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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一次会议上，荣毅仁当选副市长，这是荣宗敬兄弟自创业经商以来，第一位荣家子弟担任政府公职。不久前，毛泽东与陈毅等人议论国内著名的资本家时说：“这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子。”荣毅仁的“红色资本家首户”称号由此得来。据回忆，在代表大会期间，已经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亲自南下为荣毅仁助选，陈毅对代表们说：“我匆匆赶回来，因为毛泽东给了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和上海的朋友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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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鼓励大鸣大放的大氛围中，围绕如何对待私人资本、如何搞好合营企业的问题，发生了几场大争论。如果说，顾准和孙冶方代表了共产党内知识分子的思考高度，那么，来自私人资本阶层的人士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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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最早起源于1957年1月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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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荣毅仁当选副市长的代表大会上，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递交议案，建议政府发行“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发行额定为人民币22亿元（减除1956年、1957年两年定息），于1958年1月开始发行，分18年兑现，每一季度兑现2750万元，每年11000万元，到1975年第四季度全部兑讫；在完成对资本家的“赎买”之后，全部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即变为公家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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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北京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赎买20年建议”，供全社会讨论。李康年还拟出了一些具体的执行方法，他建议政府指令交通银行增辟信托部，代民族资产阶级保管股票，出席股东会、董事会，代收股息红利定息，代办储蓄投资或建造房屋，或代为捐献转赠他人，或缴纳国库。在发给资本家的22亿元赎买金中留出1/10，作为对资方代理人、董监事与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给予一次酬劳或慰藉金，如再有余额，即拨交全国工商联，作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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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康年的钟牌414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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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康年的建议，当即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在工商界内部，有人支持李康年的提案，认为此议保障了私人资本的长期权益，也有人反对，认为定息已经成了有名无实、有害无益的东西，再拖20年怎么受得了。云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聂叙伦就说，昆明有的饮食店业主半年只有七厘钱的定息，有的一户每季只有四分钱的定息，因此有些人要求摘掉定息户的“帽子”。北京市第二五金工业公司副经理于熙钟说，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看了李康年提出的延长定息20年的意见都很生气，有的甚至说再提就咬他的耳朵。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毕鸣岐说，提出定息延长20年，工人阶级反对是理所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中多数的人也不会接受，而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子女也不会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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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些参与执政的人士则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反对李康年提案。中国民主同盟党员、时任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千家驹就认为，李氏的主张是“是消极性的表现，想一辈子吃剥削饭”，工商业者应该认识到，现行的赎买政策是国家对他们进行改造的一种安排，也在于使他们安心改造。李康年的错误在于“把赎买视为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非还不可；拿定息是理所当然的，是光荣的事。这种想法是不利于改造的。因为他们把剥削可耻的根本道理都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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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李康年在《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四千字的长篇文章，对千家驹的观点进行反驳，他说：“自从我的建议书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无理的谩骂，而得不到真理的帮助与批评。”对于“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指责，李康年说：“我今年60岁了，难道我一定能活到80岁吗？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同志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他还认为千家驹把财产赎买与资本家改造等同起来，是混淆了政策，“因为和平改造方针有两个内容，一，对物（生产资料）——赎买（利用、限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生产机构；二，对人（资本家）——教育（生活、思想、安排）——成为社会主义劳动人民。