，22个国家签署《布雷顿森林协定》。这个协定最重要的结论是确立了美元与黄金的对价关系，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从此，美元代替英镑成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也是“美金”这个名词的由来。此外，成立了三个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它们就是日后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关税贸易总协定组织，其中，前两个机构的总部均在美国纽约。战败的德国被分裂成西德、东德，(3)日本则从废墟中重新起步，这两个国家将在30年后重新回到世界经济强国的序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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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重大事件是“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的提出和实施。这个战后最大的经济重建计划启动于1947年7月，美国以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向西欧各国提供130亿美元的援助。这个计划既拉动了欧洲的复兴，又让美国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以武器制造为目标的重工业产业得以向民用领域转型。“马歇尔计划”还消除，或者说减弱了历史上长期存在于西欧各国之间的关税及贸易壁垒，因此也被认为是促成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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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界，一个人的去世和一个人的“到来”，同样充满了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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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当世最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落寞中去世。尽管他创立的“凯恩斯主义”统治了世界，但是他的祖国却正在没落。在离世前的一年多里，他一直试图捍卫英国的战后利益。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他反对美元与黄金挂钩，因而提出了超主权货币Bancor（世界货币）的主张，这个方案遭到了美国人的嘲笑和否决。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终究无法阻挡一个伟大帝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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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1946年，37岁的美国咨询公司顾问彼得·德鲁克（1909～2005）出版了让他名留青史的著作《公司的概念》，这是他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进行了18个月的调研后写成的。在书中，德鲁克首次提出“组织”的概念，他建议企业应该培养“有管理能力”的、有“责任感”的工人和一个“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德鲁克日后被认定为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是“大师中的大师”，他所代表的美国式管理思想从此将取代亚当·斯密和凯恩斯，成为新的流行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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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八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建设被彻底打乱，全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500万～2000万，难民总数超过6500万人，75％的工商业城市陷于战火。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提供的数据，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2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可能达半个世纪之久。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计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里，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煤炭5.86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外资在华损失约为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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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声音从电台里传来的时候，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极而泣。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胜利，人们在漫长的黑暗绝望中突然看到了和平的刺眼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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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接下来发生的现实却比梦想要残酷一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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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170410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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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企业史人物】 定县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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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5月24日，是伟大的思想启蒙者尼古拉·哥白尼逝世400年纪念日。当日晚间，全球180名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和教育家聚集在美国纽约市的卡立兹教堂，隆重纪念哥白尼，同时颁布“当今世界上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名单中包括科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杜威、企业家亨利·福特等人，其中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他叫晏阳初（1890～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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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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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晏阳初的表扬状是这样写的：“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又是他的伟大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办法，肥沃他们的田土，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这年11月，当时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美国杂志《读者文摘》刊登专文介绍晏阳初，内文引用晏阳初的话说，“没有任何一国能超越其民众而强盛起来。只有这许多大众——世界上最丰富的尚未开发资源，经过教育而发展，且受教育而参加他们自己的建设工作，否则将没有和平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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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是四川省巴中市人，早年在成都的美国教会中学读书，23岁时以第一名成绩考入香港圣保罗大学（香港大学的前身）。按当时规定，他如加入英国国籍，就可获1600元奖学金，晏阳初婉拒，理由是“这对中国人说来，代价太高了”。三年后的1916年，晏阳初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后又入普林斯顿大学，获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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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位喝了一肚子洋墨水的中国青年，在后来的70多年里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贫穷而苦难的祖国同胞。早在1918年6月，他就飞赴法国战场，为那里的华裔劳工服务，替他们写家信和提供最起码的医疗服务。他还创办了一份《驻法华工周报》，在一篇社论中他认为：“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开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把那老心老肠革去，换一个新心。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