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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管人员除了用“干打垒”建汽车车间之外，在生产经营上更是蛮干瞎干。搞产品设计的时候，他们提出要依靠工人阶级制造“政治车”，实行“三不要”，即不要工程师、不要大学生、不要个人签名，理由是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设计者签名是为了个人树碑立传。在制定生产任务的时候，他们更是不讲流程，一味地强调速度和产量，高喊“就是用牙啃，也要把车啃出来，这是死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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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辆辆没有工程师参与设计、“用牙硬啃出来”的汽车被生产出来，其质量的糟糕是可以想见的。二汽的车几乎出厂没多久就发生毛病，而且屡修屡坏，群众编出顺口溜嘲笑说：“远看摇头摆尾，近看龇牙咧嘴，停下来漏油漏水。”陈祖涛回厂后，才逐渐恢复了产品试验、检验等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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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2月，在江西鹰潭下放劳动的邓小平接到了回京的通知，3月，他被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4个月后，陈云也从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被调回北京。他们协助重病在身的周恩来重振国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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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陈云复出后，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决策是，重启“吃穿用计划”，主持了新中国的第二次大规模设备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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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备战备荒”的经济战略走到了尽头之后，如何让老百姓吃饱饭、穿暖衣，成了很迫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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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张贤亮很苦涩地回忆说：“那时候，每两个月才分配给我们每人一市两食油，请读者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单身一人，用什么器皿来盛这比一口口水还少的食油，还要在60天中每天炒菜都能倒一点出来？我保证你想象不出，但具有大智慧的我，很快就找到了最好的窍门：用眼药水瓶子！这样，每顿饭我都能滴出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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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为能够穿上一件新衣服而愁白了头，当时有很多流行语描述这种景象，譬如“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穿补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在《我管布票的日子》一文中回忆：“在种种票证中，情有独钟的是布票，每年发一次，一发下来一大张一大张的，花花绿绿的，像邮票一样有小孔，能撕开。有10尺一张的，5尺一张的，还有1寸的。数这些布票时，眼睛、手、心都是在享受。那时我也算是正值妙龄，可经常穿着爸爸穿旧的、肥大的、四个兜的蓝布制服。弟弟从出生总是穿姐姐、哥哥穿小的衣服，衣服上总是这一个窟窿，那一个三角口。妈妈曾用我和姐姐小时的两件旧红格子外套，改做了四件棉坎肩，四个儿女一人一件，最小的那件是用28块布角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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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县固定粮油供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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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纺织工业的原料是以棉花为原料的天然纤维，而棉花产量长期徘徊在年产4000万担的水平上，1971年的棉花产量为4300万担，比上一年还减产了7.6％。纺织部曾经主持开发化学纤维，但是合成纤维的技术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用涤纶布制成的衣裤被称为“的确良”，尽管这种面料很不透气，但是看上去挺刮滑爽，耐穿易干，在当时几乎一衣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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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递交《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其中拟从法国和日本进口四套化纤装置，约需2.7亿美元，进口后每年可生产合成纤维24万吨，可织布40亿尺。报告特别拿“的确良”来计算，“其中‘的确良’（涤纶）的产量总数将达到19亿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这个报告很快被批复同意，四套化纤设备被选定在上海的金山卫、辽宁的辽阳、天津的北大港和四川的长寿县。这是继50年代初的苏援“156工程”后，中国又一次向国外采购巨额的技术设备，西方国家闻风而动，法国总统蓬皮杜为了价格问题还亲自出面与中国方面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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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3年1月，国家计委再递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动用外汇43亿美元，集中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设备。这个方案的用汇总额（包括利息）后来增加到51.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14亿元。在1972年，全国的基本建设总投资不过412亿元，引进计划就占去了一半多，可见当时的决心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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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报告在后来的4年内得到了落实，共引进26个成套设备项目，其中化纤4套，石化3套，大化肥13套，烷基苯1套，大型电站3套，钢铁2套。在邓小平的亲自督办下，所有项目的平均建设工期为3年8个月——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受政治运动的干扰，大型项目的平均建设工期为11年。北方曾流传一个顺口溜，描述的是天津拖拉机厂的建设：“天拖天拖天天拖，大姑娘拖成了老太婆，八年打败了小日本，十年建不成个天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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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大规模的设备引进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它改变了“备战优先”、“三线优先”的战略，重新把投资的重点放在民生产业——与“吃穿用”相关的化纤、化肥和烷基苯项目就占了18个，占全部投资总额的63.8％，而且大半布局于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地带。新建成的天津石化厂、辽阳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北京石化总厂、沧州化肥厂、广州化肥厂、南京烷基苯厂、天津大港电厂、唐山陡河电厂以及武汉钢铁厂、南京钢铁厂的扩建工程等，都成为重要的工业项目，为日后的经济复兴打下了不可忽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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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70年代初期的这次引进工程可以被看成是1978年对外开放的一个前奏——尽管它被打断了几年。甚而言之，它是新中国经济第一次无意识地呼应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在世界性的产业梯级转移运动中，中国即将成为东亚四小龙之后的又一个被转移地区。据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分析，1972年的这次进口工程在日后发展为一种进口替代战略，它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过，杨小凯也进一步指出，这种战略是以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制度来模仿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创造的新工业化模式，成套的新设备及新技术被大量引进，但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财产权结构、市场制度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却仍然被视为洪水猛兽。对后者的吸收将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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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成了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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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胆引进设备的同时，国务院还对无比涣散和无序的企业管理进行了整顿，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明确要求企业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厂长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和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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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出后的陈云此时主抓他熟悉的外贸工作。他提出：“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他们。”国门关闭太久，几乎所有的人对外面的世界都是两眼一抹黑，陈云特地出了十道题目，让银行部门拿出数据来，这些题目包括：“西方各国从1969年到1973年的货币发行量多少？外汇储备多少？其中黄金储备多少？现在世界黄金年产量多少？800亿欧洲美元都分布在哪些国家和地区？作为经济繁荣、衰退、危机的标志，工业除了钢铁之外，还有哪些行业？西方各国度过危机的办法是什么？每次危机间隔时间多少？美国1973年对外赤字多少？对外国银行给我们的透支便利的利害估计，等等。”从这些题目的开列可见，刚刚劳动改造归来的中国领导人的确是从ABC开始，重新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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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1973年，亲手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掉的陈云在资本主义的交易所里试着游了一回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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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4月，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布置香港华润公司所属的五丰行，尽快购买原糖47万吨。当时国际市场的原糖求大于供，货源紧张，中国一旦求购，必将刺激价格上涨。陈云指令五丰行通过香港民间商人，先在伦敦和纽约的原糖交易所购买期货26万吨，平均每吨82英镑，然后，立即向巴西、澳大利亚等国买进现货41万吨，平均每吨89英镑。中国的求购信息传出后，交易所的期货价格果然大幅上扬，涨至每吨105英镑。陈云再指令将所持期货尽数抛出。经过这番交易，五丰行和香港商人共赚进300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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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陈云专门就此事报告国务院，他写道：“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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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973年的这些经济事件，充满了多年未见的清新气息，这一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粮食和棉花收成分别增长了10.2％和30.8％，财政收入也增长了4.6％，各项经济数据都是让人振奋的。可是转眼到1974年，政治空气突然又变得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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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称“在政治思想战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从此，一场名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拉开了序幕，江青称之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它以批孔子和林彪为主题，延伸为批“周公”和“宰相儒”，矛头实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重病缠身的周恩来。过去一年里的经济投资及对外合作活动，都被指责为“洋奴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