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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共享结构的不断扩展和发展，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以Airbnb为例，伴随其逐渐发展，价值正在三个重要的方向被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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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平台本身通过聚集过剩产能增加了大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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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每个个体都在增加价值（一般来说，个体只会增加对他有利的价值）。这是公司创新的本质：将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备用的卧室和暂时空置的公寓）转化成对拥有者有利的资源。与此同时，Airbnb还在降低旅游者需要支付的价格。当100万间空闲的卧室形成一个新市场时，传统的宾馆也就不可避免会感到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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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价值的来源是团体——群体之间整合成的网络形成了巨大价值。这一由群体组成的网络往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考虑到同类网络的价值，2014年，风险投资家对Airbnb的估值是1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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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每个人看上去都还不错，但如果深入探索一个快速成长的平台发展带来的所有可能结果，我们就会发现，除了高端酒店市场之外，很多中低端酒店会由于Airbnb为顾客所做的一切而倒闭。酒店的全职工作会消失，财富会在Airbnb和作为独立承包商的房主之间进行分配，平台的运作使之成了财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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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有效率的平台和共享平台运作的个体之间的合作将会蔓延到各行各业。罗克珊·谷珍（Roxane Googin）是一位给操控数十亿美元的基金经理提供建议的技术分析师，她在近期出版的时事评论杂志《高科技观察者》（High Tech Observer）中为我们指引了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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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集中处理的引擎（在人人共享模式中被称为平台）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但一旦该引擎发挥作用，下一步的交易就是免费的。因为它既便宜又高效，吞噬了所有低效率的小规模机构。之后，随着人工操作和自动化业务之间的效率差异，这些失败公司的利润都会逐渐靠拢到平台中心。如果管理得当，这个平台就会成为一台能从错误中学习，变得更为高效，并且不断循环学习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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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二个奇迹，智能平台能让我们以指数级速度学习。当平台真正开始运行时，由于网络效应，将会形成大平台吞并小平台之势：我们都希望所在的平台有最全的信息，所在的社交网络上有最多的朋友。获胜者将保持胜利并倾向于垄断。谷珍接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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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平台在发展过程中很快就会被其他平台取代。例如，尽管微软在必应（Bing）上耗掉数十亿美元，但还是在与谷歌的斗争中败北，谷歌却从未损失一分一毫。因此，超高效率、自动化、财富转移和贫富不均将同时出现。此外，集中的质量还拥有黑洞般的引力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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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为在这个模型中，中央处理引擎的成本相对固定，使大多数交易都能成功。这不仅仅由于所有的交易平摊使得固定成本最小化，还因为最大的引擎也将变得更聪明、更快。这样一来，在与其他平台竞争第一交易引擎的过程中，新兴的巨头就会迅速灭掉原始的操作系统。最后，我们拥有了涵盖所有事件、学习速度最快的巨大处理引擎，提供最便宜但却最有效的交易。虽然，从宏观经济的视角来看，这种情况极富效率，但这个模型将严重损毁支持广大中产阶级的小公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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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所想的，谷珍正在讨论类似人人共享框架的这类现象，扩大规模、深入学习的潜力以及它带来的必然趋势。但是，她看到了小公司的终结，而我看到的是小公司的崛起。