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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一撤，荣毅仁提出赶紧把妻子杨鉴清送到医院治疗。可是送到哪个医院都不收，都不肯给她治病。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很机灵，就把她送到积水潭医院，先是高呼了一番革命口号，然后说这个人是重要的人证，需要她来录口供，不能让她死掉，你们一定要想办法给她治疗。医院一听是重要的人证，这才答应赶紧医治，杨鉴清的命总算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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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荣毅仁一家来说，这仅仅是厄运的开始。不久后，保护他的钱之光、陈锦华等人也被打倒了。荣毅仁一次次被批斗，他的左眼因延误治疗而致失明。1968年之后，他被送到全国工商联机关劳动改造，先是在锅炉房里运煤，后来专职打扫厕所。与他一起干活的是上海滩时期的老相识、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计泓赓在《荣毅仁传》中记载说：“荣毅仁干得很认真，马桶有尿碱，他就自己掏钱买来盐酸，把马桶刷得干干净净。”他的独子荣智健被下放到十分偏远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一干就是八年。荣智健日后回忆说：“我每天和工人、民工摸爬滚打在一起，抬石头，挖土方，搬机器设备，背氧气瓶上山下山，爬上半空架设高压电缆，什么粗活重活都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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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以外的农村地区，对农业生产和市场流通的限制变得越来越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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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爆发后，很多地方减少甚至完全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要求农民献出自留地、宅旁地和自有果树，当时称为“三献”，严格控制农民发展饲养业，每个农户只能养一头猪，每人只能养一只鸡，此外还限制农民外出从事手工活动，木匠、铁匠和小商贩都被当成“野马副业”、“单干副业”受到禁止。9月24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颁布《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强调小商小贩“必须接受国家的管理和群众的监督，不许搞投机倒把，大量的小商小贩应当为国营商店代购代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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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8年，政策更加趋于收紧。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提出要“坚决取缔无证商贩和无证个体手工业户。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一律不准经营商业”；“国家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团体，非经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这两条规定基本上把农村的商品自由流通确定为非法活动。同年10月，江西省采取极端措施，将全省的合作商店和有证小商小贩全部解散。在5.3万名商店职员中，有2/3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或劝退回家，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不久便在其他省份效仿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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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初，中共中央再发《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重申：“除了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有证商贩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除了经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之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全国逮捕了“反革命分子”28.48万人，其中不少是因为从事了当时政策禁止的经济活动。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从1966年到1970年的五年中，全国个体商贩人数从156万人减少为96万人，而且经营规模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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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排斥私人生产和市场流通的政策严重打击了农村经济和个体经济，在1967～1969年的三年中，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分别为1.6％、-2.5％、1.1％，三年总增长几乎为零。1969年与1966年相比，按人口平均的主要农产品产量计算，粮食下降了8.9％，棉花下降了18.8％。1971年1月，轻工业部在《关于当前手工业几个问题的意见》中披露，在全国的手工业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约占10％，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工厂约占30％，合作社约占60％，个体手工业的份额已经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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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乱象、全国武斗、鞍钢被搞乱、陈祖涛和荣毅仁被打倒、全面限制市场流通，林林总总这一切，都是国民经济彻底紊乱的标志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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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过去十多年里主管全国经济的中央及部委领导，除了总理周恩来之外，几乎全部被打倒或靠边站。其中，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1969年11月12日冤死于开封，邓小平和陈云被下放江西劳动，薄一波和谷牧成了“叛徒”、“三反分子”，贾拓夫（经委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被迫害致死。1968年2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群众代表时无奈地披露，国务院系统的42个单位中，还能开展工作的部长级干部只有90人，占总数280人的32％，其中第一把手（部长、主任）只剩下3个人。胡鞍钢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中引用相关资料称，到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政主要负责人有60多人被定性为“敌我矛盾”，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190余人中，有88人被指认为“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占总数的46％。因被斗倒的人实在太多，以至于按照《党章》的规定，已无法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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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造反派的全面夺权，让那套从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指挥体系彻底瘫痪，大量干部“靠边站”，经济管理和统计部门被砸烂，各地的年报迟迟不能报齐。在局面最混乱的1967年和1968年，根本无法制订全年度的全国经济计划，1968年也成为建国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计划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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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请示晚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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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持续恶化的轨迹非常明显。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近10％，1968年又下降4.2％。主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除了粮棉大体持平外，其余都是连续两年减产。国家的财政总收入，1967年同比减少25％，1968年又少了13.9％。如果以1953～1965年13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实际增长速度7.9％计算，1967年和1968年的总产值应该达到5220亿元，而实际上这两年只有4119.8亿元，也就是说，损失值约为1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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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悲剧性的是，在工农业持续滑坡的同时，中国还试图把自己与世界经济彻底隔绝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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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欢呼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论。文章说：“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为动员广大群众把暂时闲置的资金用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自1950年至1958年，先后发行过6次国内公债，发行总额为38.4亿元，加上应付利息9.8亿元，还本付息总数计48.2亿元，已在1968年底全部还完。在国家建设初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政府曾向中国提供过一些援助借款，本息共14.06亿新卢布。此项外债，中国一直坚持按期归还，并已在1965年初提前全部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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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提法，一度让很多国人引为骄傲。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是“举国战略”的又一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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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8年，随着刘少奇等人被打倒已成定局，党内政治斗争告一段落，各地该造的反都造完了，武斗也得到了初步的制止。这时候，出现了两个“人口”问题：一是数以百万计的“靠边”干部该怎么处置，总不能每天都开批斗会，让他们交代莫须有的罪行；二是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生该怎么处置，由于国民经济空前萧条，停产或半停产的工厂根本不可能招收新的工人，那些无书可读的青年学生在城市里成了一股到处泛滥的“失业洪水”，他们随时准备去冲毁任何社会秩序，他们对后果的考虑就是“不计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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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被发明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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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黑龙江省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6)它迅速被认定是一条疏散人口的经验，10月《人民日报》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并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随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大批人员被下放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仅中央所属各部委就先后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遣送了十多万名下放干部和3.5万名家属，各省市地县开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这一“干校制度”前后延续了11年，直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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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运动则“解决”了城市青年人口的就业问题。据胡鞍钢的研究，自“文革”爆发后，各校“停课闹革命”、高考制度又被取消，因而积累了大量的初高中毕业生，仅66届、67届和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就超过1000万人，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各行各业停产、半停产，因此不可能再吸收新的就业人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全面展开。1966、1967、1968年三届在校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他们后来被通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这些被称为“知识青年”的学生被送到云南、贵州、内蒙古和黑龙江等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农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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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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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将近10年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700多万人，约占全国城市人口的1/10。这是继1961年之后，第二次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前者是“大跃进”的后果，这次则是“大造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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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运动改写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40年后的2009年，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和下乡青年邓贤在《南方周末》上写道：“我们这代人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做魔鬼，把整个社会秩序颠覆，我们做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实际上危害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机；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被迫完成了自我历练和自我教育的残酷过程，最后以此完成自我拯救。跟红卫兵运动相比，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挽救了我们这一代人，它让我们体验苦难，也认识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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