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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061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1704101058]
1704102062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1948 最后的“打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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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064 列车轧在中国肋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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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066 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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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068 比邻而居的是茅屋和田野间的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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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070 生活距离终点这样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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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072 ——辛笛:《风景》,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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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074 1948年春天,《国史大纲》的作者、无锡籍历史学家钱穆回到家乡,应邀在荣德生创办的江南大学任教。他住在荣宅的楼上,每到周六下午,荣德生夫妇都会从城里来,住在楼下,周日下午离开。晚饭后,他们必定会在楼上或楼下畅谈两小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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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076 钱穆问荣德生:“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有何感想?”荣德生答:“人生必有死,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接着,荣德生提到他在南通修建的一座大桥。早在1934年,荣德生六十大寿,他发愿在无锡、常州一带,造桥百座以惠乡里,历数年建成大小桥梁88座,其中一座宝界桥,全长375米,宽7.6米,60个桥墩(以示六十大寿),时称“江南第一大桥”。荣德生对钱穆说:“一生唯一可以留做身后纪念的就是这座大桥,回报乡里的只有此桥,将来无锡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只有靠这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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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078 就在他们促膝交谈的那段时间,申新纱厂的经营正让荣德生焦头烂额。他连维持生产的流动资金都无法凑齐,向国有银行申请购棉贷款手续繁杂,不仅缓不济急,而且得贷很难。在这种情况下,荣家只好靠抛售期货来换取部分现金,可是栈单抛出后,棉花不易及时补进,花价却天天上涨。所以空头栈单抛得越多,亏得越大,而且到期客户来提货,很多不能兑现,所谓“生意”,已是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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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080 所以,荣德生的悲观,并不仅仅因为对生命无常的感叹,更是对当时经济和国事的茫然。对于企业家群体而言,那真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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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085 国民党的装甲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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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087 自从内战开打以来,国民党的局势江河日下。开战之初,国共军队的兵力对比是430万比127万,前者的装备远远优于后者。更重要的是,它拥有整个国家机器以及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所以,蒋介石曾预言:“在3至6个月内,就可以消灭共产党。”可是,国军几乎每战必败,节节溃退,美国顾问巴大维将军的观察是:“自我到任以后,没有一仗是由于缺乏军火装备而被打败的。”到1947年秋天,解放军已经控制了东北和中原的大部分地区,国共兵力对比改变为365万比249万,国民党人的乐观气焰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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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089 1948年的中国,是真正意义上、最混乱的国家。它符合一个“坏时代”的所有特征——让人回想起1910年前后的晚清:人人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甚至很多人都明白好的道路、好的办法应该是怎样的,然而,就是无法改变现状,于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这个时代一起沉沦下去,终而同归于尽。在这种泥沙俱下的坏时代里,越是激烈的变革越容易导致局面的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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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091 早在战事初起的1946年9月,《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就在《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经济现状:“一面倒地靠洋货输入,国家的财政又一面倒地靠通货膨胀。物价狂涨,工资奇昂,人民憔悴,工业窒息,独独发了官僚资本与买办阶级。政府天天在饮鸩止渴,人民天天在挣扎呻吟,如此下去,则洪水到来,经济崩溃,已经不是太意外的事了。”《观察》的创办人储安平则在1947年3月的社论中对社会各阶层进行了分析:“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有人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结束以来对公教人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士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败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居民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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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093 王芸生和储安平所描述的景象,在后来的两年里一点也没有得到改观。接替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院长的是蒋介石的长期幕僚长张群,他虽然也力图变革经济,但是,却始终成效甚微,不得其法。随着战事的推延,财政状况变得越来越恶劣,国库收入仅占支出的5%,军事开支的比重高到惊人,仅东北军费就占了支出总额的40%,政府财政实际已经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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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095 市场的表象,反映出来的就是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国统区的物价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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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097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发了一条电讯,它给出了一个很具讽刺意味的物价比较: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头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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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099 据《大公报》1948年8月16日的统计,以战前的生活指数为比较,8月上半月的食物价格上涨了390万倍,住房价格上涨77万倍,衣着价格上涨652万倍,比7月下半月平均上涨90%。为了表达具象化,当天报纸用花边新闻的方式圈出一条短讯:“大饼油条,每件10万元。”《观察》杂志在《七个月来的中国经济情势》一文中也给出了相同的数据分析:“八年多的长期抗战,物价不过涨了2400倍。胜利迄今还不满三年,上海物价较之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却已涨了1.4万倍。尤其今年以来,更是惊人。7月第三周的物价总指数为战前的478万倍,较之去年12月最后一周上涨30倍。纺织、燃料、食物这些主要必需品价格的剧烈上涨,是人民生活负担加重,造成人心恐慌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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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101 以今视之,1948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是由下述四个原因综合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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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103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财政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财政只好全靠发行新钞票支撑。1947年,法币发行量达30多万亿元,为上一年的10倍,比1945年则增加25倍。到1948年第二季度,法币已发行660万亿元,相当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乱发钞票的结果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诱发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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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105 第二,全面内战破坏了生产力,工农业的生产衰落自然导致税源枯竭。为了支持战争,国民经济仍以重工业为主,民生领域百业萧条,因此催动消费类物价的持续上涨。而在农村地区,大量农田成为战场,劳动力被成批成批地征兵入伍,粮食产量持续下滑,农村生产力被破坏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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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102107 第三,吏政败坏,官僚及军阀趁火打劫。各地政府的苛捐杂税加剧了官民矛盾。在河北省,一亩地要出一石捐税,最低的也要五六斗,赋税竟超过了收成。国民党军队每到一地,即由其党政军一体组成“军民合作站”,向各村低于市价一半,强征军需日用品,人民因此把国民党改称为“刮民党”,并高喊“国民党万税”。金融家资耀华在回忆录中记载说:“中央银行包机向各地运送现钞支付军费,各地军政长官则马上将之转换成黄金美钞,然后又各自私包飞机运回上海投机套卖。中央银行向北运送钞票的专车,有时竟出现行至半途即掉转车头南开的怪事。”国共军队在江苏徐州一带曾长期对峙,这里本非工商业码头,却因成为军事重镇,银行钱庄相继增开分行,套买金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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