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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女工因纺织厂暴动事件接受搜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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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市场分裂，导致原料紧缺。东北和华北平原地区是中国最主要的粮食、原棉和矿物产地，自从这些地区被解放军夺取后，国统区工厂的原料供应顿成难题。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汇编》显示，当时的边区政府实行了严格的商品禁运出口名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粮棉、牲畜和铜铁金属。1947年，全国的棉花产量为1100万担，国统区的企业能收到的只有30％，纺织业因此减产两成，其他如橡胶工业和制药工业，停工均达三成，钢铁工业的70％陷入半停产泥沼。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四面都是解放区，形同孤岛。到了1948年底，随着东北全境和河北唐山被解放，上海的钢铁和煤炭供应全数停摆。为了拯救上海，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只好委托杜月笙以全国轮船业联合会理事长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请求允许上海轮船到北方港口，以面粉换煤炭。毛、周复电同意，杜月笙把30万吨面粉拉到秦皇岛港，换走10万吨开滦煤，这才解了上海的断煤之虞。由此事可见，强弱易位已成不可逆转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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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国民政府不但在治理上束手无策，而且还打压民主人士和报刊，试图钳制言论。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民主教授李公朴和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1947年5月20日，南京爆发6000名学生大游行，高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口号，军警武力弹压，《文汇报》、《新民报》和《联合晚报》不顾禁令如实报道，上海警备司令部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及新闻”为由，下令查封三报，一日封三报，创民国首例。到1948年，几乎所有的自由知识分子都已经心灰意冷，《观察》主笔储安平在这年7月的社论中写道：“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一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耳挠腮，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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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组织——无论是国家或企业——濒临崩溃的边缘，一定会出于本能，主动地寻求变革突围，这时候，激进或渐进成为两条可选择的道路。耐人寻味的是，在晚清和民国晚期，统治者都选择了激进道路，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加快了灭亡的速度。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宣布“还政于民”，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为了展示改革决心，他改组内阁，由清誉较高的地质学家、当过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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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灏很快组成了一个空前豪华的“博士内阁”，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毕业于国际顶级名校的博士，翁文灏本人是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其他如外交部长王世杰是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和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社会部长谷正纲和粮食部长关吉玉都是柏林大学博士，司法部长谢冠生和最高法院院长谢羸洲是巴黎大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是哈佛大学博士，司法部长王庞惠是耶鲁大学博士，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唯一的“土鳖”是财政部长王云五，他是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大名鼎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者。就是这个由博士精英组成的内阁很快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他们推出一套让人炫目的经济改革“组合拳”，从财政货币政策、产业市场化和治理腐败三个方向同时出击，试图挽大厦于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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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无比大胆的、绝地反攻式的改革冲锋，其过程和结局都是可悲和可笑的。在后世的国际金融史上，它已经成为一个最典型的反面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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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内阁选中了货币改革作为冲锋的战略突破口。他们认为，几年来的无度发行和通货膨胀已经让法币走到了尽头，因此必须进行坚决的币制改革。王云五提议以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证券作保证，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实施的办法是以各地行政力量来收兑或收存民众手中持有的黄金、外币，进一步强化管制经济。这个重大方案很快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在未作任何可行性分析的前提下，就匆忙出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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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上海工人蹲在地上数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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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革是从1948年8月19日开始的。这一天，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由行政院提出的金圆券改革方案，当晚即由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先是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第二天，全国各大报刊均予刊登。该令宣布：“从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全国物价一律冻结在8月19日水平，是为“八一九限价”。决策者深知此次改革的重要性，20日的《中央日报》刊发社论说，“要知道改革币制就像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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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货币改革配套同时推出的，是国营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这一议题已经被反复讨论了20多年，早在1947年2月，为了平息因“黄金风潮”而引发的物价、金融风波，政府颁布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首次正式提出了国营事业出售以及国有股份减持的政策方案。但是，具体的实施办法却始终没有出台，此刻大厦将倾，国有股出让才被当做救命的药方开了出来。