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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这三年发生的自然灾情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描绘的1959～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显示，三年全国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均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另外，据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表明，这三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若以旱灾而论，1960年的旱情轻于1972年和1978年。《时代周刊》在1961年1月6日的一则报道中认为：“不是所有的西方观察家都认为干旱和洪水应该为粮食紧缺负责。他们指出日本的气象报告显示，中国今年的气象并无什么异常，他们怀疑所谓自然灾害乃是被发明与夸大的，为的是掩盖食物短缺的真正原因：政府剥夺食物出口到国外换取工业建设用的机器与设备。”到9月15日，这家杂志又引用香港大学经济学家斯达特·科比（E. Stuart Kirby）的研究指出，香港、台湾和广东有着十分相似的天气，天气确实不好，但是香港农作物减产8％，台湾减产13％，广东则是30％。科比教授的结论是，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天气，还有农民广泛的士气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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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比教授的观察应该是比较接近真相的，粮食的大幅度减产，既与自然灾害有关，同时也是过激政策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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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的后遗症是严重的。首先是“放卫星”导致的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实际只有4000亿斤，却按虚报的7500亿斤征购，全国征了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27.3％，已达到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征购却高达1348亿斤，占年产量的39.6％，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其次是大量青壮年农民仍然被拉去大炼钢铁和大修水库，在旱情严重的1959年秋冬，仅山东就有887万青壮年在炼钢铁和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3/4，在三年中，山东共荒芜农田5000万～6000万亩。可怕的粮食危机就这样降临了，到1960年，全国的粮、棉、油和生猪拥有量分别比1957年下降了29.7％、38.5％、56.1％和36.4％，粮食产量实际已猛降到了2870亿斤，而征购额却比上一年还要多，高达1408亿斤。赵发生在《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一书中更披露了一个事实：由于对形势的判断失误，中国甚至还在1958～1960年三年中大量出口粮食，其中，1958年净出口65亿斤，比1957年猛增73.1％，1959年净出口94.8亿斤，又比上一年增加45.8％，1960年仍净出口20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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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放卫星”最积极的地方，就是景象最悲惨的地方，全国的“卫星”以河南放得最多，河南又以出了“嵖岈山卫星”的信阳地区最耀眼。三年中，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在200万以上，死亡牲畜74万多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为全国最惨烈的省份。一向为豫东南“鱼米之乡”的信阳地区更是饿死100多万人，很多乡村绝炊绝户，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受中央委托去河南实地调查的王任重回忆说：“（信阳）西平县因为放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1万多人，打跑7000人，打死300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河南省委在向中央检讨时，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成了一个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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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9年春季开始，粮食危机就已经烧进了大城市。2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现，在北方最普通不过的卷心菜居然成了“配给物资”。它的记者描述道：“尽管上个月中国政府号称粮食增产了102％，但是城市粮食配给的定量却被削减了，卷心菜开始第一次登上了配给物资的列表，之后洗衣服的肥皂也开始需要配给，每人每月的食糖被减低到略高于1磅。在沿海的广东省出现鱼肉短缺，上海则是难以买到肉食。”在随后的两年里，关于食品短缺和人口死亡的报道不时出现，1960年5月16日的报道称：“来自某个公社的消息说那里50％的儿童都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虽然没有大量的歉收报道，但是很明显中国把广东的农产品运到城里给产业工人，或者卖到国外换取外汇，在一个地方，农民使一辆火车出轨，抢夺了把他们的谷物送往北方的列车。”在8月22日的一则报道中，记者援引福州一位母亲给她在香港的儿子的信说，“要不是你寄点钱回来，我们一年也吃不到一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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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凭票供应年代抢购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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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情况，与《时代周刊》记者的零星描述相去并不太远。到1960年6月，北京库存粮食只够7天的销量，天津仅够10天，上海已无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度日，连一向为中国粮仓的东三省和四川都向中央告急要米。中部最大的钢铁企业武汉钢铁厂存米无多，工人们只好发明了“超声波”蒸米法，把大米连蒸几次，使之膨胀而能“填饱”肚子。清华大学则成功地发明了“增饭法”：一锅下米300斤，水要逐步加入。先干煮40分钟，然后第一次加水120斤；过15分钟，第二次加水200斤；再过15分钟，第三次加水520斤；在米下锅以后，最后加水100斤，等10分钟，就可以开饭。这个办法被当成重大科研发明广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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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群众“低标准，瓜菜代”，大搞代用食品。不久前还在为“粮食多了怎么办”而日夜攻关的科学家们专门“研制”出了“代食品”，如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曲粉、人造肉精、小球藻等，这些名词看上去很“科学”，其实就是把原本当肥料或喂猪的玉米、小麦杆子碾碎了当粮食吃，所谓“人造肉精”则是一种食用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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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食品中，最有名的是“小球藻”，这是一种水面浮生植物。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认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社论写道：小球藻“蛋白质含量比大米高5倍，比小麦高3倍多”，“用小球藻试制的糕点、面包，质高味美，清香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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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周孜仁的学生当时就读于成都五中，他在回忆文章中详细记叙了当年培植“小球藻”的经历：把原来宿舍区供学生洗衣取水的池子改为“藻类繁殖池”。先满灌清水，再加上小便。因为据说“小球藻”在小便浓度较大的环境里，繁殖尤为迅速。接着把“藻”苗倒进去，搅拌十天半月，池水先是发绿，继而发黑，最后发臭，藻类培养宣告成功，于是舀出两桶往大食堂的锅里倒，同时，向水池补足新尿两桶。如此反复，以确保同学们每顿饭里都有充足的小球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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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国内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的时候，在外交上则同时发生了一件大事：1960年7月16日，苏联突然宣布召回全部援华专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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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自斯大林去世，特别是赫鲁晓夫发表了“秘密报告”之后，就变得别别扭扭。