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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基百科发展初期，公司内部因创建者的掌控程度发生了争论，分成了联合创始人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和拉里·桑格（Larry Sanger）两大阵营。虽然桑格因无资金支持无法展开工作，不过他和威尔士在任何人都可以编辑内容所带来的现实世界的一些挑战该如何处理上也存在分歧。桑格想提高限制，只刊登那些被人们奉为权威的文章。在维基百科运行第二年的早些时候，桑格离开了，威尔士则留了下来，他坚持将参与度最大化，让每个人都能进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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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如今最为光彩夺目、运行最为成功的平台，我们都已忘记在创建者眼里，它们最初只是一块画板、一束微光。但“无规则”这一规则并不一定由创建者所决定。计算机程序竞赛公司TopCoder的创办人杰克·休斯（Jack Hughes）曾沮丧地说：“你最终还是需要一个独裁者去坚守人人都可以参与这一规则。”无论参与平台多么开放，还是需要有统一的原则去让人们了解它，当然这些原则也标志着平台可能的走向。我之所以详细描述第一阶段是为了让你正确理解内核，理解自由结构中的平衡，从而为下一阶段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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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2：欢迎人人参与，激发个体的能量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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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核控制阶段的最后，平台创建者将利用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手中的权力将平台打造得让人感觉就像一个握手的姿态：手向外伸出，每个人都知道该如何回应。这种平台十分牢靠且颇具吸引力，参与规则和文化都相对稳定且又灵活公平，为平台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内核的建立需要耗费数月（如Instagram）甚至数年（BlaBlaCar平台花了4年多时间才逐渐成熟）。第二阶段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欢迎人人参与阶段，群体被激励着展现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在这一阶段，我们开始处于曲线的急剧上升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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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不再讲述有关GoLoco的失败故事，而是讲讲我朋友弗雷德里克·马泽拉的故事，他是BlaBlaCar的创始人，将该公司运营得风生水起并使其顺利通过了第二阶段。马泽拉前期的计划和努力在经过长达4年的时间后终于换来了平台的发展。他个人勾画了初期的最小可行性产品，但他知道自己很快就需要雇用专业工程师了。他也攻克了个体产品的各种问题，学会了如何提升P2P服务的质量，还尝试了很多商业模式。他的运气也很好，2007年法国铁路罢工，2010年冰岛埃亚菲亚德拉冰盖火山喷发，使欧洲空运停摆长达8天，搁置了数百万名乘客，此时他刚好需要推广其服务，不过他对此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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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马泽拉推出了一套在线评级系统。事实证明，这在处理潜在乘客的信任问题上成为一个关键要素。BlaBlaCar年复一年不断成长，开始慢慢加速：从2008年的6万名会员，增长到2009年的12万名会员，在2010年达到了30万名。2011年，公司又提出了一套新的商业模型，采用了正确的激励机制，效果非常好。长途车司机发现让乘客通过在网上预定座位，提前付款，这一做法很方便也十分划算，还减少了寻找潜在客户这一不必要的麻烦，保证了乘客们肯定能按时坐车，因为他们已经付过钱了。BlaBlaCar收取10%的手续费，外加20%的税费。该公司会员数的增长十分显著：2011年有100万名会员，2012年200万名会员，2013年400万名会员，2014年时就增长到了1000万名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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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采用这种协作方法为公司融资的标志性的一年：融资金额共达3万亿美元。同年，私家车搭乘服务应用Lyft集资2.5亿美元，打车服务公司Uber达到了惊人的30亿美元。还有一些公司已度过内核平台建立阶段，正经历着欢迎人人参与阶段并生机勃勃地快速成长着，因此得到业界很高的估值，能筹到一大笔钱。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价值很有可能是泡沫，不过也有可能会出现人人共享带来的三个奇迹——快速增长、快速学习和快速低成本本土化，而这些都十分值得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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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夏天，我参加了美国当代著名学术研究机构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的圆桌会议。