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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等人的观点是大胆的。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人民日报》、《大公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了这些言论，有附和赞同，也有反对驳斥，一时非常的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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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6月8日，风向突然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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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3)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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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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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天，从上个月15日就开始的统战部座谈会仍在进行中。在上午的会议上，很多人还没有看到《人民日报》的社论，因此发言仍然踊跃，当年跟随范旭东创办精盐厂的李烛尘此时是食品工业部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和民建中央副主委，他还在发言中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热火朝天地掀起了帮助党整风、对党提意见的浪潮，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大家都谈得很好。从民建会收到的各地的材料看起来，有些工商业者对于“鸣、放”是有顾虑的，他们的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到了下午，座谈会基调骤然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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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时期的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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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全国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开始。而第一个遭到批判的就是章乃器，他被认定是“第一号大右派”、“右派的祖宗”。倔犟的章乃器写出三万言的反省材料《根据事实，全面检查》，这引来更大、更愤怒的批斗浪潮，民建中央整风工作委员会还迅速编著出一本《章乃器反共三十年》。1958年1月，他被撤去粮食部部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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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于1957年夏季的这场反右派运动，日后被认定是一场灾难，全国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工商界是首当其冲的“重灾区”之一，数以十万计的人士受到公开批判。仅据8月5日的新华社新闻稿报道，各地划出的右派分子中较为知名的就有：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一峰，市工商联常委阎少青，裕生祥机电厂副厂长吴金萃；上海——市纺织工业公司副经理汪君良，公私合营新现代劳英教材工艺社私方经理黄苗夫；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毕鸣岐，市工商联常委荣子正；武汉——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王一鸣，民建中央常委彭一湖；云南——民建市主任委员杨克成；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钱孙卿；福州——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刘栋业；河北——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康心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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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铺天盖地的大运动中，连一向积极配合国家政策、刚刚当了上海市副市长的荣毅仁也被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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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年里，荣毅仁与年纪、背景相近的盛康年(4)（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经叔平（荣毅仁的大学校友、华成卷烟公司总经理）、严谔声（上海著名报人）等人过从甚密，常常在一起搞“星二聚餐会”。大鸣大放时期，盛康年等人认同李康年的“20年赎买建议”，还发表了很多批评性言论。反右开始后，他们被认定为“荣盛小集团”，是“搞小圈圈的人，密谋策划，拉帮结派，在工商联和民建中排挤左派、打击积极分子”。(5)盛康年先后写了11次书面交代，严谔声也写了9次材料。荣毅仁悲观地认定“这次我们一些代表人物大概要完蛋了。”后来，是毛泽东亲自出面保他，他才算没有受到公开批判。1957年8月1日，上海市有关领导与荣毅仁谈话，荣毅仁说：“不谈大道理，谈小道理，我跟党是相依为命的。”两年后，侥幸过关的荣毅仁被调离上海，赴京出任纺织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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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毅仁在1956年的“春节大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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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7年底，开始于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这五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0.9％，GDP平均增长率达到9.2％——这个数字与1978～2008年的平均数9.4％非常接近，占世界份额为5.5％。在亚洲地区，中国与日本并列为工业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两国的经济总量相近，而后来崛起的韩国，此时的经济总量只相当于中国的山东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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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速度还可以更快一点。早在1956年8月的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他就发表了著名的“开除球籍”的论断。他说：“中国是有6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因为没有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1956年是400多万吨，1957年可突破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超过10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建国只有180年，它的钢在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假如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这时候，他提出的超越美国的时间表是50～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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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4日和11月3日，苏联相继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更增加了毛泽东的紧迫感。11月，他第二次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赫鲁晓夫告诉他，苏联将在15年后超过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毛泽东应声回答说，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正是在这种热烈的赶超情绪下，一个新的名词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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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毛泽东在陈毅、荣毅仁陪同下视察上海申新九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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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1月13日，在《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又出现了“跃进”这个名词：“有些人犯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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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这两篇社论十分欣赏，盛赞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人，“功不在禹下”。他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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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大跃进”成了下一个年份最嘹亮、最激进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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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当中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苏联发生了一个大事件。1956年2月14日，苏联共产党召开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全国党代会，新任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判。这一秘密报告传到中国后，引起领导人的特别警惕。它以及同年底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为中国1957年的“反右运动”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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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斤半，指供给制时期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包括主食和副食）是二斤半小米。二尺五，指穿的衣服（上身）是二尺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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