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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时农民批斗土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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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党内展开“三反”运动后不久，中央又决定在大、中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始“五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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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的目的，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有明确的表述。他说：“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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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49年底发生在上海的三次“经济战役”，是新政权对民间资本的一次战略性反击的话，那么，两年多后的这次“五反”运动则是全面的主动出击。毛泽东在3月指出了运动必须达到的一些具体目的：“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争取中间分子；控制同业工会与工商联合会；解散资本家秘密结社；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追回国家的大部分经济损失；在大中型企业建立党组织。”这充分表明，“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更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对私人资本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一次“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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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期间，上海米厂工人揭发老板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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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报纸对资本家的“五毒”有铺天盖地的报道。据京、津、沪等9大城市被审查的45万多户私营工商业统计，犯有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总户数的76％，其中上海为85％，北京90％。另据抽样调查，天津1807家纳税户中，偷漏税者占82％，上海351家纳税户中，偷漏税者占99％，其偷漏税额一般占应付税款的50％，有的高达80％。一些被披露出来的事实很是让普通公众气愤，如天津40多家私营铁工厂用废料、次料为志愿军制造的17万多把镐、锹，运到前线后，一用就坏，影响了工事修筑。武汉福华药棉厂奸商李寅廷承制志愿军急救包时，把从国家领来的好棉花换成烂棉花，使受伤的志愿军战士致残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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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动中，各地纷纷采取了清算大会、批斗大会等形式，普遍出现给资本家戴“高帽子”和进行体罚的现象。薄一波记录说：“有些工厂商店的工人、店员在诉苦中大声痛哭，检查队女同志亦跟着流泪，群情激奋，和日本投降后华东农民诉苦复仇运动的情形有些相像。经过诉苦后，一个工厂一个商店的统一战线即可形成，即可迅即转入‘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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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档案中有一份上海市的总结报告显示，当时投入运动的上海职工达72万人，占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96％，它还较详细地记录了“五反”运动的具体做法。一是从诉苦运动着手，充分发动群众，这种激发阶级对立的做法在农村的土地改革中屡试不爽；二是争取高级职员是取得胜利的关键，“这些人平时媚上欺下，手面亦不干净，是突破重点与取胜关键”；三是“对资本家充分利用矛盾，多方实行分化。上海的资本家虽颇狡猾，但因损人利己的天性，往往矛盾重重，同行之间，股东之间，帮派之间，当权与不当权之间，甚至夫妻、父子、兄弟之间，均有不少矛盾。只要高度运用机动灵活的策略，实行分化，则往往容易攻破”；四是利用资本家的子女，他们不少是党员、团员，可充分利用，进行劝说检举等工作，4月12日这一天，复旦大学就有1146名学生被动员回家进行劝说工作。为了鼓励检举，上海市政府还专门公布规定，“只要店员、职员、工人们积极检举不法资本家巨大非法行为，政府保证这些已归店员、职员、工人的利益，一律仍归自己所有，也不作任何追究与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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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沈阳铁路工人绘制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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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办法的成效是明显的，在很多资本家留存下来的回忆残片中，强大的群众运动所造成的震撼和恐惧心理是他们最终屈服的重要原因。从中国社科院的《全国“五反”运动中对违法工商户判刑统计表》可见，参加“五反”的工商户总数为99万户，被判刑的1526人，只占总户数的0.15％，其中死刑犯32人，无期徒刑20人。也就是说，真正被处以刑罚的人数非常之少，但这并不妨碍运动的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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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名誉都取决于胜利者如何书写，这句罗马谚语在本轮运动中得到了验证。在暴风骤雨般的群众怒吼下，资本家成为被鄙视、被彻底妖魔化的族群，甚至连他们都对自己产生了厌恶，这种心理反应是前所未见的。经济学博士桂勇在《私有产权的社会基础》一书中引用了一位资本家的口述，称“‘五反’时工人开始看不起老板了，我们自己也觉得做老板不好。做老板有什么意思呢？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要坐牢的。有人被抓，有人被枪毙，这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尽管我周围的老板没有直接坐牢的，但我听到过很多人的事，这使我很害怕。今天钱没了，明天老婆跑了，后天自杀了，那老板还有什么心来搞好这个企业？”正是在这样的恐惧下，大多数人心理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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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揭发批斗运动的同时，税务部门开展大规模的清查“五毒账”，要求私营业主补纳罚缴。上海、天津许多违法资本家被认定的盗窃国家财产，已经接近或超过企业资产总值。