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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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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结果让人很不愉快，不过，意大利人受到邀请这件事情，还是表明一些新的变化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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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安东尼奥尼来拍片的半年多前，1971年9月13日，替代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国境内，他的一批党羽相继被捕。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意味着中国在时隔22年之后重新回到了国际大家庭。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访问，当天下午毛泽东会见了他，一周后，《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长期尖锐敌对的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中日关系随之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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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五六年的大折腾，国民经济陷入了长期低迷的状态，商品供应极度贫乏，极左的江青、张春桥及王洪文等人只会搞政治运动，实在不懂经济，于是，被打倒的技术领导和中央干部们又被召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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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乡村当木匠的陈祖涛是在路边被“捡”回来的。1971年的11月，他带着村里的大车去城里的一家标准件厂拉废料，路上偶遇一位老同事，这才被重新“发现”。几个月后，陈祖涛重新回到了二汽，他回忆说：“我不是发誓不再搞汽车工业了吗？但是回到二汽一看，都是熟人呀，熟悉的环境呀，我的心又软了，就接着干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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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涛看到的是一个让人伤心的汽车厂，自“文革”爆发以后，二汽就被武汉军区接管，这里日日在上演劳民伤财的荒唐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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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响应“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军管小组提出要发扬“干打垒精神”(1)。原本用红砖建成的厂房被认为是“资本家的工厂”，于是全部扒掉，换成“干打垒”的墙体，这一建就是60万平方米。这种厂房用材粗糙，质量低下，根本不适合当制造汽车的车间，可是谁也不敢提出异议，这种“干打垒”做法还被当成经验在全国进行了推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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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陈祖涛代表二汽去北京开质量问题座谈会，谈及“干打垒”车间，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问：“祖涛，你看该怎么办？”陈祖涛脱口而出：“唯一的办法就是推倒重来。”在场的人均大惊失色，陈祖涛心想，我反正是劫后余生，大不了再回去当木匠。李先念沉吟良久，然后说：“有的可以留做仓库，有的可以推倒重建。”这件事很快被已经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知道，他在一次会议上说：“二汽有人把‘干打垒’拆了，重新搞了一套厂房，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陈祖涛顿时又大难临头，好在李先念暗中力保，他才没有被上纲上线地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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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管人员除了用“干打垒”建汽车车间之外，在生产经营上更是蛮干瞎干。搞产品设计的时候，他们提出要依靠工人阶级制造“政治车”，实行“三不要”，即不要工程师、不要大学生、不要个人签名，理由是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设计者签名是为了个人树碑立传。在制定生产任务的时候，他们更是不讲流程，一味地强调速度和产量，高喊“就是用牙啃，也要把车啃出来，这是死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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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辆辆没有工程师参与设计、“用牙硬啃出来”的汽车被生产出来，其质量的糟糕是可以想见的。二汽的车几乎出厂没多久就发生毛病，而且屡修屡坏，群众编出顺口溜嘲笑说：“远看摇头摆尾，近看龇牙咧嘴，停下来漏油漏水。”陈祖涛回厂后，才逐渐恢复了产品试验、检验等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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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2月，在江西鹰潭下放劳动的邓小平接到了回京的通知，3月，他被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4个月后，陈云也从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被调回北京。他们协助重病在身的周恩来重振国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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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陈云复出后，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决策是，重启“吃穿用计划”，主持了新中国的第二次大规模设备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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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备战备荒”的经济战略走到了尽头之后，如何让老百姓吃饱饭、穿暖衣，成了很迫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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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张贤亮很苦涩地回忆说：“那时候，每两个月才分配给我们每人一市两食油，请读者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单身一人，用什么器皿来盛这比一口口水还少的食油，还要在60天中每天炒菜都能倒一点出来？我保证你想象不出，但具有大智慧的我，很快就找到了最好的窍门：用眼药水瓶子！这样，每顿饭我都能滴出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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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为能够穿上一件新衣服而愁白了头，当时有很多流行语描述这种景象，譬如“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穿补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在《我管布票的日子》一文中回忆：“在种种票证中，情有独钟的是布票，每年发一次，一发下来一大张一大张的，花花绿绿的，像邮票一样有小孔，能撕开。有10尺一张的，5尺一张的，还有1寸的。数这些布票时，眼睛、手、心都是在享受。那时我也算是正值妙龄，可经常穿着爸爸穿旧的、肥大的、四个兜的蓝布制服。弟弟从出生总是穿姐姐、哥哥穿小的衣服，衣服上总是这一个窟窿，那一个三角口。妈妈曾用我和姐姐小时的两件旧红格子外套，改做了四件棉坎肩，四个儿女一人一件，最小的那件是用28块布角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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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县固定粮油供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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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纺织工业的原料是以棉花为原料的天然纤维，而棉花产量长期徘徊在年产4000万担的水平上，1971年的棉花产量为4300万担，比上一年还减产了7.6％。纺织部曾经主持开发化学纤维，但是合成纤维的技术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用涤纶布制成的衣裤被称为“的确良”，尽管这种面料很不透气，但是看上去挺刮滑爽，耐穿易干，在当时几乎一衣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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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递交《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其中拟从法国和日本进口四套化纤装置，约需2.7亿美元，进口后每年可生产合成纤维24万吨，可织布40亿尺。报告特别拿“的确良”来计算，“其中‘的确良’（涤纶）的产量总数将达到19亿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这个报告很快被批复同意，四套化纤设备被选定在上海的金山卫、辽宁的辽阳、天津的北大港和四川的长寿县。这是继50年代初的苏援“156工程”后，中国又一次向国外采购巨额的技术设备，西方国家闻风而动，法国总统蓬皮杜为了价格问题还亲自出面与中国方面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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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3年1月，国家计委再递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动用外汇43亿美元，集中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设备。这个方案的用汇总额（包括利息）后来增加到51.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14亿元。在1972年，全国的基本建设总投资不过412亿元，引进计划就占去了一半多，可见当时的决心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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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报告在后来的4年内得到了落实，共引进26个成套设备项目，其中化纤4套，石化3套，大化肥13套，烷基苯1套，大型电站3套，钢铁2套。在邓小平的亲自督办下，所有项目的平均建设工期为3年8个月——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受政治运动的干扰，大型项目的平均建设工期为11年。北方曾流传一个顺口溜，描述的是天津拖拉机厂的建设：“天拖天拖天天拖，大姑娘拖成了老太婆，八年打败了小日本，十年建不成个天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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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大规模的设备引进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它改变了“备战优先”、“三线优先”的战略，重新把投资的重点放在民生产业——与“吃穿用”相关的化纤、化肥和烷基苯项目就占了18个，占全部投资总额的63.8％，而且大半布局于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地带。新建成的天津石化厂、辽阳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北京石化总厂、沧州化肥厂、广州化肥厂、南京烷基苯厂、天津大港电厂、唐山陡河电厂以及武汉钢铁厂、南京钢铁厂的扩建工程等，都成为重要的工业项目，为日后的经济复兴打下了不可忽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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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70年代初期的这次引进工程可以被看成是1978年对外开放的一个前奏——尽管它被打断了几年。甚而言之，它是新中国经济第一次无意识地呼应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在世界性的产业梯级转移运动中，中国即将成为东亚四小龙之后的又一个被转移地区。据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分析，1972年的这次进口工程在日后发展为一种进口替代战略，它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过，杨小凯也进一步指出，这种战略是以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制度来模仿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创造的新工业化模式，成套的新设备及新技术被大量引进，但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财产权结构、市场制度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却仍然被视为洪水猛兽。对后者的吸收将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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