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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8年的12月起，每天下午的4点08分，北京火车站都有一趟“知青专列”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锣鼓声中鸣笛启程，驶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各个偏远村庄。一位时年20岁的人大附中毕业生郭路生（他后来的笔名是“食指”）坐在开往山西汾阳农村的列车上，写下了激情荡漾的诗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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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极端的社会运动都是有后遗症的，当“革命”失去了具体对象的时候，它要么“反击”于自身，要么消弭于悲观，无论如何，这都是与“革命”有同样能量的代价。一年后，贫乏、枯燥而苦闷的农村生活终于露出了它严酷的一面。一首首悲观哀怨的知青诗歌开始在地下流传，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世上人，讥笑我／精神病患者／我有青春被埋没／有谁同情我。”在9月的一个幽暗深夜，郭路生写下了让他名垂诗史的《相信未来》：“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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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世界，你会发现一个十分奇异的现象：在那几年，陷入狂飙的不仅仅是中国，那似乎是一个“造反者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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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后“婴儿潮”一代正集体进入青春期。当有关人类命运的伟大叙事渐渐让位于平庸的商业生活时，这一代青年人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不安，他们在寻找宣泄的出口。哈佛大学的美籍日裔学者入江昭（Akira Iryie）日后评论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全世界的青年人都在反对他们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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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在发生学生游行，他们反对越战，要求性自由，自称是“垮掉的一代”，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度被学生“占领”。1968年的4月4日，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一家旅馆阳台上被刺杀，愤怒的黑人在100多个城市发动了抗议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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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学生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大楼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城堡，在这里经常发生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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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月，法国首都巴黎爆发了全欧洲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巴黎大学的学生们集体罢课并占领了大学校舍，警察封闭了校园，学生们在街头筑起街垒同警察对峙。接着，工人举行总罢工，20多万人涌上街头，高呼反政府的口号。学生占领学校，工人占领工厂，水陆空交通停顿，整个法国陷于瘫痪，戴高乐总统被迫改组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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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渴望革命的欧美学生中，最让他们醉心的偶像是两个社会主义的领袖。一个是毛泽东，很多人把他的头像刺在手臂上。据1967年2月17日的《纽约日报》报道，《毛主席语录》正风靡全球，它出现在纽约曼哈顿的每一个书店和书报摊上，在日本东京售出了15万册，而在法国巴黎，甚至成了畅销书排行榜上的第一名。(8)另一个是古巴的切·格瓦拉，他在追随卡斯特罗取得古巴革命胜利后，又跑进南美丛林中继续打游击战。1967年10月，39岁的格瓦拉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杀死，谁料这竟让他成了左翼学生运动的“圣徒”，在后来的40多年里，他的一张头戴金五星贝雷帽的头像被印在无数的T恤、咖啡杯、海报和钥匙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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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欧美学生风潮没有演变成一场颠覆性的社会革命，如法国政治评论家雷蒙·阿隆所描述的，它最终成了一场发泄情绪的“心理剧”。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给出了解释：其一，日渐富足起来的中产阶级没有成为学生的同盟军，革命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土壤；其二，知识分子表现出了理性、制衡的能力；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西方产业工人的结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1965年开始，以出卖体力为主的制造业工人数量开始大幅度地下降，服务业迅速繁荣，“知识工人”成了新的主流，在英国和联邦德国，煤炭和纺织工人的数量在十年间减少了一半。在美国，钢铁工人的人数甚至少于麦当劳快餐连锁店的员工。新型资本主义的产业特征和商业进步轨迹，最终改变了成型于19世纪末期的阶级斗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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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学生运动中，一个叫艾伦·金斯堡的大胡子诗人是青年们的偶像，他最出名的诗歌是《嚎叫》，它的头一句是——“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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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不同的人读到这句诗歌，会有不同的感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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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硕，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珮云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他们成为“文革”中第一批被打倒的高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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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红卫兵：原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学生造反组织。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造反学生时，佩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从此“红卫兵”成为学生造反派的统称。红卫兵的典型着装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用红塑料做封皮的《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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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1966年5月，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该小组名义上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实际上它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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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忠于”、“四无限”是“文革”中的政治术语。“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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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破四旧”是“文革”中的政治术语，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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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这被称为“五七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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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据《中国知青史》作者刘小萌和定宜庄的考据，毛泽东在1956年的农村合作社运动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原本是针对那些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说的，到上山下乡运动时，被广泛用于全国的知识青年。刘小萌等人认为，上山下乡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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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关数据显示，在十年“文革”时期，全世界出版了50多种文字、50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总印数达50余亿册，以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计算，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拥有一本半还有余，以至于它被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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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就当中国沉浸于“文化大革命”的狂热的时候，全球产业正发生着一场空前的变革，在亚洲，“四条小龙”顺势崛起了。正是在60年代中后期，一种“国际分工”的新秩序悄然出现了。发达工业国家开始为世界性市场生产，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被剥离出来，向非发达地区整体转移。而一些后进国家和地区顺应了这样的变化，其中表现最突出的便是亚洲地区的四个经济体：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在1969年，韩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其平均国民生产总额仅与非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相当，可是到80年代后期，韩国的工业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前十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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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1972 最后的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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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眼睛被遮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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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低沉、愤怒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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