在她看来，任何事物通过平台都会变成自动的，并且被平台化电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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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一些平台事实上是以人为中心的，可能会开发出一种新的本地化、定制化和专业化的经济模式。平台释放了人们的才能：艺术家和手艺人（Etsy），音乐家（SoundCloud），自由职业管理员、会计和后勤人员（eLance-oDesk），插画家（Behance），厨师（Feastly），宠物保姆（Rover）、看护和临时保姆（Care.com），跑腿（TaskRabbit），编辑、程序员、设计师和电视录像制作人（Fiverr.com），编织工（Ravelry）以及园艺师（GardenWeb）。据我所知，这个名单还很长。这些人现在都找到了新的代理机构、新的公司力量，以及进入新市场的途径。这不单单是将商品集合在一起的平台，而且使这些有创造力的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客户，而这正是录音公司和电影工作室涉足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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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人共享的组织结构将会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这个平台将会存在，并且在未来的很多年里持续发展和聚集力量。虽然平台下的一些活动能比平台上的活动邀请到层次更高的人参与，但是大部分平台上的活动会变得高效，从而使得人们转移到平台上来。自动化无处不在，这是一个行业和平台日复一日相互作用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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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生产力的提高在最近40年中呈不均衡分布。每一年的《财富》杂志都会刊登企业管理层薪资水平的相关数据。20世纪70年代中期，高管的工资开始以普通员工工资的三倍速度增长。最近几十年，1%的最富裕家庭的收入是普通家庭总收入的70%。那么，我们该如何分配由于人人共享促使生产率和效率提升而获得的收益呢？平台经济最糟的结果就是平台所有者几乎拥有平台产生的全部利润，并且造成了大量的失业，因此平台经济发展是不可想象，也是不稳定的。众所周知，每一次重大转变过后都会有成功者、失败者。我们绝不想以几乎人人都失去一切的结局告终。自铁路行业强盗式资本家出现和20世纪80年代通讯巨头母贝尔公司（Ma Bell）分拆之后，美国政府需要不断去限制市场上的垄断势力，以防其成为美国商业生活的主旋律。而现在，我们有了引导这一转变的机会，让这些企业不再只是关注平台上的财富与权力，还会投身于以巨额资产为保障的新型民主控制结构的建设之中。公司的人人共享模式转型的效果与人人共享模式对大众的影响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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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2003年离开Zipcar公司时，我开始更多地进行关于城市交通问题的研究。我意识到，在当今世界一半人口所居住的并会继续膨胀的城市里，人们将必然要共享街道上的大量车辆。我们没有任何经济理由去拥有这些汽车，它们仅有5%的的时间被占用，却有95%的时间要支付大量停车费，这是不符合经济逻辑的。一旦车辆被共享，只需要大约当前拥有量的1/10即可。向“仅共享汽车”城市转型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当自动驾驶汽车时代来临时。科技能使其变得简单，从经济上来讲按使用付费有利于消费者，并且由于停车空间的局限性，城市越来越需要进行这样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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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到20世纪中期，我并不知道为何汽车公司当时没有发现这一点（今天，他们全都意识到了）。为什么他们不能更快地调整过来？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我在本章已进行了概述，还存在一部分我尚未发现的原因。2007年，我受邀参加一个在福特汽车公司举办的2030年汽车展望的会议，我很高兴能参加这一会议。我想，在会议结束后，我将会告诉福特公司高管他们应该做什么！但我还记得在午餐会上和认真、周到的高管们坐在一起时的感受：自己是如此天真！福特公司的生态系统如此浩大，我意识到：很明显，在福特工作的18.1万名员工（不包括其广泛网络里的供应商和经销商）无法适应这样的变化，因为大公司的灵活性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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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大公司的员工也缺乏灵活性。2008年11月，当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来到美国国会，请求美国政府帮助它们避免破产时，我也曾自以为是地认为，政府不该用这笔钱来救助这些公司，而应用其保证每位员工在未来的10年内都能享受到医保，或直到他们找到下一份工作为止。因此，在美国，许多人依旧做着自己不满意的工作，是由于他们的家庭需要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所以不能尝试放弃在任何主导企业或发展较快的企业里的工作，不能寻找其他的激情，也无法尝试去找其他工作。我们需要使其成为可能，鼓励人们去改变，充分、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产和才能，而不必担心在这个过程中要以家庭的幸福作为代价（特别是在关键领域，如医疗保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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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富裕的国家，公司和员工两者都缺乏灵活性。美国员工通过全职就业与一个雇主捆绑在一起，以维持所需的福利。