两者之间虽互相关联，而各有区别，他说赎买是对他们进行改造的一种安排，似觉不可理解”。最后，他还认为“赎买应从定息起付之日算起”，而不应该像千家驹所说的从1949年算起，因为“如果赎买确定为1949年开始，则8年以来所开新厂新店怎么办呢？其问题有工人阶级劳动所得而由政府鼓励他们创办的，又将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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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李康年的“赎买20年建议”引起众多争辩时，5月15日至6月8日，统战部邀集全国民主党派以及工商联负责人在北京召开一个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工商界人士纷纷谈及公私合营企业在管理上的种种弊病，并对现行政策提出了批评性意见。当时的《人民日报》对此进行了多次详尽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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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说，私方人员一向有精打细算的习惯和经验，在试制新产品、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措施计划上，一般都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现在企业扩大了，讲排场作风在企业中逐渐滋长，一般工厂都设有八大科，每个车间又在科的系统下设有八大员，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私方人员提过意见，但得到的不是尊重，而是讽刺，说小家子气，作坊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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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谈到合营之后私方人员生计困难。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说，成都市一个机电厂厂长（私方人员），有技术，每月收入40元左右，家里6口人，平均每人7元，生活很困难，专业公司要他自己想办法，他说：我的资本都交了出来，我人在工厂，叫我到哪去想办法呢？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说，据湖南代表反映，高潮后，有少数小商小贩因生活所迫自杀了。经叔平提出，要解决小商小贩生活困难的问题，就要给他们适当自由经营的出路，不要把自发工厂叫“地下工厂”，叫“地下工厂”就意味着不合法，而他们做的事是人民需要的，为什么不让他们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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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公方私方人员的关系上，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曾经当过上海市副市长的资本家盛丕华说，公私共事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私方人员的职权问题。许多私方人员反映他们的苦闷说：多做了工作，怕被说成是争夺领导权；少做了又怕被批评为不负责任，觉得进退两难。湖南省工商联秘书长彭六安说，公方人员以改造者自居，相处时总强调阶级关系，私方人员得不到企业和党以及社会舆论的支持，例如有个私方人员有了一件发明创造，但报纸发表时却说是工人的。有个民建会员提了一件合理化建议，已经试验成功并达到国际水平，但轻工业部对这件事评价很低。在私方人员的安排方面，有的有技术却安排搞一般工作，有的有管理经验却安排下车间。在福利待遇方面，私方家属生病就不能同公方人员、工人家属一样到医院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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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工商联秘书长胡庆照说，安庆市国药总店公私合营时，公方让私方提意见，私方提了意见，公方代表说，我是政府派来的，我们对你们客气，你们却把它当成福气，神气起来了。私方人员就不敢再提意见。后来这件事反映上去，市工商局召集国药总店全体职工开大会对证，私方人员在这种场合下哪敢再说话。胡庆照还说，合肥市一个搪瓷厂的私方人员为了研究一件产品，不慎把仪器弄坏了，有个团员，不分青红皂白，说他是破坏分子，并把这事登在黑板报上，他气得跑到民建会去哭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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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工商联秘书长张国英说，南宁和行腊味店的公方是个转业军人，用军队的方法来管理企业，7点钟上班，私方人员迟到一些马上批评；私方人员第二天6点半到店，他叫职工不要开门。职工问为什么不准私方人员提早进店，他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没有改造好，他们还会偷钱的。他整天站在柜台看着。私方人员为了避免嫌疑，就高声报告每笔营业收入。在工厂里，私方人员听见公方代表的皮鞋声，工作已做完的还得东摸西摸，表示还有工作做。梧州市兴华电池厂私方人员是技术副厂长，厂里改变电池配方时，他提出在没有试验成功时不要大量生产。公方代表对他说：你是保守思想，是不是想破坏生产？不准你发言。结果因质量不好，损失4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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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对“一五”计划中的失误进行了批评。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婴说她到西北视察，看到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以后的情形。她说，第一，当初在迁厂迁店时就有盲目性，没有很好研究当地的情况。在提出迁厂迁店要求时，好像皇帝选妃一般，点着哪一家就是哪一家。例如迁到洛阳去的都是上海南京路上第一流的名牌店，这样并不是太合适。迁到兰州去的丽华墨水厂实际上除了水是当地的以外，什么原料仍都从上海运过去，结果成本反比从上海运去的墨水价钱高。第二，动员时乱许愿，说什么住洋房，牛奶当开水喝等，而实际情况不是那样。第三，吃饭住房样样都分等级，以致造成很深的鸿沟。第四，凡是给领导提意见就认为是落后，甚至提合理化建议，也看成是捣蛋。兰州丽华墨水厂一位会计因为提合理化建议竟被调到别的单位去。从上海迁到兰州去的王荣康西服店的私方人员王嘉明的兄弟因为提意见，被调到百货商店当办事员。兰州财贸部田广仁部长对信大祥的职工报告时说，“你要民主，我要专政；你要自由，我要纪律”，甚至在大会上骂王荣康的牌子不值两角钱。这位田广仁部长去买皮包竟打掉一个私方人员的牙齿，结果告到派出所给了六块钱的药费糊糊涂涂了事。第五，是非不明。例如洛阳有的机关买布不给布票，问题闹到专业公司，专业公司经理反把责任推到私方人员身上。