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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采用这种协作方法为公司融资的标志性的一年：融资金额共达3万亿美元。同年，私家车搭乘服务应用Lyft集资2.5亿美元，打车服务公司Uber达到了惊人的30亿美元。还有一些公司已度过内核平台建立阶段，正经历着欢迎人人参与阶段并生机勃勃地快速成长着，因此得到业界很高的估值，能筹到一大笔钱。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价值很有可能是泡沫，不过也有可能会出现人人共享带来的三个奇迹——快速增长、快速学习和快速低成本本土化，而这些都十分值得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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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夏天，我参加了美国当代著名学术研究机构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的圆桌会议。其中一名与会者提议道，这些估值很高的人人共享公司使得他们可以随意大量使用“低成本”资本，因此其发展是花钱买来的而不是挣得的。Lyft和Uber是出租车市场上出现的诸多新应用的竞争对手。双方都在成立后的几年内经历了快速发展与扩张（Uber成立于2009年，Lyft成立于2010年）。现在，双方都陷入了价格战之中，靠降低费用来吸引乘客，靠减少自己的佣金来吸引个体司机。双方都没有太具竞争力的知识产权。Uber的竞争优势在于交易时与当地的豪华轿车公司、个体司机进行了谈判，但它无法阻止司机同时为两个公司服务，也无法阻挡乘客在手机上同时安装两个应用。这正是我在使用Zipcar和其竞争者的服务时的感受，消费者会综合考虑应用的便利程度（技术问题）、价格、距离的远近来进行选择。Uber和Lyft的商业模式和相关应用在市场上的反响都不错，不过市场会允许二者并存吗？过早地把用户用钱圈过来只会花掉很大一部分资金，并不会产生持久影响。公司在后期这么做确实有可能成功，不过若依赖于此，那么其保持领先地位的能力就会充满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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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例子中，都是最富有的平台获胜。即时跨平台通信应用WhatsApp要比网络即时语音沟通工具Skype（以及Twitter、Instagram和Facebook）的发展速度快很多倍。虽然二者提供的服务并不完全一样，但是它们采用的都是人人共享框架：利用过剩产能（用户已有的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搭建一个共享平台（产品的应用软件）；邀请大量个人参与（下载应用软件、为用户提供权限和让用户使用相关设备）。WhatsApp发展速度更快的部分原因在于其参与要求的极度简单（见图6-7）。WhatsApp的联合创始人兼CEO简·库姆（Jan Koum）作出了最明智（他称其为“最懒的”）的决定，重新整理用户手机中的通讯录做成唯一的识别符。这就让WhatsApp能够迅速识别出所有已下载该应用的联系人，彼此之间无须进一步验证就能相互收发信息。而Skype呢？若你用过就会知道，它需要人们给自己的账号创建一个全新的名字，这就近似于匿名的方式，这种做法增加了用户注册的难度，也增加了你想联系某个新认识的人的难度。再次重申，平台的易用性和简洁性非常关键。在图6-7中，你会发现，平台在前期调整阶段耗时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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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自公司成立以来每月活跃用户的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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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广泛参与到平台的发展中来，新问题会不时出现。就GPS和互联网来说，这个世界可以容纳近乎无穷无尽的个体创新。但可以肯定的是，还是需要有过滤系统对其进行筛选的。想象一下，在尚天网络搜索引擎的时代网络的有效性吧。以应用程序为例，你想找某个应用程序，但不知道其具体名称，面对苹果应用商店和安卓操作系统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应用，你将无从下手。正如克莱·舍基[2]所说：“这并非信息过载，而是过滤系统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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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人人参与的阶段不会终结，你总是希望维持协作人员的持续增长，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其他更为紧迫的问题。回顾一下，这个阶段就像是简单的全盛时期，每个人都为能参与到这一新平台上来而感到兴奋。但这种兴奋很快就会被其他情绪所替代，因为接下来你可能会面临一些非常紧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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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3：权力失衡，快者与强者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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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为在平台上出现的权力失衡指引方向的。专业机构和群体之间的协约关系规则存在已久，收益情况十分明确，我们也看到了那些知道如何在游戏中获胜的玩家权力的崛起，有时这也使得新参与人员的处境变得尴尬，对那些相对弱小但数量众多的群体的发展形成潜在威胁。有时，这些专业机构所拥有的平台会特别成功，甚至会让人们忽视其实质上只是一个协作平台。此时，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本章开始有关城市的比喻，记住，正是这一微妙而复杂的协作芭蕾令其如此繁荣。专业机构和群体之间在市场份额上的分歧是推进协作的最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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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是一位电脑安全技术专家，他非常睿智。在Twitter上，我偶然发现一件他正在出售的T恤，上面写着：“施奈尔很聪明，他可以分解质数。”不过，他最厉害之处在于擅长讲有关互联网（也是在人人共享框架下运行的）进化史的精彩故事。他记得的奇闻逸事均来源于早期的互联网。施奈尔提到早期的网民意识到互联网赋予了个人更多的权利，人们所知的一切均来源于网络，他们感到异常兴奋。人们可以随意写评论，提供服务，制作产品，发挥自己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滋生了很多值得称赞的好点子。施奈尔解释了个体（而非公司）是如何征服新平台的，那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十分敏捷、灵活。随后，尤其是在过去的10年间，有线电视、宽带网络及IP电话服务供应商Comcast、本地电话通信公司Verizon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机构看到了前景，了解了规则，开始慢慢垄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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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前半部分说明了取得成功的平台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并满足参与者需求的。当参与者不再是小群体而是大群体时，平台的规则在迎合他们的需求时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将慢慢看到权力的分布从较为分散转变为相对集中。正如施奈尔所说：“这是快者与强者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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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强势群体占据的平台所具有的潜力日益明显，就像人人共享组织渐趋成熟一样。