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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天津解放后，一些工人和店员像农民分土地一样地开始分商店、分工厂，在短短一个月里发生了53次清算斗争，私营业主大为惊恐，企业开工不足30％，全城因此有上百万人失业。天津当时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此城一乱，波动整个北方地区。于是，刘少奇亲赴天津做思想工作。他列举当时的不正常情况时说：“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就把眼睛盯准大肚皮的工商业家，把子弹朝他们打来，像农村分田地一样，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或向他们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或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或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的坏，不说他们的好；干部、工人不敢接触资本家，否则就是立场不稳。总之，只强调斗争的一面，不强调联合和利用，以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这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刘少奇明确表示：“中国不采取苏联、东欧推翻资产阶级的流血方式，而采取民族资本家与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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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刘少奇邀请天津的128位民族资本家座谈，发表了日后很出名，也引起巨大争议的“天津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提出“剥削有功”。他说：“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抹杀这个事实。骂是骂，而资产阶级这个功绩还是有的。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说，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年轻时期，还可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当前我们要求工商界发挥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这正是你们为国建功的机会，你们应该努力，不要错过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恢复和发展生产，除国家之外，还有私人的；国营与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以避免旧资本主义前途。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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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指着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棐卿说：“你现在只办了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16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国家下命令，你就把厂子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行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16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总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总经理，因为你有功，国家再交8个厂子给你办，一共24个，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还要相应地给你高的地位。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宋棐卿应声回答说：“那当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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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天津的这番讲话，确实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企业关闭急剧下降，开工率上升。到6月份，天津新开张的厂店达1160户，而停业的只有27户，该月的财政收入比前一个月增加1.5倍，到9月，天津的进出口总值达到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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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天津初步形成了“合营过渡，和平赎买”的观点，也成为1956年之前的一个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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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民族资本集团受到了比较温和的待遇。在国家治理团队中，共产党外的民主人士也拥有相当的比例，在第一届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的34个部长级名单中，党外人士占了14人，其中，涉及经济的部门首长有一大半来自党外，譬如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等，1952年新建粮食部，部长是章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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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被彻底“消灭”，但是，随着证券交易市场的取缔、商品流通领域的国营化管制、税收上的所有制倾斜，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矮化，使得民营资本集团早在1950年就已经非常虚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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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讲述了一个细节。1950年2月，也就是上海的粮食大战平息之后，中财委曾担心民间商人会展开一轮新的攻击，便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商议对策，拟定了“四路出兵”的策略，即加紧征收税款和公债款，督促企业主发放工人工资而且不准关厂，公营企业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薄一波回忆说，当时“估计可能会遇到资产阶级的抵抗，要打几个回合。实际上，他们已无力再较量，三四月份，我们看到势头不对（市场过紧），收兵回营，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的后果是，因供应和需求的同时锐减而出现了全国性的市场萧条。上海市长陈毅向中央报告，上海人心浮动，匪特乘机活动，市面上发生了吃白食、分厂、分店、抢糕饼、打警察、聚众请愿和捣乱会场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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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华北局对石家庄、大同和张家口等14个城市的企业情况进行调查，在专门报告中概括了八个方面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公私企业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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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国营商店和合作社经营的商品范围过宽，数量过大，有垄断一切的现象。在粮食、棉花、纱布、煤炭、煤油、食盐等几种主要商品上，国营的营业额高达80％左右。有的商品在某些城市甚至达到100％，其他日用品，国营商店和合作社也广泛经营，抢夺私商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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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价格政策上打击私营工商业，表现在批发价格与零售价不分，私营零售商无利可图；地区差价小，私人长途贩卖赔钱；代销手续费低，代销商不满意；原料与成品的差价小，工业利润低，造成一些私营工厂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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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税收重，税目多，手续繁，加上认购公债的任务也重，私营工商业难以承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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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在金融政策上，公营贷款一般占80％～90％，私营贷款则比重过低，而且还款时间限得过短，资金周转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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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在原料采购、分配上，对私商的限制多。天津私营纱厂采购原棉，花纱布公私只准它买次品的棉花，并限制采购数量。太原私营铁厂需要的钢筋，不允许在市场上自由选购，必须以高价从国营单位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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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问题还包括，不允许遇到困难的私营工厂降低工资，在商品已经滞销的情况下，国营贸易只吐不吞，放弃调节市场的责任，在加工、订货和成品收购上条件苛刻，私商得到的利润低，有时公方还不守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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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华北如此，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这类问题。我们工作中发生的这些缺点、错误，使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疑惑和不安，一些从香港回到上海的资本家，这时有的又跑回香港去了。湘鄂赣和武汉市的工商业者说，你们的贸易公司、合作社一起挤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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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5月20日，刘少奇重申了他的宽容政策。他说：“在今天及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合作社和国家商业是不能完全代替私人商业的。私人商业在相当广大的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大量的商品还要经过商人的手送给消费者和生产者。因此，这些直接间接经过了商人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获得者，就还不能免除或不能完全免除商人的中间剥削。而在目前，企图用国家商业与合作社商业去全部代替私人商业的思想，那就是一种错误的‘左’的思想，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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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1950年的秋天，随着朝鲜战事的展开，全国民众一致对外，国内矛盾缓解。这场战争共消耗各种物品560多万吨，开支战费60万亿元，在经济领域产生了刺激生产的强大效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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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作用。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私营工商业达3.2万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又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私营工业发展也较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同比增长达到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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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民众以无比的热情支持抗美援朝，据1952年2月《进步日报》报道，截至1951年底，全国捐款5.02万亿元，折合战斗机3349架。海外华侨的捐助总额超过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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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土地改革全面展开。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决定从1950年冬季开始，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分期分批地完成土地改革。土改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各地政府派出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农会，组织农民向地主阶级开展斗争。到1952年底，全国大约有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一些生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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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1年12月开始，一场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它的起因有两个，一是中央对党内腐败的警惕，二是为了增加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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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是两个领域的斗争：“三反运动”是在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五反”则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始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它们前后跟进，互为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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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展开的是“三反”运动，它以打击党内腐败分子为主题，也称“打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的被叫做“大老虎”，1亿元以下到1000万元的叫做“小老虎”，在一年多时间里，查出大小“老虎”10万多人，贪污总金额6万亿元，其中，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死缓和死刑者分别为67人、9人和42人。其中最为轰动的，是在1952年2月公审枪毙了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时年35岁）和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时年37岁）。刘、张两人都是30年代初就入党的老党员，战争期间功勋卓著，建国之后迅速蜕变。据调查，两人共盗用公款171亿元，勾结奸商倒卖钢材，使国家财产损失21亿元，克扣建塘民工的口粮获利22亿元，此外还贪污挥霍了3.7亿元，总计217.7亿元。他们在保定市召开的两万人大会上被公开审判，然后执行枪决。曾有人为“刘张”向毛泽东主席求情，毛主席答，“是要他俩，还是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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