其中一名与会者提议道，这些估值很高的人人共享公司使得他们可以随意大量使用“低成本”资本，因此其发展是花钱买来的而不是挣得的。Lyft和Uber是出租车市场上出现的诸多新应用的竞争对手。双方都在成立后的几年内经历了快速发展与扩张（Uber成立于2009年，Lyft成立于2010年）。现在，双方都陷入了价格战之中，靠降低费用来吸引乘客，靠减少自己的佣金来吸引个体司机。双方都没有太具竞争力的知识产权。Uber的竞争优势在于交易时与当地的豪华轿车公司、个体司机进行了谈判，但它无法阻止司机同时为两个公司服务，也无法阻挡乘客在手机上同时安装两个应用。这正是我在使用Zipcar和其竞争者的服务时的感受，消费者会综合考虑应用的便利程度（技术问题）、价格、距离的远近来进行选择。Uber和Lyft的商业模式和相关应用在市场上的反响都不错，不过市场会允许二者并存吗？过早地把用户用钱圈过来只会花掉很大一部分资金，并不会产生持久影响。公司在后期这么做确实有可能成功，不过若依赖于此，那么其保持领先地位的能力就会充满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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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例子中，都是最富有的平台获胜。即时跨平台通信应用WhatsApp要比网络即时语音沟通工具Skype（以及Twitter、Instagram和Facebook）的发展速度快很多倍。虽然二者提供的服务并不完全一样，但是它们采用的都是人人共享框架：利用过剩产能（用户已有的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搭建一个共享平台（产品的应用软件）；邀请大量个人参与（下载应用软件、为用户提供权限和让用户使用相关设备）。WhatsApp发展速度更快的部分原因在于其参与要求的极度简单（见图6-7）。WhatsApp的联合创始人兼CEO简·库姆（Jan Koum）作出了最明智（他称其为“最懒的”）的决定，重新整理用户手机中的通讯录做成唯一的识别符。这就让WhatsApp能够迅速识别出所有已下载该应用的联系人，彼此之间无须进一步验证就能相互收发信息。而Skype呢？若你用过就会知道，它需要人们给自己的账号创建一个全新的名字，这就近似于匿名的方式，这种做法增加了用户注册的难度，也增加了你想联系某个新认识的人的难度。再次重申，平台的易用性和简洁性非常关键。在图6-7中，你会发现，平台在前期调整阶段耗时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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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自公司成立以来每月活跃用户的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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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广泛参与到平台的发展中来，新问题会不时出现。就GPS和互联网来说，这个世界可以容纳近乎无穷无尽的个体创新。但可以肯定的是，还是需要有过滤系统对其进行筛选的。想象一下，在尚天网络搜索引擎的时代网络的有效性吧。以应用程序为例，你想找某个应用程序，但不知道其具体名称，面对苹果应用商店和安卓操作系统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应用，你将无从下手。正如克莱·舍基[2]所说：“这并非信息过载，而是过滤系统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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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人人参与的阶段不会终结，你总是希望维持协作人员的持续增长，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其他更为紧迫的问题。回顾一下，这个阶段就像是简单的全盛时期，每个人都为能参与到这一新平台上来而感到兴奋。但这种兴奋很快就会被其他情绪所替代，因为接下来你可能会面临一些非常紧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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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3：权力失衡，快者与强者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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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为在平台上出现的权力失衡指引方向的。专业机构和群体之间的协约关系规则存在已久，收益情况十分明确，我们也看到了那些知道如何在游戏中获胜的玩家权力的崛起，有时这也使得新参与人员的处境变得尴尬，对那些相对弱小但数量众多的群体的发展形成潜在威胁。有时，这些专业机构所拥有的平台会特别成功，甚至会让人们忽视其实质上只是一个协作平台。此时，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本章开始有关城市的比喻，记住，正是这一微妙而复杂的协作芭蕾令其如此繁荣。专业机构和群体之间在市场份额上的分歧是推进协作的最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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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是一位电脑安全技术专家，他非常睿智。在Twitter上，我偶然发现一件他正在出售的T恤，上面写着：“施奈尔很聪明，他可以分解质数。”不过，他最厉害之处在于擅长讲有关互联网（也是在人人共享框架下运行的）进化史的精彩故事。他记得的奇闻逸事均来源于早期的互联网。施奈尔提到早期的网民意识到互联网赋予了个人更多的权利，人们所知的一切均来源于网络，他们感到异常兴奋。