在法国这个建立了国家卫生保健体系的国家，一个人一旦通过试用期被录用后，再想解雇他，建立起严厉的雇主形象，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希望美国的经济能够通过实验、试错和进化，来适应技术发展、创新和环保带来的压力，我们就需要减少劳动力的粘性，以利于群体和公司双方。目前，我们只是将有才能的人留在了从经济意义上来说无生产力的行业内，让他们无法走出去探索一些新事物；而另一方面，则使雇主很难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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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或几乎所有）工作都是由人人共享平台上的独立承包商完成的，那会怎样？企业和员工将会从新的有效回应方式中获得收益。雇主可能会对市场力量作出更迅速的回应；员工可以分散他们的收入流，并且协助改变一个垂死行业的现状或一份沉闷的工作，使工作变得可控。“为了生活而工作”，这是20世纪50年代时公司在美国人心中灌输的主流理念，这一理念已经影响了将近两代人。在第1章中，我曾谈到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及其作品显示出公司为避免交易成本而变得越来越大，而这种成本是缺乏信息所导致的。对于这个观点的推论则是他的预测：由于市场因更好的信息流而变得更加有效，企业会趋于变得越来越小。我们的平台就是这样的地方，在这里，微型公司（通常是独立承包商）间相互交流，共同创造大规模的经济进程，但在真正有效的平台经济中，资产和劳动力会流向最有生产效率的用途，并由私营公司提供“为了生活而工作”的一揽子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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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国家似乎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平衡企业和员工间的关系，使二者能更为灵活。《福布斯》杂志基于11项不同因素对146个国家进行排名以形成“最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国家”名单已有9年。丹麦曾连续4次排在第一位（2008年、2009年、2010年、2014年）。据穆迪分析公司专门研究丹麦经济状况的经济学家约翰·韦斯（John Weis）所说，丹麦之所以有利于发展商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长期的“灵活保障”政策，这是由欧盟委员会支持的一种多管齐下的政策。“灵活保障”政策是利用终身学习策略和充分的社会福利将灵活可靠的合同安排结合在一起，以满足劳资双方的需要。“这个模型以鼓励员工在最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工作的方式来提高经济效率，”韦斯说，“它使雇主能够快速改变策略并在工作场所重新分配资源。”一直以来，丹麦一直属于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诚然，它拥有最高税收去支付这些福利并承诺对员工进行再培训，但在联合国于2013年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它也被列为“最幸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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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也在其他北欧国家实行过）适合在一个劳动力具有充分灵活性的国家实行吗？让我们回想一下罗克珊曾说过的话：“超高效率、自动化、财富转移和收入不平等将同时出现。”这一直是阻力最小的改革途径，我们看到税收和就业政策事实上可以同时提供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且使收入更为公平。不过，这些政策在失业率不断上升的环境中起作用吗？最近，我与一家电信公司的CEO进行过交谈，这家公司一直标榜依靠技术进步将大大降低公司成本，提高了客户服务质量，但达到这样的目标却是以裁员4万名为代价的。由于速度超出人们预期的自动驾驶的汽车出现，未来司机这种职业也将消失，这会对孟买和拉各斯（Lagos）等大城市造成毁灭性打击，在这些城市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以驾驶谋生。没掌握什么技能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很可能难以找到新工作。即使乐观地预测新技术将开辟新的经济领域，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艰难的事实：在某些特定的地域，一个职位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另一个职位的增加。这样的未来已清晰可见，不过现在还有机会创造一个与此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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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有效率的经济体也是一个产生更少工作岗位和更少工作保障的经济体。鉴于平台和群体相结合的结构可能会导致一个像工厂这样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机构发生巨大变化，我们需要建立新的社会机制去传播新式平台经济产生的收益，甚至可以通过灵活保障原则将基本收入分配给每个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保障，将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甚至会扰乱整个社会秩序。许多国家正在认真考虑国家基本收入计划，甚至是极度保守的国家，如瑞士在2015年会延续2012年的国民主权行动商讨全民公投计划。一个具有最大流动性的高效经济体能充分地利用我们的社会、物质和技术发展的各种可能性，通过借助有效的安全网络使得我们沿着正确道路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们的工作越来越不稳定，他们可以随时到世界的另一头工作，而基本收入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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