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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可以用以市场价值加权平均的贝塔值来当作任一投资组合的贝塔值，我们可以用相似的办法来表示每种资金来源的系统性风险。[2]换言之，我们可以用公司债务与股权系统性风险的加权平均来表示公司整体资产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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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βa为资产的系统性风险，又称作资产贝塔，βd为债务的贝塔，βe为权益的贝塔。资产贝塔代表的是资产风险中不可分散风险的部分（不能通过持有多样化的资产来分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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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莫迪利亚尼和米勒的理论，一家公司的资本成本并不由资本结构所决定，而是由该公司所面临的商业风险决定。另一方面，当公司的债务水平上升，该公司对其债务的违约风险也随之上升。而这些成本都是由股东来为其承担的。所以当资本结构中对债务比例的使用增加时，权益贝塔βe也随之上升。我们将βa的公式重新排列，把βe解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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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个小节中，我们将会讨论把真实世界中的税收及不完美市场纳入考量范围后如何对债务融资进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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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使负债率是100%，这个论点也是正确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已经变成公司的所有者（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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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mada（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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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金融：实用方法（原书第2版） [:170416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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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金融：实用方法（原书第2版） 5.2.3 税金、资本成本以及公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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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影响是修正MM理论过程中第一个考量的实际因素。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会阐述考虑税收时的MM理论Ⅰ和MM理论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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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多数的国家中，利息支付的部分都可以用来抵消所得税，因此当公司使用债务来进行融资时也产生了税盾的作用，省下来的税金增加了公司的总价值。当我们忽略财务困境成本与破产成本时，公司的总价值会随着债务水平的上升而增加。实际上，由于利息费用可以抵消所得税，相当于政府资助了使用债务融资的公司。由于可以抵减税收，债务的真实成本被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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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后债务成本=税前债务成本×（1-边际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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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利亚尼和米勒证明了在公司税存在时[1]，使用债务公司的价值大于全股权公司的价值，价值超过的部分等于税率乘上债务市场价值。因此，MM理论Ⅰ含税的式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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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VU+tD（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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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为边际税率。我们通常会把tD称作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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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考虑公司税收后，我们需要调整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公式来反应税盾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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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MM理论Ⅰ含税的定义，使用债务融资的公司价值大于没有债务的公司价值。因此，在具有相同经营收入的情况下，使用债务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必定低于全股权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r0为全股权公司的资本成本，MM理论说明相同公司在使用债务情况下的权益资本成本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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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公式就是在考虑公司税收后的MM理论Ⅱ。[2]注意式（5-9）与MM理论Ⅱ不含税公式的差别是，这个公式多了一个（1-t）项。当t不等于0时，（1-t）小于1，使得同样使用财务杠杆的公司，在考虑税收情形下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小于不考虑税收情形下的公司权益资本成本。[3]这代表当公司资本结构中的债务比例增加而使得权益资本成本增加时，权益资本成本确实会逐渐增加，但增加的速度比不考虑税收影响的情形要慢。与之相似，这个公式中斜率系数是（r0-rd）（1-t），也小于在不考虑税收情况下的斜率系数（r0-rd）。因此，当公司债务比例上升时，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下降，从而公司整体价值增加。因此，在考虑税收影响但不考虑财务困境成本与破产成本的情况下，使用债务融资是非常有利的，而更极端的是，一家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是拥有100%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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