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104293
1704104294
当时被拿来大做文章的是“蜗牛事件”、“更新轮事件”和“风庆轮事件”。
1704104295
1704104296
1973年11月，为了引进一条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第四机械部的12个专家组团到美国康宁公司考察。就在即将登机回国的机场上，一位康宁公司的雇员扛来一个箱子，取出一个个包装得很好看的硬盒子，分送给中国的客人。专家们打开一看，是每人一个玻璃蜗牛，根据盒内的说明，售价每个55美元。
1704104297
1704104298
到“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有人便写信告状，说代表团在美考察时，康宁公司为了讽刺挖苦中国的“爬行主义”，送给代表团每人一个蜗牛。江青大喜，以为抓住了一个好典型，她亲自赶到四机部发难，说：“那个蜗牛在哪里？拿来给我看，中央要它做展览。”她还指示外交部向美国驻华联络处发照会提抗议，把蜗牛送回去，“对美帝国主义的挑衅坚决回击”。
1704104299
1704104300
四机部赶紧向美方去电质询，得到的回复是：“康宁公司没有任何讽刺挖苦的意思，目的只是想讨好中国人，希望中国买他们的技术，蜗牛只是圣诞节的一种传统礼品，没有爬行的概念，蜗牛代表吉祥，美国还有歌颂蜗牛的诗歌。”这样的解释当然不被接受，彩管生产线的引进被勒令中止，一直到五年后的1979年才得以恢复。
1704104301
1704104302
在紧张的氛围中，各部委纷纷清查所收到的各种外国礼物，其中又查出日本人送的乌龟和黄牛，前者被认定是一种“赤裸裸的污辱”，后者则是在暗讽中国“老牛拉破车”。
1704104303
1704104304
所谓的“更新轮事件”和“风庆轮事件”互相关联，而且同样荒唐。
1704104305
1704104306
我国造船能力长期严重不足，自造船舶只能满足1/10的需要，周恩来主张造船和买船并举，并在1973年动用外汇购买了一批外轮。
1704104307
1704104308
1704104309
1704104310
1704104311
典型“文革”特色的商品
1704104312
1704104313
“更新轮”是上海海运局向西方国家购进的万吨轮，原本是一艘可载客270人、装货8000吨的“邮船”。张春桥等人把它定为“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典型”，在报章上大肆批判，说它的“每一块铁板上都散发着资产阶级的臭气”。这艘邮船被停泊在黄浦江上，当做“展品”供人们参观和控诉批斗。
1704104314
1704104315
为了与引进的“更新轮”形成对比效应，张春桥等人又挖出了“风庆轮”典型。
1704104316
1704104317
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于1973年建造成的一艘万吨轮。交通部所属的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买下该轮后认为，它的主机性能不适于远洋航行，只适合在近海航行。“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江南造船厂的造反工人和风庆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指责交通部的鉴定崇洋媚外，看不起中国工人，强烈要求风庆轮远航。交通部被迫同意风庆轮远航罗马尼亚。
1704104318
1704104319
张春桥等人抓住这个事情大做文章。
1704104320
1704104321
风庆轮在远航途中，主机不断发生故障，险情频出，相关实情被刻意隐瞒。1974年的9月底，风庆轮终于“胜利”归来，上海的《解放日报》马上刊文《乘风破浪胜利前进——从风庆轮首航远洋归来赞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将造船与买船对立起来，认定“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一种“洋奴哲学”，是一条卖国主义路线，“风庆轮不是一条船的问题。风庆轮的远航是整个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造船的斗争和整个路线斗争是紧密联系的”。江青更是公开致信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分激烈地认为：“看了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让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
1704104322
1704104323
从10月到11月间，围绕“风庆轮事件”，江青等人举办了上百场报告会，发动20多万人上风庆轮参观，还组织《歌唱风庆轮》的专场歌咏大会。在10月17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借“风庆轮事件”向周恩来、邓小平等发难，逼迫中央政治局成员当场表态。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离开会场，张春桥在他身后嘲笑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1704104324
1704104325
为了鼓动基层再次“造反”，江青等人还提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等。这些口号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反智”倾向。在这期间，最极端的事情是，他们还推出了一个“白卷英雄”的典型人物。
1704104326
1704104327
在1973年前后，经周恩来等人的提议，多年停止招生的大学开始以政治推荐和书面考试的方式重新招收学生，其中最积极的就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被统称为“工农兵学员”。这一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讲述了这么一件新鲜事：这一年6月底，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参加大学招生考试，在物理化学的考卷上，他没有做出一道题目，交了白卷，同时，他却在试卷的背面写了一篇600多字的“致领导信”。他写道，“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且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
1704104328
1704104329
1704104330
1704104331
1704104332
“备战备荒”的经济战略走到尽头
1704104333
1704104334
张铁生被认为是反对教育战线“资产阶级腐朽路线”的时代典范，是一个具有路线斗争觉悟的反潮流英雄，各地纷纷提出“不做分数的奴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能重演”、“智育第一害死人”，这股反知识、反理性的政治思潮让刚刚有点恢复的教育秩序再次大乱。
1704104335
1704104336
在极左路线的种种干扰下，虚弱不堪的宏观经济再受冲击，1974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比上一年增长1.4％，大部分工业产品产量没有完成计划，财政收入再度出现赤字。
1704104337
1704104338
极左集团在城市里反对国际合作，在农村，则再次掀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
1704104339
1704104340
自从“文革”开始后，中央三令五申严厉禁止任何私人的自由买卖活动，人民公社定期检查农民的自留地和私人喂养的家禽，看看是否偷偷扩大了面积或超过了公家规定的头数。把自养的家禽偷偷拿到市场上出售是一种投机倒把的行为，将受到严厉的惩治。可是，正如安东尼奥尼在河南林县偶尔发现的，到70年代中期，发生在农村的自由集贸活动已经呈半公开化的状态，而在极左的人看来，这些正是应该坚决割掉的资本主义的“小尾巴”。
1704104341
1704104342
1974年，已经当上国务院副总理的原大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到福建省晋江市视察，在一个叫石狮的小渔镇里，他看到了让他大吃一惊的景象：光天化日之下，在当地的农贸市场，一群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小商小贩乱糟糟地挤作一团，人们在各种各样的摊点前兴奋地交谈着，彼此讨价还价。据当地干部统计，当时在石狮镇有上千名个体商贩在街头摆摊设点，其中绝大多数是无照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