此外，胡子婴还谈到兰州大中华菜馆勤杂工打私方人员、信大祥职工打私方人员，向专业公司、民建、工商联反映都得不到解决。谈到有些转业军人以功臣自居，转业几年仍不学习业务，认为过去有功，现在应该享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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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资格的民主人士、当过轻工业部部长的黄炎培还谈到了“内外有别”的苦恼。他说：“当部长总想做些部长的事，我管八九十个厂，我想把局长、厂长的名单抄一份在办公室挂出来，秘书说，党总支不同意，要保密。我说政务院还要公布名单呢，这有什么保密？不久，我在一位党员司长办公室看见一个名单清清楚楚挂出来了。”他进而还点名批评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实在是充分地表现出不关心工商界人士的疾苦，高高在上，十足官僚主义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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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造纸公司经理董少臣提出了“撤出合营企业公方代表”的大胆建议。他说，公方代表光有政治资本没有技术经验，是搞不好生产的。私方人员自己觉得并不是“饭桶”，过去他们也曾管理好自己的企业；况且合营已经一年多了，国营企业的管理方法也学到了不少。因此他主张：在一个企业里，只要有党支部的，在党支部领导和支持下，把生产管理权交给私方执行一年，试试看行不行。他说，把职权交给私方，把私方这笔“财富”挖出来，把公方代表调到真正需要的岗位上，这也是增产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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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裕生祥电机厂副厂长吴金萃则对“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口号表示了异议。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是没有问题的，但不是具体到每个工商业者都不加分析地向每个工人去学，也可以说学的时候不能把每个工人的各个方面都笼统地、一概地去学。因为，工人阶级存在于我们国家里，当然也存在于我们自己所存在的工厂、商店里。阶级是由人集成的，我们就找到了这个阶级里的人——工人和店员，要向他们学习，然而发现他们（也可以说原来就知道他们）并不那样理想，他们的品质并不那样高贵，他们的言行当中有很多我们看来不能去学。比如工厂里的工人有的常常是不爱惜公共财物，浪费材料，损毁工具，有的不遵守劳动纪律，有的请病假去逛公园遛商场，有的打人骂人，甚至偷东西……在商店里有的店员服务态度很不好，有的工作不积极，具体表现出来不是理想的工人阶级品质，这些品质在我们身上去之犹恐不及，万万不能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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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发言者中，最让人印象深刻、观点最为激进的是既办过私人企业，又有经济理论修养的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他同时还是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作为20年前的“七君子”之一，他不改直言本色。在过去的一年，他以发表文章、讲话的方式阐述了自己的很多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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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关于生产效率和官僚主义。章乃器问：“何以有些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私营时期呢？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甚至有些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他的答案是，存在官僚主义。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之所以有较高的工作效率，是因为资本家除了要图利之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才。他们并不愚蠢，他们很会精打细算。他们知道，只要一个人能做三个人的事，就可以大赚其钱，同时也搞好了企业；反之，如果五个人只能做一个人的事，那就要破产。而现在的某些企业、机关在人事方面“德重于才，以资代德”等是非不明的偏向，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公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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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进而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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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章乃器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全行业合营后，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成为一个革命阶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说它是红色资产阶级是说不到什么夸张的。他甚至说，他不赞成对资产阶级的改造要“脱胎换骨”这种提法，以为这样是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工商界进入社会主义，能交出企业而无所留恋，比那些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进入社会主义还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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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反对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他说，现在已经有一些以“改造者”自居的人物，自命已经“脱胎换骨，超凡入圣”。这种人很危险，他们会在有意无意中变成特权人物。如果深入地进行检查，可能会在他们的身上发现痕迹不断加深的“小资产阶级”的烙印。我坦白地说，我很怕做圣人。做了一名高级干部，人们平时对你提意见有顾虑，接近也有顾虑，已经很不好受。倘若再做了圣人，在一片歌颂声中竟天天受人崇拜，随便说一句话人们就把它当做“圣旨”，弄得坐立不安，吃饭睡觉都不自在，那可真有点活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