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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局势似乎在朝市场化的方向推进。战后，以翁文灏、何廉为首的经济部迅速拟定了一份《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的方案，它制订了“战后中国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而其基本的原则是实行“混合经济”模式，按何廉的表述是“在混合经济中的有计划的发展”，就是提倡国营、私营和积极引进外资投入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总原则》还特别强调把国营企事业的范围限定在军工、造币、主要铁路和大规模的能源动力经营以及邮政电讯等若干重要公用事业方面。鼓励私营企业在政府经济建设总计划的指导下发展，并由政府在财政、运转设施等方面给予援助，且在实际经营中，享有与国营企业平等竞争的地位、权利和义务。在引进外资方面的开放度也有所增加，规定在任何中外合资企业中，除了董事长一席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外，不必对外资所占百分比作出限定。此外还特别强调，在政府供职的人员禁止经营和管理任何在其监管职能范围内的企业。《总原则》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上表决通过，并公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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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读之，这份《总原则》的精神与30多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路很有神似之处，甚至在一些表述上都几乎一致。这是1934年之后，中央政府提出的最具市场化精神的纲领性文件。当时的中国经济，百废待兴，确实出现了一个改革的大好时机，美国学者费维恺在他的研究中便认为：“政府在收复沦陷区时，其间间隙的时间虽然短暂，本可以实行彻底而公正的税收改革，以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政府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收复中国工业较发达的省份，对解决商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可能有些希望，但这种希望被事实残酷地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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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所以被粉碎，一是顽固的国家主义理念仍是主流，若非决策者的决心，很难被一纸《总原则》否决；二是官僚资本集团已经与国营垄断体系形成了一个制度性的共犯结构，他们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最大反动力量。经济部里的那些书生当然无法与行政院和财政部的宋子文等官商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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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看上去很美的《总原则》自出笼之后，就变成一纸废文，徒给后人留下长长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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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子文的主导下，一连串以“中国”或“中华”为名号的国营垄断企业纷纷挂牌诞生：中国盐业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中国造纸公司、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国渔业有限公司、中华水产公司、中华烟草公司……它们以划拨的方式无偿得到了数以千计质量最好的资产。据经济部统计，到1946年6月，已经接收的2243个工矿企业中，作“拨交”处理的就高达1017个，标卖给民营的只有114个，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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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字号企业中，最典型的是宋子文直接控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自晚清以来，纺织业就是中国最重要的民生产业，而且长期为民营资本所掌控。在这个领域出现了张謇、荣氏兄弟等众多企业家，它可以说是民营资本集团的最后一块阵地。此次，宋子文利用接收的天赐良机，来了一个大抄底。他接收了日资在华的所有纺织工厂，还将上海、天津等地的众多大型华资纺织厂收入囊中，官僚和国营集团分文未出，一举拿下全国总纱锭的37.6％和全国织布机的60.1％，几乎完全垄断了中国的纺织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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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何廉的回忆，他曾与宋子文就纺织业的国营化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他以《总原则》为根据，认为政府应该立即把接收的轻工业交给私营企业经营。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法：“我们可以把敌产作为政府股本搞联营形式，或者规定条件出租，或者干脆估价后出售给私营企业，以充分利用他们在这方面的管理经验，也有益于市场竞争。”宋子文的回答是：“纺织工业的管理并不十分困难。而且，政府需款孔急，轻纺工业非常有利可图，为什么要让私营企业家获利，而不让政府这样做？”1946年6月23日，上海市商会特别电请南京政府行政院，认为“自政府接收敌伪工厂物资之后，耽于近利，不惜以此为弥补赤字财政之不合理计算，设立中国纺建公司、中国蚕丝公司、台湾糖业公司等，于显然违反经建原则之下，展开与民争利之压迫，以致与此有关之民族工业，危如累卵”，提出为“维护民族工业，已经国营之中纺、中蚕、糖业等公司，迅予改归民营”。此电没有得到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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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企业史上，孔祥熙对银行业的突袭以及宋子文对纺织业的收网，是两次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战役”，两个数百年间均由民间经营的生机勃勃的重要产业从此被彻底国营化。