人们可以随意写评论，提供服务，制作产品，发挥自己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滋生了很多值得称赞的好点子。施奈尔解释了个体（而非公司）是如何征服新平台的，那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十分敏捷、灵活。随后，尤其是在过去的10年间，有线电视、宽带网络及IP电话服务供应商Comcast、本地电话通信公司Verizon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机构看到了前景，了解了规则，开始慢慢垄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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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前半部分说明了取得成功的平台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并满足参与者需求的。当参与者不再是小群体而是大群体时，平台的规则在迎合他们的需求时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将慢慢看到权力的分布从较为分散转变为相对集中。正如施奈尔所说：“这是快者与强者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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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强势群体占据的平台所具有的潜力日益明显，就像人人共享组织渐趋成熟一样。Lending Club（成立于2006年）和Prosper（成立于2005年）是P2P借贷领域的引领者。Lending Club明显比Prosper规模更大。截至2014年10月底，Lending Club为超过40亿名借款人从企业和个人那里筹集了60多亿美元贷款，其中80%的借款人以极低的利息对未清偿的债务进行了再融资，对比之下，比还信用卡的利息要平均低29%。像你我一样的投资者欢欢喜喜地把钱投入到P2P借贷平台当中，因为我们能比从将钱放进定期存折或是储蓄账户获得更多。类似于其他成功运营平台的人人共享组织，它们的业务成交额也飞速增长，仅2014年第二季度就完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业务量。Prosper在这个行业占有35%的市场份额，其发展速度也很惊人：Prosper花了8年的时间积累了10亿贷款额，而今仅需6个月，它就达到了20亿的贷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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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P2P借贷起家的Lending Club和Prosper现在主要是促进机构借贷人贷款，而非个人。在Prosper上，2014年3月超过80%的贷款资金是由对冲基金、养老基金、资产管理人、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外国银行所提供的。而在Lending Club平台上，机构借贷人提供的贷款百分比约为70%。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财政部部长、Lending Club董事会成员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说过：“Lending Club平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极有可能会促使传统银行发生变革。”问题是，传统银行会变革成什么样？只是换汤不换药，还是变成完全不同的借贷人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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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城市市场中，Airbnb碰到了相同的状况：专业机构利用平台在市场上出租他们的房子。在2014年上半年，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后，纽约州总检察长要求获取Airbnb从2010年1月1日到2014年6月2日的数据。总检察长在2014年10月公布，其分析报告采用了将近遍布3.5万个地方、50万个住所的匿名数据，租户的租期都小于30天，也不共享房间。Airbnb94%的房主有一两套公寓出租，并占据了63%的收入（仅在选定的这一分析时间段），共有2.8亿美元（想想看，这些钱对出租房间的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剩余6%的房主出租3～272套（很明显，这并不是个人出租自己的公寓和房间），却占据了总收入的37%——1.68亿美元。总收入最高的房主拥有272套公寓，平均一晚收入358.19美元，总收入680万美元。纽约州前12名房主总收入都超过了100万美元。名单中有超过100个“强势房主”，登记拥有10套或是10套以上的公寓或房间。将数据传给州检察长后的很短时间之内，Airbnb检查了纽约州名单，确认了其中2000位房主其实是机构而非个人，然后将他们从名单中移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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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bnb声称这是因为他们无法体现Airbnb的品牌和服务的诉求，而前10名收入最高的房主也无法继续留在该平台上。从Airbnb的角度来看，当其进入欢迎人人参与阶段一段时间之后，目标就变成了尽可能地增加列表的长度。时至今日，他们早已过了这个阶段。奇普·康利说：“我们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去审查新加入名单的人，我们希望名单中不要出现特别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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