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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萧条导致了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二是通货膨胀持续高烧。国民党政权自执政以来,就对农村改革缺乏热情和经验,其支持者主要来自城市,而现在,城市工人也站到了这个政权的对面,工人罢工此起彼伏。苏珊娜·佩拍教授在《剑桥中国史》中披露,在抗战开始前的1936年,全国有记载的罢工及劳资争议为278起,可是十年后的1946年,光上海一地所记载的罢工及劳资争议总数即达1716起,到1947年,这个数字更上升到2538起。佩珀教授进而写道:“国民党政府经常指责工人闹事是共产党职业鼓动家促使的,然而,这些争论问题是现成的,任何人都可有效地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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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蒋介石的声望在此刻达到巅峰,可是,随着治理无度以及种种政策的失误,很快让人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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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种景象中,最让人诟病和愤怒的,是官僚资本集团的暴富。人们发现,赶走了一个贪婪的孔祥熙,等来的却是一个更霸道的宋子文。民怨郁积,终成沸腾之势。1947年一开春,全国就爆发了一场“驱宋运动”,冲在最前列的仍是那个脾气暴烈的“五四老青年”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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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15日到3月1日,傅斯年连续在《世纪评论》和《观察》杂志上发表三篇讨宋文章,国内舆论为之激荡。这三篇文章分别是《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傅斯年痛骂说:“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是由于革命的势力,而是由于它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唯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在历数了宋子文的种种恶行后,傅斯年表示自己“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吧?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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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对宋子文式的官商进行了深刻的挞伐,他称宋子文有着“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通过中国建设银公司,经营或收买下戚墅堰电厂、首都电厂、既济水电公司、淮南煤矿、鄱乐煤矿等厂矿,变“国营”为“宋营”。他尖锐地指出,不能说宋子文身上一点儿没有“都市性、现代性、民主性和世界性”,但他明显多了些虚伪、自私和霸道。傅斯年写道:“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分子,也不见踪影的。至于他的外国文化,尽管英国话流畅,交些个美国人(有美国人说,看他交往的是些什么美国人,便知道他是什么人)是绝不登大雅之堂的……说他不聪明吧,他洋话说得不错,还写一笔不坏的中国字(我只看到报载他的签名),说他聪明吧,他做这些事,难道说神经有毛病吗?”他因而认定,在宋子文的身上更集中地反映了旧中国“官僚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共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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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傅斯年这三篇充满了火药味的战斗性文章,让后人十分震撼,其用词之尖刻趋于极致。他甚至直接把孔宋二人比做蒋介石的“胯下之物”——“虽皆为介公之‘老二’,是胯下的‘双扇活宝贝’,然而却又是对头”。这几乎是连“最高领袖”也一锅骂了进去。他还生动地比较了这两个当世最大官商,说“两家的作风不尽同。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但‘世家’二字,我曾打听他的故人,如严庄监察使,那就真可发一笑了。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而宋氏作风又不一样,“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两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是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这还不能算完,今天我们要觉得晋惠帝不愚,因为他听到公园里蛤蟆声,他问是公的私的。今天一切事都引不出公的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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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写道:“孔宋失败的一个原因,由于他们的‘清廉’程度,孔则细大不捐,直接间接;宋则我生你死,公私一齐揽络来把持。前者贪欲过于支配欲,后者支配欲过于贪欲。虽然形状这样不同,而有好多相同之点,我今天只说一件,就是两个人绝对是以买卖为灵魂的,绝对相信他所相信那一种形态的自由买卖,尤其显著的色彩是自由在己,买卖在公……孔宋二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唐朝的秕政,是和黄巢相辅而行的,明朝的秕政,是和张(张献忠)李(李自成)相辅而行的。今天孔宋二氏之流毒,是共产党莫大的本钱。还是先检讨一下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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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氏坚决主张由政府公开没收或征用孔宋两家吞公营私的非法财产,“总而言之,借用两家财产,远比黄金拢回法币多,可以平衡今年预算。所以要征用,最客气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到民国五十一年还他们本息,他们要的是黄金美钞,到那时都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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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傅斯年猛烈炮轰宋子文的时候,上海正爆发“黄金风潮”,而孔宋家族也爆出一个天大的丑闻。如前所述,在实行金融开放政策的一年多里,国库的外汇和黄金储备都少了一半,可是,这些财富中的大部分都以曲折的方式进入了孔宋家族的钱库中。在这期间,央行以稳定市场为理由,向市场抛出3.81亿美元,而孔宋家族背景的孚中公司、扬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公司竟结汇3.34多亿美元,占了总额的近88%,其中大量用于炒卖黄金和进口奢侈品,抢夺市场暴利。监察院在事后调查的报告书中披露:“关于政府机关申请外汇案件,以当时政院主管外,审核工作既无一定审核机构,又无详细法规,核准时或由政院行文,或由宋前院长个人决定,以便条手谕央行拨售外汇,其未经正式程序,显有未合之处甚多。”