国民政府把接收的敌产归为国有，使资本国家化，进一步充实了国家资本的力量。从产量计，国家资本从此控制了全国煤的33％，钢铁的90％，石油和有色金属的100％，电力的67％，水泥的45％，纱锭的37％，织布机的60％。此外，铁路和银行早已被完全掌握，一个强大而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格局全面形成。统计显示，到1948年上半年，国家产业资本已经占全国产业资本总额的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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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在他的经济史笔记里评论说：“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日本私人资本大多被转化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不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以后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这个国营化也是中国后来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基础，它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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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突发急病在重庆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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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他一直在为工厂的复兴忙碌着。早在上年的9月，他与陈光甫、卢作孚等人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工商国际开发会议，所有的人都看了抗战胜利的曙光。范旭东连夜拟定了战后复兴计划，其中包括扩充天津的永利碱厂、修复南京铔厂、完成四川的铵厂和硫酸厂工程，以及在湖南新建炼焦厂、玻璃厂、水泥厂等，扩建和新建工厂总数为十个。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为此，范旭东向美国进出口银行申请贷款1600万美元。1945年初，在陈光甫的居中帮助下，美方同意了他的申请，不过要求国民政府居中担保。范旭东郑重地向行政院上递了借款报告。数月下来，杳无音信。范旭东数次催促，竟得到宋子文托人传来的转告之词：“如果宋先生出任永利董事长，借款合同可立即由中国银行指令纽约分行签署担保。”范旭东愤而拒绝，他对永利老臣、宋子文的哈佛同学孙学悟说：“近因胜利，看见我们许多高官厚禄的老友，伸长手臂向空中乱抓，实在不过意，但若辈乐此不疲，民族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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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行政院正式批复，对永利的担保申请“不予批准”。范旭东愤极攻心，一病不起，终于黯然弃世，终年只有61岁。在逝前，昏迷中的他用手拼命向空中抓去，嘴中大喊“铁链——”，其临终遗言是，“齐心合德，努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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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旭东毕生致力于中国化工业的振兴，生为此虑，死不瞑目，实在是本部企业史上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他以书生意气投身商业，日思夜想，全为报国，数十年间惨淡经营，无中生有，独力催孕出中国的化工产业。在他的周围环绕着侯德榜、陈调甫、李烛尘、孙学悟等诸多科技精英，他们或出身欧美名校，或就职跨国大公司，原本都有优厚舒适的事业生活，全是被范旭东的精诚感动，毅然追随他四海漂泊，在残败苦寒中尝尽百难。后来的30年里，这些人一直是国家化工业的领导者。“商之大者，为国为民”，说的正是像范旭东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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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旭东的多年同事侯德榜回忆：“先生当公司总经理三十余年，出门不置汽车，家居不营大厦，一生全部精神，集中于事业，其艰苦卓绝，稍知范先生为人者，胥能道之。”据他的儿子范果恒回忆，即使在生意顺利的天津时期，家里的生活也还是比较拮据的。那时候家里日常食用的大米都是从老家湖南乡下运来的，因为这样比在北京、天津购粮要便宜一些。重庆时期，范旭东的收入经常不够养家，就靠妻子的一些陪嫁首饰帮补家计。范旭东逝后，重庆20多个团体组织追悼会，国共两党领袖都送了挽联，毛泽东写的是“工业先导，功在中华”，蒋介石写的是“力行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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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旭东是不是被宋子文“逼死”的，后世说法不一。不过，在1945年的经济复兴中，民营企业家被彻底边缘化乃至遭到利益剥夺，却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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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卢作孚和荣德生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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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的战后扩张计划也很庞大。当时，加拿大政府为了防止战后生产萎缩，通过了一个《输出信用保险法案》，由政府为外商担保，向加拿大银行贷款，用以订购该国的工业产品。卢作孚向加拿大订购6艘大型客货轮和12艘中小型客货轮，并因此申请到加拿大三家银行的贷款1500万加元。这一贷款同样需要得到民国政府的担保。因为卢作孚的声望实在很高，蒋介石在他的申请报告上亲笔签字批准，可是行政院和交通部却提出了条件，要求民生将所订购的轮船抵押给政府，在偿清贷款之前这些轮船归政府所有，由政府租给民生使用。