1958年初，毛泽东提出“反教条主义”，对苏联发展经济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苏联的根本问题是“见物不见人”，依靠官僚技术阶层和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管理经济，其要害是限制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也不能理解，该年7月26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刊登一篇电讯稿，透露部分苏联官员和专家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以为然，甚至在报纸上对热火朝天的人民公社运动只字不提，这很是让中国领导人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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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矛盾很自然地反应到数千名援华专家身上。曾任鞍钢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马宾在30年后对历史学者罗时叙讲过一段回忆：1958年，他在北戴河亲耳听了毛主席关于钢产量由535万吨翻番达到1070万吨的讲话，会上群情激昂，有人当场作诗曰：“坐八百看一千，土办法不花钱，大家一起努力干，年底一定会实现。”马宾对这个目标很是怀疑，可是却不敢公开质疑，回到工厂后，“苏联专家规定的章程不要了，高炉拼命装料，眼见就是胡来，不合格的钢也出炉了。炼钢车间把规章都烧了，对产品质量也不进行检查了”。后来的结果是，鞍钢生产出来的一级钢轨的产量由过去的93％降低到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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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跃进做法让苏联专家很是不解。广西有了新建的炼铁厂要请苏联专家去指导，可是专家们从报上看到那个厂炼铁是用木柴烧的，就死活也不肯去。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钢铁厂是完全由苏联人援助建成的，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好的特种钢厂，在生产汽轮机的大型锻钉时，中方为了创造纪录，违反既定的工艺规程，热火朝天地一阵猛干，结果炼出大量的废品。一些苏联专家对钢铁领域发生的盲目过热很担心，他们向苏联使馆作了反映，再由使馆向中方上级提意见，结果当然引来很大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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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钢铁领域的冲突并非个例。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二〇二厂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个工厂是研制核武器部件的，当时正处在设计阶段，苏联专家按常规提出设计工作应分为三步，即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设计。但中方认为，在当前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下，应打破常规，三步并做两步走，取消技术设计环节。为了说服苏联专家，中方特别组织他们参观了创造万斤亩产纪录的徐水县，试图用中国农民的“放卫星”精神打动他们，谁料，专家们一到田头，又对粮食产量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中方决定不听苏联人的意见了，结果在后来的施工过程中，不断遇到麻烦，大大小小的修改达几百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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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利和电力系统服务的别斯托夫斯基报告说：“中国同志决定简化电力装置，这将降低它们的可靠性，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将导致事故的发生。”哈尔滨火电厂专家组组长克利莫夫在1959年7～10月间向中方递交了十多封抗议信和申诉信，报告工厂违反锅炉的操作规章贸然跃进，但一直无人过问，最后引起工厂大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最可笑的是北京航空学院，它要求苏联专家帮助设计时速3700公里的飞机，这让他们十分为难，因为只有火箭才能达到这样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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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初，很多苏联专家向国内抱怨，中方的一些企业撤销了按苏联技术方案和技术规程设立的技术部门，取消了必要的技术规格和标准，他们表面上仍留在岗位上，享受薪金，承担合同规定的生产责任，但实际上已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武汉冶金公司的12位苏联工程师说他们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工作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的中方领导有8个月没有与苏方专家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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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生动地体现中国自主性的事件，是“鞍钢宪法”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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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钢铁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被称为“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一五”计划时期，鞍钢共完成基建投资总额15.45亿元，占全国同期冶金工业基建投资总额的1/3。五年累计，鞍钢共生产铁1090万吨，钢846万吨，钢材566万吨；分别占全国同期总产量的54.3％、50.8％、42.91％，可谓是半壁江山。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中央写了《关于工业战线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在列举大量事实后，提出要“继续彻底地批判坚持一长制、实行经济和技术挂帅、依靠少数专家办企业的资产阶级路线，坚决地贯彻执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依靠广大群众办企业的无产阶级路线；继续彻底地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进一步树立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使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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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非常兴奋，于3月22日作了重要批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10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现在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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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钢即苏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它形成了一套富有特色的管理和技术标准，被尊称为“马钢宪法”，是苏联工业模式的一个骄傲。“鞍钢宪法”的提出，显然是针对“马钢宪法”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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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宪法”的核心经验有两条，一是“两参一改三结合”，二是政治挂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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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参一改三结合”即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生产、技术、管理等改革和改进上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它被认为是“我国对工业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的一条极具特色的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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