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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1966年5月，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该小组名义上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实际上它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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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忠于”、“四无限”是“文革”中的政治术语。“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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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破四旧”是“文革”中的政治术语，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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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这被称为“五七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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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据《中国知青史》作者刘小萌和定宜庄的考据，毛泽东在1956年的农村合作社运动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原本是针对那些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说的，到上山下乡运动时，被广泛用于全国的知识青年。刘小萌等人认为，上山下乡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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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关数据显示，在十年“文革”时期，全世界出版了50多种文字、50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总印数达50余亿册，以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计算，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拥有一本半还有余，以至于它被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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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就当中国沉浸于“文化大革命”的狂热的时候，全球产业正发生着一场空前的变革，在亚洲，“四条小龙”顺势崛起了。正是在60年代中后期，一种“国际分工”的新秩序悄然出现了。发达工业国家开始为世界性市场生产，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被剥离出来，向非发达地区整体转移。而一些后进国家和地区顺应了这样的变化，其中表现最突出的便是亚洲地区的四个经济体：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在1969年，韩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其平均国民生产总额仅与非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相当，可是到80年代后期，韩国的工业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前十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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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170410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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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 1972 最后的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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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眼睛被遮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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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低沉、愤怒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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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阴森森的黑暗中冲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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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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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克：《太阳落了》，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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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5月，意大利共产党人、欧洲最著名的电影导演之一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受北京的邀请，前来拍摄一部纪录片。在进入中国之前，他的想象是这样的：中国的沙漠是蓝色的，河流是黄色的，农民们都穿着童话里的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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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安东尼奥尼当年到达中国的前站。在罗湖口岸，他惊奇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一座普通的木桥连接两岸，一边是英国人，另一边是中国士兵，手持钢枪，整齐排列。随行的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后来回忆说：“这种对立非常有意思，一方是西方的世界，另一方是充满神秘色彩的中国。”他装上胶片正要拍摄，安东尼奥尼上来阻止了他。“他告诉我说，我们需要先理解，然后再拍。”随后，摄制小组从广州飞赴北京。当安东尼奥尼和同事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的停机坪时，舷窗外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孩子们手拿鲜花和彩带，跳着舞蹈，喊着欢迎口号。中国朋友的热情令摄制组一行很开心，不过很快，他们发现人群不是在欢迎他们，那一天，人们欢迎的是非洲索马里的主席西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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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东尼奥尼看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不为人知的国家”，这样的认知差不多能够代表当时整个的西方世界。他在中国工作了一个多月，拍摄了北京、上海、河南红旗渠和苏州等地，最终剪辑完成的影片就定名为——《中国》。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意外的状况时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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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是河南省林县在60年代兴修的著名的水利工程，从1960年2月动工，到1969年7月建成，近20万农民在极其艰难的施工条件下，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蜿蜒70公里，宛若一条“人工天河”。这个人力创造的奇迹让意大利人惊叹不已，在一座石头垒成的村庄北小庄，安东尼奥尼告诉陪同的中方人员，这里是我明天的拍摄地。第二天当他带着剧组去时，他发现村里的灰土墙被石灰粉刷一新。安东尼奥尼非常吃惊，他拒绝拍摄，对他来说，眼前发生的一切是一场闹剧。卢奇亚诺说：“可怜他们工作一个晚上，让村庄焕然一新。但是我们不想改变什么，我们只想成为1972年中国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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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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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摄红旗渠的那几天，摄制组发现有一群农民急匆匆地走在路上，行动举止异常，于是他们举着机器跟了过去，结果来到一个自发的集贸市场，人们带着自产的粮食、家禽和自制的食品，在那里做起了买卖，这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显然是违法的。这个小小的市场非常紊乱和肮脏，货物参差不齐，人们脸上流露着明显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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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奇亚诺还回忆了另外一个细节：“当时我们无论在哪里，总是时不时地听到一个声音在唱，大喇叭里总是传来这些歌曲。我们拍摄下来，但我们不知道那些讲的是什么……他们带我们拍摄了养殖场的猪圈，我拍了。拍摄的同时，大喇叭里播着响亮的歌曲，影片就是这样剪辑完成的。我们后来才知道那首歌说的是‘中国人民昂起头’，我们应该删掉它，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对立冲突由此产生了非常大的危害，仿佛我们在藐视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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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在西方公映后，安东尼奥尼马上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亲华的观众看后，指责他“丑化中国”；排华的观众看后，则说他在“美化中国”。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刊文《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将《中国》定为反华影片。作者指责说：“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到6月份，人民文学出版社结辑出版《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一直到30年后的2004年，这部纪录片才第一次在中国公开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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