这一额外的条件显然埋有伏笔，在日后，政府很可能利用经济危机或信贷紧缩的办法，逼迫民生还钱，进而控制其股份。这一手法并不鲜见，卢作孚当然不从。他转而向美国买了十多艘退役军用船只，这些船虽然售价便宜，但是改装费是船价的几倍，卢作孚迫于无奈，也只好退而求其次。他还跟民营的金城银行合资成立了一家轮船公司，用银行的钱购进三艘新船。民生的加拿大贷款案一拖再拖，后来还是达成了，但是，等这些船交付的时候，已经是兵荒马乱的1948年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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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公司无法从政府那里得到支持，国营的轮船公司却格外滋润。政府控股的轮船招商局成为接收大战中的唯一赢家，它把日伪的所有轮船及码头设施全数吃下。抗战时，民生船只近3万吨，官营轮船招商局只有2.3万吨，其中实际航运的不过0.18万吨。到1947年，轮船招商局的吨位已跃升到了34万余吨，完全垄断长江下游和沿海运输业务，而为抗战付出巨大牺牲的民生公司只有5万余吨。此时担任招商局经理的正是几年前与陈仪一起祸闽被陈嘉庚驱走的“先烈侄子”徐学禹，他竟扬言要“吃”掉民生。这一次，从不发火的卢作孚也无法控制愤怒，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当面痛斥徐学禹。他还通过23位参政员在参政会上提案，“招商局应加入民间资本，改组为民营轮船公司，使能与其他民营轮船公司平等分配航线范围，以发展我国航业”此议理所当然地被宋子文否决。为了表达对民生的“尊重”和补偿，政府拨了几艘登陆艇给卢作孚，卢作孚不无怨气地说：“其实，这东西男不男，女不女的，改装都不好改，现在还放着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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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时期的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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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家碰到的情况更荒唐。战争一结束，被压抑了八年的荣家顿时觉得翻身之日到了。1945年10月，荣德生的二儿子荣尔仁向行政院递交了《接收日本纱厂及人造纤维厂的建议书》，提出在中国的日本纺织厂应予接收，“分配给在战时受到损失并在后方作出贡献的厂，按损失的程度，给以赔偿”。他还拟出了准备接办的日商纱厂名单，纱锭总数约30万锭。谁知在那时，宋院长正一门心思地筹建他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荣尔仁的建议书当然不被采纳。仅仅一个月后，行政院就决定所有敌伪纱厂全部改为国营。荣德生以老资格实业家的身份向政府上书，他忧心忡忡地写道：“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为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需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若措施一差，误入歧途，虽千方百计，终难平稳。因知富强非难事，只在用之当与不当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余近见政府措施孽谬，有失民心。”荣德生的这段表述可圈可点，至今仍是普世道理，可惜不为当政者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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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的是，荣家想从接收大战中分一杯羹的梦想落了空，而他们原有家产的收回也费尽了心力。申新一厂、八厂在战时被日本人强占，很多设备被拆装到了日商丰田纱厂。国民政府在接收时全当敌产没收，并入中纺建，再不返还荣家。福新三厂、六厂也同样被日本人占有，接收乱景期间，其粉麦粮仓被粮食部特派员全部接收散卖，到返还时只剩下两个空荡荡的厂房。申新四厂在战时迁移到汉口，日军陷城后未及搬走，在那里留有2万纱锭和400台织布机。当荣家派人前去收回时，发现联勤总部的第二修理厂已经在那里开工了，厂房里的所有纺机早被当做敌产没收。荣德生很感慨地说：“接收手续之烦，过于创建……层层推诿，官说官话，不顾民瘼，比之日人，不相伯仲。数年之间，变质至此，大可慨叹。”其失望之情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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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还发生了一桩对荣家来说更惊心的事情，那就是70高龄的荣德生遭到了绑架。事发1946年4月25日，荣德生在去江西路总公司的路上，被三个冒充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绑匪掳走，绑匪开价100万美元。荣德生被绑票，新闻轰动全国，蒋介石震怒，下令限期破案，淞沪警备司令李及兰因此引咎辞职。34天后，荣德生以50万美元被赎回。又过了37天，警备司令部宣告破案，15人被捕，其中8人被判处死刑。荣家为救老爷子四处打点，先后又花去60万美元。荣德生还亲自登门向指挥破案的军统局老牌特务毛森致谢，送上金表一只、金笔一对。毛森因本案声名大噪，后来当上了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数十年后，根据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有关人士的回忆，荣案幕后的主导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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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在战后的遭遇宛若一部辛酸史。八年前，从东南沿海随国民政府千山万水迁至大后方的企业大多成了无人照顾的“弃儿”。1945年8月，因为实在不堪压迫，130名内迁工厂代表集体到行政院请愿，要求给予贷款、协助复员。宋子文在接见他们时轻描淡写地说：“中国以后的工业，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上，你们这批废铜烂铁，济得什么事呢？”闻者顿时手脚冰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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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6年的5月，368家迁到陪都重庆的企业只有3家迁回了东部，却有349家已经歇业。那些被国营化的企业也是复苏乏力。经济部承认，到1947年，从日伪接收过来的2411个工业企业，只有852个实际上恢复了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