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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美国法律制定者推出了两项法案——5月推出的《保护知识产权法案》（PROTECT IP Act, PIPA），以及10月推出的《禁止网络盗版法案》（Stop Online Piracy Act, SOPA），即要求美国的网站不能随便使用用户个人创造的内容和知识产权。转载非法内容的惩罚将是即刻关闭平台，将其从浏览器和搜索引擎中移除，并使之丧失接受信用卡付款和获取广告方面营收的权利。对这两项法案提出抗议的行动在当年12月不断增多。到2012年，对抗行动仍在继续并到达顶峰，有11.5万家网站组织了联合抗议活动，表达对这两项法案对用户的无力控制的不满。维基百科的英文版本是互联网上引用别人内容最多的网站，因此也因这两项法案而遭到重创。有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300多万人给美国国会发了邮件，有450万人签署了由谷歌起草的请愿书，Twitter上至少有240万人写了关于《禁止网络盗版法案》的推文，而法律制定者们也表示有1000万名选举人正在联系他们要抗议这两项法案。2012年1月20日，这两项法案最终消失在了美国历史里。尽管它们曾对网络发展有所误导，但是平台所秉持的回应需求（就像为自主运营的出租车司机争取保险）的理念是正确的，并且能从规模（比如更低的成本来自整体的购买力）以及来自众多人口的力量（比如在一个大群人中，所冒风险的概率就会降低）中有所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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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府应该让税务和管理条例对双方来说易于理解、操作性强，而不要像《保护知识产权法案》和《禁止网络盗版法案》一样，惩罚力度远大于犯罪的影响力度。现在，应该要明确的是，平台和群体的富有程度和收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群体，平台就像是一座被废弃了的古老城镇一样，没有存在价值；同样，没有平台，群体就不再会有如此的生产力，也无法将他们的智慧和学习经验传授给别人。双方都需要贡献自己的社会优势。再回到丹·唐尼的那幅图上（见图7-1），政府需要为群体提供一个成为正式认可的经济体的简单方式，并承担一部分本应由他们承担的税收。我们必须将这些可能阻止他们融入到主流经济的监管最小化，而平台也需要使缴纳相应的税款变得简单化。Peerby、BlaBlaCar、Airbnb以及其他实行增值税的公司需要补上这一课。在Airbnb房主支付租房税收方面有很多争议。Airbnb在自己的网站上劝告房主们支付这些应交税款，而在一些城市里，平台和参与者制定了交付税收的协议。2014年10月1日，Airbnb宣布向在旧金山地区的租客收取14%的酒店税。旧金山和Airbnb都期待这一举措将为该市带来每年1100万美元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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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最大胆的政策建议是美国政府将劳动标准、补偿保险、健康福利、病假、休假、探亲假、补偿金、残疾以及儿童保育权利惠及每位公民，正如现在欧洲国家所做的那样。一些人将会成为平台的全职员工，而另一些人则会在6个平台上同时工作。但不论怎样，他们都是在为自己打工，所以并没有当今社会许以雇用关系中员工应获得的福利待遇。考虑到这种自由职业者的数量增加——今天5300万名自由职业者是极其庞大的群体，只将员工福利给予那些全职工作者就不太符合情理了。我们其实需要保证这种员工福利能覆盖到每一个人，不论其工资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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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政府要保护那些与平台进行合作的合同制员工。成功的平台能够有效地成为资源的聚集地：平台正为那些依赖它们的群体创造一系列优势。就从最微不足道的一点来看，在这些平台上参与合作的个人应能拥有、控制和移除自己的数据。接入平台的规则应以一种大家都能理解的方式呈现，而不是隐藏在服务协议之中，要能够公平应用并只在获得充分提示后才作出更改。最近，我在一篇文章中读到的一句话阐述了用户创造内容的价值，与我现在所述的遥相呼应：“参与搭建一栋建筑有时就是对这栋建筑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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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那些Uber的司机被公司剥夺了平台使用权时，他们应有追索权。对于GPS平台，法律要求美国国防部应该“保留标准定位服务（Standard Positioning Service）（正如在联邦无线电导航计划和标准定位服务规定中所阐述的一样）并使之能持续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如果平台并不希望支持政府推动实施的合同制员工的人权法案，那么它们可以通过给予群体权利从而实现自我管理（正如第6章所述）。记住，一个想要长期存在的平台的最终形态是通过数据的可移植性以及隐私保护来促使权力均衡，从而提高内部管理和流程的透明度，并为个人意见和分享知识留有空间。权力分享的最终目的是要应用奥斯特罗姆的原则，即给予群体树立自身规则的权力。通过群体采取正确措施的平台将自然而然地管理起这些规则，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个体的参与是自愿行为，需要加以善待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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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 [:170425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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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 08 用开放的态度拥抱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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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掀起消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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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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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高，利用玩具发烧友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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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恩斯伯里超市，将公司战略向个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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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torama超市，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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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普尔500指数在公司市值的基础之上列出了美国500家最具价值的企业。