Lending Club（成立于2006年）和Prosper（成立于2005年）是P2P借贷领域的引领者。Lending Club明显比Prosper规模更大。截至2014年10月底，Lending Club为超过40亿名借款人从企业和个人那里筹集了60多亿美元贷款，其中80%的借款人以极低的利息对未清偿的债务进行了再融资，对比之下，比还信用卡的利息要平均低29%。像你我一样的投资者欢欢喜喜地把钱投入到P2P借贷平台当中，因为我们能比从将钱放进定期存折或是储蓄账户获得更多。类似于其他成功运营平台的人人共享组织，它们的业务成交额也飞速增长，仅2014年第二季度就完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业务量。Prosper在这个行业占有35%的市场份额，其发展速度也很惊人：Prosper花了8年的时间积累了10亿贷款额，而今仅需6个月，它就达到了20亿的贷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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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P2P借贷起家的Lending Club和Prosper现在主要是促进机构借贷人贷款，而非个人。在Prosper上，2014年3月超过80%的贷款资金是由对冲基金、养老基金、资产管理人、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外国银行所提供的。而在Lending Club平台上，机构借贷人提供的贷款百分比约为70%。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财政部部长、Lending Club董事会成员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说过：“Lending Club平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极有可能会促使传统银行发生变革。”问题是，传统银行会变革成什么样？只是换汤不换药，还是变成完全不同的借贷人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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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城市市场中，Airbnb碰到了相同的状况：专业机构利用平台在市场上出租他们的房子。在2014年上半年，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后，纽约州总检察长要求获取Airbnb从2010年1月1日到2014年6月2日的数据。总检察长在2014年10月公布，其分析报告采用了将近遍布3.5万个地方、50万个住所的匿名数据，租户的租期都小于30天，也不共享房间。Airbnb94%的房主有一两套公寓出租，并占据了63%的收入（仅在选定的这一分析时间段），共有2.8亿美元（想想看，这些钱对出租房间的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剩余6%的房主出租3～272套（很明显，这并不是个人出租自己的公寓和房间），却占据了总收入的37%——1.68亿美元。总收入最高的房主拥有272套公寓，平均一晚收入358.19美元，总收入680万美元。纽约州前12名房主总收入都超过了100万美元。名单中有超过100个“强势房主”，登记拥有10套或是10套以上的公寓或房间。将数据传给州检察长后的很短时间之内，Airbnb检查了纽约州名单，确认了其中2000位房主其实是机构而非个人，然后将他们从名单中移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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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bnb声称这是因为他们无法体现Airbnb的品牌和服务的诉求，而前10名收入最高的房主也无法继续留在该平台上。从Airbnb的角度来看，当其进入欢迎人人参与阶段一段时间之后，目标就变成了尽可能地增加列表的长度。时至今日，他们早已过了这个阶段。奇普·康利说：“我们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去审查新加入名单的人，我们希望名单中不要出现特别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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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走过20年的操作系统Linux，其背后是成千上万名工程师夜以继日的不懈努力，我们可以看到系统改进成果的70%是来自效力于IBM和三星集团的工程师。YouTube去年排名前10的视频则均来自于专业的媒体制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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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随之产生：那又怎样？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不可以参与平台活动吗？正如往常一样，又是那个令人十分愤怒的回答：“看情况吧。”就像康利所说，Airbnb并不是让“专业人士”来使用的，除非是有特殊要求，“我们的平台并不支持强势用户”。他们的目标是“培养我们想要的特定用户群体”，这也契合了“家在四方”（Belong Anywhere）的品牌理念，强调了“归属”一词。“归属就意味着建立紧密的个人关系。若是将其制度化，我们就会失去其中一些精神，公司也就失去了价值。”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大用户是否可以参与平台活动的简单问题，重要的是平台对这些大用户的存在该如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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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略》（CIO Insight）的专栏作家爱德·科恩（Ed Cone）在《解密Linux操作系统的专业化》（Decoding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Linux）一文中明确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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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Linux现在不会、未来也不可能被IBM拥有或掌控。Linux信奉残酷的技术精英主义，没有一位IBM的高级经理会说：“我丝毫不关心内核工程师想的是什么，我就想这么干。”如果他们不能迎合那些不为他们工作的人的需求，产品就不会存在。若是他们宣称要作出核心战略变革，肯定会被人们背地里笑话。他们放弃了管理自己付款的项目的权利，而且其竞争对手立刻就能了解到他们所做的一切。这并不是IBM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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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周刊》的高级编辑多克·瑟尔斯（Doc Searls）博士说道：“在IBM负责系统研发，并雇用了很多Linux操作系统内核黑客的丹·弗赖伊（Dan Frye）告诉我说，公司花了6年时间才知道不能告诉那些黑客去做什么。而事实上，情形完全相反：黑客们才是真正负责掌控的人。这与管理无关，而是关于权威、影响以及协同合作，在其中，人人贡献自己的专长。作为个体，内核黑客在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而IBM作为一个专业机构，也在做自己最擅长的。这里的逻辑关系是‘和’，而不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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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的整个权威结构就是围绕着“什么对内核有益”来建立的。只要对内核有益，开发人员就会毫无偏见地去改进代码。对于专业机构来说，拥有内核研发方面的群体（其实就是工程师）对双方都有好处，因为学习可以是双向的，尊重也是相互的，在IBM正是如此。的确，个人创办的企业很少能对类似于Linux的基本代码库造成影响。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他们会使用成千上万个开源代码来构建目标代码库。当那些哈佛大学学生开始编写Facebook的代码时，他们立即求助于已有的一系列开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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