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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Uber的规模发展到7分钟抵达时间这个临界点的时候，用户数量处于即将爆发的节点。在这个时刻，我们对于接单率的要求更加严格，因为这一指标的把控与否，将决定体验是“特别好”，还是“特别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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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后期，在车辆密度达到很大之后，距离最近的司机和第二近的司机到达时间差异不太大，无非是三分钟接驾和两分钟接驾的区别，对于用户来说没什么区别，我们就不再采用接单率作为“坏”的标准了，转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当时影响用户体验较多的取消订单、不认路等情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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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情况适合用奖励的形式，有些情况适合用惩罚的形式，采取哪种形式，是平台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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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激励的刺激：钱是最大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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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济的供给侧群体并不是平台的雇员，没有劳动合同束缚，平台对他们能够实施的控制力较弱，需要通过激励的方式去把控这一群体。而在众多方式中，金钱是最大的把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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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为奖励的东西有很多种，引导流量、分级、积分等，但最有效的，是金钱的激励。金钱的好处在于，它是全世界最标准和最简单的“底层协议”。Uber曾经尝试过的激励方法不下百种，但最后我们发现，最有效、最立竿见影的，还是最原始的金钱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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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迭代速度快，市场但凡发生什么变化，可以立刻调整，不像积分等规则，产生效果的速度慢，有时还涉及产品技术开发周期，没有办法对市场变化产生快速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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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金钱激励以外，精神激励也是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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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济有着一些“非盈利”的属性，有一些人并不是单纯为了钱才来参与分享经济的，有的人是为了自我实现。比如在回家吃饭上，就有很多美食爱好者，做了一手好菜，来回家吃饭做家庭厨房的目的是实现一辈子的“开餐馆”梦；Uber、滴滴上也有很多希望结交新朋友、希望放松自己的司机。对于这一类人，精神层面的鼓励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社群活动、评比、分级等都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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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曾经有过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试验给做得最好的司机名字前面加“金牌司机”四个字，这个如此简单又毫无成本的措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对司机服务质量的提升效果比金钱奖励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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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激励的周期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你想要达到最大的激励效果，最好将激励的反馈周期缩减到最短，如果能够实时展示，效果就最好。在Uber进入中国以前，网络约租车行业对司机采用每个月结账一次的方式，但自从Uber实行了每周结账之后，司机的体验提升了几个数量级，立刻秒杀了对手，赢取了很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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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周为维度的服务质量反馈并不容易被记住，但以天为维度的反馈就让质量数据有了明显提升。每单收入、实时余额的功能被证明是促进黏性和提升供给的心理利器。但这都需要基于强大的数据能力和灵活的系统，数据对于运营的帮助，甚至本质的改变，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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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分享：UBER中国的分享实践 Uber与滴滴：两种规则，两个产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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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Uber和滴滴的产品逻辑，你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这两个APP的差异，以及其所代表的“硅谷派”APP与“中国派”APP的差异，仿佛就是中美两个社会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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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的规则设置得非常简单，几乎没有可以留给个人操作的空间：乘客叫车的动作只按一个按钮，不可以选司机，不可以自己加价；司机接单只需接受被派的单子，不可以挑选单子，不知道单子的细节，派单逻辑完全由系统完成，距离最近是派单的唯一标准；动态加价的价格由系统计算制定，用户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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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规则的制定方——站在上帝视角的Uber产品设计和运营人员，必须用大量的思考制定规则，增进规则的合理性。规则中有大量的参数是可以由运营人员调整的，不同的参数可以带来完全不同的派单结果和体验，每个城市的运营人员都用海量的数据分析去研究城市的特性和运营情况，并且不断地调整参数，以获取最好的用户体验和系统效率。这仿佛就是一个小型的美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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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滴滴以及其他国内打车APP的规则就给了用户很多操作的空间。在易到，乘客可以选择具体的汽车型号和司机；在滴滴，乘客可以选择加价多少，司机端采用抢单制，司机听不断播报的单子，抢自己喜欢的单子，乘客得到的车不一定是最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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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系统承载的计算量要小得多。比如，系统不需要计算动态加价的具体价格，而只要设置相对宽泛的阈值和对应的少数几个推荐加价额，由个体自己选择加价多少，并经过多次试错找到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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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自主的选择会让个体更受益吗？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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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常会抱怨抢不到真正的好单子。从概率上说，每个单子都自己抢相比完全由系统指派，最终得到好单子的概率不一定更高，但是人们更信任在一个不一定可信的规则里自己的选择，并在自主的选择中得到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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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就是两个社会的区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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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和美国过马路，有两种不一样的体验和乐趣。在美国，绿灯的时候人们可以闭着眼睛过马路，不用动脑子，但却不被允许在绿灯到来以前穿过马路；而在中国，则可以有很多方法在某种红绿灯的组合中找到过马路的节点，从而节省时间，但代价是无论红绿灯，你都得眼观四路、耳听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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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及契约精神下的不同个体。美国的社会规则非常完善，每个人很遵守契约精神，当所有人都按照规矩行事的时候，系统能够达到它设计的最大效率，而个体不需要自己动很多脑子，可以“笨而快乐”地活着。而中国的社会制度相对不完善，个体本能地爱钻制度漏洞，甚至绕过制度，这对互为因果的蛋与鸡互相发酵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很聪明、爱操心也缺乏安全感，而一些制度也没必要去太仔细地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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