有资本家对桂勇回忆说：“工人检举了些什么，我们一直不知道，只好拼命地坦白。不过，我们坦白的与工人所揭发的差距很大，所以关总是过不去。到最后过了关，人的精神状态已经崩溃了。你讲的所有东西都是不对的，如果再争论下去是要坐牢的，因为你抗拒了。关键在于对待运动和坦白的态度，只要承认了，签了字，就可以过关了。这样，过关时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我签了字，不过自己也不知道五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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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毒账”中，最普遍的一条是资本家擅自购买原材料和倒卖物资。上海兴中造船厂是沪上最大的私人造船企业，老板就是当年不肯与日本人合作的穆易，在“五反”运动中他遭到清算，一份揭发材料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拖轮上应用铜料，原规定全部由国营航运处供应，但当时因政府手中存料不多，一时供应不上。本厂资方即在市场上乘机收购，当时以每吨150美元左右购得50、60吨垫用于工程上，一面仍继续向航运处要求供给。航运处因存货不多，收购困难，致延迟甚久，尚无法全部供给，价格亦扶摇直上。至1951年1月，本厂资方趁此时机以每吨市价600美元，结售于航运处，计垫用钢板64吨，获得非法利润2.88亿元，严重地危害了国家利益。”由这份揭发材料可见，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私营业主已经失去了自主购买原材料的权利，而利用价格变动来获取利润的市场交易行为更被认定为可耻的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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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大量私营工厂歇业、停工，私人工商户停业、半停业，经济活动出现严重的堵塞现象，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军事订货减少，商品货币流通遇到了障碍。在华北地区，1952年2月份的税收比1月份减少了一半。天津市新歇业的私营工商户有4000家，影响到40万人的生计。西南地区，据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报告，问题也相当严重：一季度的税收减少了一半，重庆一个区有两万人失业，占该区总人口的1/3。不少农村地区还出现了因不准私商做买卖、合作社无法包揽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农产品卖不出去、农民砸合作社牌子等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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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6月，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就处理公私关系发表讲话，他说：“现在我们算资本家的‘五毒账’，是不是算多了一点，是否有点像在农村曾经有过的那种苛刻的算法：一只老母鸡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鸡，鸡里面又有多少公鸡多少母鸡，母鸡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鸡……我看是有的。”他举例说：蚌埠有150家工商户，资本只有1.5万亿元，要退补的税收就达3万亿元。浙江省有几个工厂，“五毒账”超过了加工订货的全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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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的担忧成为事实，“五毒账”查补了很多，可是正常的税收却减少得更多。在运动进行得最火热的1952年第一季度，税收比上年同期减少了5万亿元。陈云因此算账说：“退补大概能收到4万亿元，税收要收到70万亿元。只要把小的放松一下，把大的收起来，等市场活了以后，那4万亿元也就可能收起来了。如果先补后收，很可能因小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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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运动展开后，各级人民政府都设立人民检举接待室，普遍设置检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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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中央宣布“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据计算，“五反”运动中查补的“五毒账”达30多万亿元，为援朝战费的一半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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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经济的整体下降非常显著，据汪海波在《中国经济年鉴》中的统计：在工业产值方面，全国私营工业占总产值的比重从1951年的38.4％下降为1952年的30.6％，从商业方面来看，上海私营商店的零售总额和批发总额在1951～1952年间，分别下降了24.3％和34.6％。另据对北京、武汉等18个大城市的统计，1952年的私营工商户开业总户数减少64.7％，而歇业总户数则增加19.2％。从利润上看，对上海市123家较大规模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1951年盈余户为119家，亏损户4家，总体净盈1.006万亿元，到1952年，亏损户增为76家，总体净亏228亿元。相对应地，国有经济得到了强化和扩大，据《剑桥中国史》记载，到1952年底，70％～80％的重工业和40％的轻工业为国家所有，国营贸易机构和合作社的营业额占总营业额的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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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运动在企业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对民营资本来说，这是一个“失去的年代”的开始。一方面，它彻底摧毁了私有经济在中国的产业基础和产权基础，为四年后的全面国有化扫除了障碍。事实上，在此次运动之后，民间资本集团已全面分崩瓦解，其消亡已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另一方面，它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从公众道德层面将资本家塑造成一个不劳而获、“五毒俱全”的反进步阶层，甚至让资本家也对自身的存在价值产生自卑和羞耻感。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塑造影响深远，以至于在后来的数十年中，为自己谋求财产以及从事商业活动成为一种不道德的、无耻的行为。对这种畸形的社会共识的修正，要到1978年才悄悄开始，而其真正瓦解则是1992年前后。此外，需要记存一笔的是，在这场不容置疑的运动中，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有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发出过一声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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