宋子文以经济学博士的学养和对英美体制的追捧,当然知道制度设计的重要,可是,他却罔视国纲,以自己的一支笔掏空了半个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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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就在《观察》刊登傅斯年第三篇文章的当日,宋子文在巨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即刻提出辞职。为了平息民愤,在这年秋天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宋子文当场宣布将他在中国建设银的股权全部捐献给政府。当他说出这些股权的价值时,全场大官们还是被吓了一大跳,是1800亿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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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1945年8月之后的中国,是一个让人兴奋而备受煎熬的时刻,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在日本投降当日所预感的那样,真正是“喜心题句又成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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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战结束的那一刻起,蒋介石的眼睛就是一直死死地盯着中国西北角那个叫延安的地方,这位坚信“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家即便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放松对共产党的打压。现在,“最后的解决时刻”终于到了,他把军事以外的所有国政都交给了妻兄宋子文,自己则集中精力于这个缠绕了他将近20年的心头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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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延安方面在战后的行动。在上一章节,我们透过杰克·贝尔登和陈嘉庚等人的眼睛看到了一个高效、亲民和简单的新生政权。抗战结束后,毛泽东一方面抓紧军事上的战备,派遣林彪等人赴东北,整编那里的抗日武装,并与苏联红军结成联盟,另一方面则酝酿开始土地改革运动。从1946年起,各解放区开始了以“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为主题的土改运动,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分配给失地农民,以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一土改涉及解放区的1.6亿农村人口的利益,它成为广大农民拥护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动因之一。于是,当国民党在城市和农村日渐失去所有社会阶层的支持时,共产党人则从土地改革里赢得了人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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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和平谈判,举国屏神瞩目。毛泽东以九年前的旧作《沁园春·雪》书赠词人柳亚子,词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首词豪气冲天,倾倒众生。10月10日,双方签署《双十协定》,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海内一时欢腾,各城烟花燃放,以为和平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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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美国大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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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烟花终是一个幻觉。就在重庆谈判期间,国共军队已经在河北、山西开打。10月初,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歼灭了阎锡山的3.5万人。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以193个旅、158万兵力,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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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年抗战仅仅结束了十个月后,内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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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企业史人物】 孔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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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称宋子文“着实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曾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先进的文化教育,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唯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因此傅斯年说:“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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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走开”半年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他到任后的第二天就接见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跟他商谈在广东开矿的事宜,接着跟潘宜公司接洽黄埔港的建设工程,决定把海南的铁矿石卖运日本。以他过往的行为来看,实在分不清这些到底是公事还是私事,或者根本就是“公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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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已成既定事实。1月24日,宋子文辞掉省政府主席之职,逃往香港,6月10日远遁美国。蒋介石到台湾后,多次电催他回台“共济时艰”,他予以拒绝。1952年10月,国民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党内重大整肃案”,开除了一批“不忠贞”的重要党员,名单之中;孔祥熙位居第一,宋子文位居第二。而在三年前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中,排第一的是蒋介石,第二也是宋子文。在国共两份名单中,他居然能同时出现,而且都高列次席,这大概是宋子文式人物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象征性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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