就在金圆券改革的同时，行政院宣布对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国营招商局、台湾糖业公司、台湾纸业公司以及天津造纸纸浆公司等五家大型国有企业进行股权的市场化改组，首先将之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向公众出售30％的股份。这五家企业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力也最大的国营企业。由于形势急迫，五大公司的改组在短短一周的时间内就匆匆宣告完成，再次显示国家力量的高效与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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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翁文灏等人看来，出售五大公司的国有资产将达到两个战略目标，一是推动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造，二是作为金圆券改革的配套措施。根据他们的计算，五大公司的股份转让总金额是金圆券5.64亿元，折合成法币为1700万亿元，这几乎相当于金圆券发行总额的1/4。以这些实体资产为“实物性储备金”再加上国库里的黄金，足可以保证金圆券的成功以及提升民众的收兑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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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灏和王云五等人深知，无论货币或产权改革，能否获得成功，关键在于吏治的改革，也就是能否遏制全国的投机力量，气把物价真正控制在“八一九限价”上。这时，翁文灏的“博士内阁”得到了一个强大的支持者，他就是蒋介石的大儿子、时年38岁的蒋经国。就在8月20日当天，他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抵沪（督导员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兼任），督战全国最大工商业城市上海。举国皆知，改革成败，全系于蒋大公子的上海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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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这位后来的台湾经济奇迹缔造者对党国腐败已是深恶痛绝，在他的身边团结了一批国民党内部的青年精英。他以青年革命者的姿态出现在上海滩，其意气风发让人想起21年前那个骑着高头大马来到这里的黄浦军人蒋介石，他似乎要在这里重现父辈的光荣，并由此确立在中国政坛的地位。蒋经国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了十万青年大检阅，宣告成立由3000人组成的“行政院戡乱建国大队”和“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00多辆摩托车开路，几十辆轻型装甲车和1000多匹战马紧随，后面是数万人的游行队伍，沿路高喊“严格执行八一九限价”、“不准囤积居奇”、“打倒奸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几天后，他两次率领上海6个军警单位，全副武装地到全市的商品库存房、水陆交通场所进行搜查。为了掌握真实的物价，他微服私访小菜场，抄录当日的蔬菜鱼肉价格。他还成立了11个“人民服务站”，专门接受告密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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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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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已经多年不见这样的整肃阵仗，而且，“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又实在让人眼亮心动。蒋经国“打虎”是为了达到两个目标，一是控制通货膨胀，以稳定时局，二是打击官僚资本集团，以挽回民心。他自己也深知改革的对象到底是谁，他在日记里写道：“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市民对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要从‘大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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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落到他手上的，每只都是“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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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颁发的第二天，8月21日的《大公报》刊出记者季崇威的新闻稿《豪门巨富纷纷搜购金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股票》，文称：“19日上午，有某匿名之人从南京乘夜车抵沪，下车后不洗面不吃东西，匆匆赶到某熟悉证券号，一个上午向市场抛售3000万股永纱（永安纱厂），照昨天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大约可获利四五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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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一出，市场哗然，币制改革为国家核心机密，竟然有人抢先得悉倒卖获利。蒋经国用枪逼着交易所交出账目，查出19日抛售股票的两个大户，一个名叫李国兰，是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之妻。陶启明供出自己是从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处获悉机密消息的，三人迅即被捕，陶启明被处决。另一个大户名叫杜维屏，竟然是中国黑社会老大、蒋介石多年老友杜月笙的儿子。蒋经国居然也不手软，下令逮捕杜维屏，以金融投机罪交特刑庭公开审理，判刑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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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蒋连小杜都敢打，算是动了真格。在随后一个多月里，64名参与投机的商人被关入监狱，舞弊勒索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张亚民、第六稽查大队大队长戚再玉、囤积居奇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被公审枪决。蒋经国决心与投机官商血战到底，他发表《上海何处去》的演讲，说：“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能发横财，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二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如与商人勾结，政府更加倍地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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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经国的铁腕打击下，上海的物价一度稳定在“八一九防线”之内，市民们乖乖地排队将手中的黄金、美钞换成金圆券。蒋经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日夜轮番接见沪上企业家，一一奉劝他们把硬通货拿出来，否则，一旦发现，严惩不贷，此时在上海的刘鸿生就被他生生“劝”出了800根金条和250万美元。到10月份，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子96万两，合计价值2亿美元。各商业银行也在9月底前将存留的外汇储备向中央银行作了申报。在整个币制改革过程中，上海是收兑成效最好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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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每打掉一个“老虎”，就好像是在奄奄一息的“党国躯体”上实施了一次电击，他希望有奇迹出现。可是，接下来的一个“老虎”终于是他打不动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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