从麦肯锡公司退休的咨询员迪克·福斯特（Dick Foster）对上述企业的平均寿命进行了研究，这从另一方面提醒我们，如今企业创新已发展到了何种程度。1937年，这些公司在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平均停留的时间是75年，1960年下降到61年，1980年为37年，到2000年变成了26年。现在，企业平均仅能停留15年的时间（见图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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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在标准普尔500指数中公司的平均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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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进行创新，不适应时代发展，就会走向消亡。公司的消亡有可能是破产引起的，或是由并购导致的。无论是哪种情况，公司的命运都不再会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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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以上所述会引发恐慌，那么接下来引发的将是贪婪。最近一项调查采用了标准普尔500指数近40年的财务数据来研究商业模式的发展历程，判断哪种模式才是最成功的。研究人员比较了4种商业模式：资产建造者、服务提供者、科技创新者、网络协调者（Network Orchestrators），最后一种模式与人人共享模式十分相似。该研究结果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我们的分析表明，截至2013年，网络协调这种商业模式所创造的平均价值是其他模式的2～4倍……研究还发现，运用这种模式的公司的复合年增长率和利润率都要高于其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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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随着经济朝着人人共享模式转变，在此名单上的公司的预期寿命还会减少。从此之后，公司在名单上停留的时间长短与平台的规模和实力息息相关，平台的规模越大、实力越强，公司在名单上停留的时间就越长。与以传统方式组建的公司相比，这些组织机构和公司发展速度更快，更为智能，实力也更强。若是能顺利通过前三个阶段——控制内核、欢迎人人参与和权力失衡，达到权力均衡阶段，那么这些公司停留在名单上的时间便会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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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分析专家和创新企业家都意识到了人人共享模式的力量及其发展必然性。弗雷斯特研究公司商业技术未来团队（Forrester Resenrch’s Business Technology Futures）的首席分析师丹·比勒（Dan Bieler）写道：“不断上升的消费者预期以及越来越短的产品生命周期都迫使公司去适应一种新的商业形式——协作型经济。”他还提道：“协作并非仅仅是在单个事件或者单个场合中将消费者、合作伙伴以及员工联系到一起，同时它还是促进产品创新的一种强大驱动力，能促进经济更快增长，最终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如此一来，之前坐井观天的那些公司、产业，甚至是整个经济体都将会开放，迎接共享经济。”Drupal创始人德赖斯·布塔特评论道：“现在，社会正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的分享及合作的实践特点正延伸到交通运输（Uber）、旅馆（Airbnb）、融资（Kickstarter、Lending Club）和音乐服务（Spotify）等众多领域。开源社区也是共享经济的一部分，这种经济形式的崛起对商业社区来讲无疑是一个重磅消息。现有的专有供应商的商业模式已是危机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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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我们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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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氏词典》对“遗产”的定义并未带有“从祖先、前辈或过去传承下来”之类的价值评判。而当这个词语应用到计算领域时，Google提供的相关定义却含有这方面的意义：“代指虽已过时但因广泛使用而无法取代的软件或硬件。”这一定义包含了一些负面因素。我们的生活、整个世界和经济全都被当前这些广泛应用的事物所牵绊、束缚，而其中很多事物却注定会被取代。是什么让我们的机构停滞不前？是遗产。CEO、CFO和COO（首席运营官）等身居“C高位”之人都因循守旧，循规蹈矩，因为获取最高利润的方法均大同小异……至少在竞争者将他们打败之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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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机构吸取着那些不再适用的教训，还不断地依赖于那些毫无意义的经营策略。已经过时的规章制度和文化力量造就了这些机构。在工业自动化之后，产业化引领着我们达到一种价值的一致性和统一性高于一切的境界。人人共享的框架模式使我们在使用这一标准时考虑得更为全面。工业化进程让我们知道，紧密严格的控制使得产品的精度和质量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这些都是我们在生产手机、电灯泡和电冰箱的过程中希望继续保持的，使用类似于六西格玛之类的管理方法就可以实现）。管理者们则希望通过这种集中控制来消除变异，实现统一。公司越大，就越倾向于集权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鼓励的是一种开明的灵活性管理，我还记得当时在商学院管理策略课程中所学到的相关案例。若是集权化的公司不断衰落，那就应该进行分权管理；而若是有些采取分权化管理的公司走向衰落，则需要进行集权化改革。但对于分布式网络的经营管理，至今人们却毫无思路，不知该采用哪种办法。商学院教授的课程也还未涉及。不过，进一步来讲，对于“分布式结构是最优的管理结构”这一点我们还是知道的。互联网教会了我们很多，这就是其中一点，但仍有待于专业学者的分析研究，将其内化于我们的经济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