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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来说，为构建平台而进行的融资有三种方式：公共融资、私人投资和众筹。从长远来看，对于权力和价值如何在参与的个体间进行分配，每个选择都有不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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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1，通过公共融资来为构建平台筹集资金。最基础的平台（公共产品）一直都由政府以民众缴纳的税金来提供资金，而后使每个人都能免费享有。我们所有的基本用品——公路、水和电等都是有效参与的平台。政府提供平台，我们（无论是作为企业家还是消费者）开始使用车、水槽以及各式各样的可充电设备。显而易见，互联网、万维网、GPS、美国政府数据开放门户网站和Wifi都是公共产品。通过政府融资都是有一些附加条款的。在美国的很多州，政府对高速路的融资需要各州规定安全带的使用或特定的时速限制。有时这些政府规定是合理的，而有时只是规定了一些不必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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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我看到温特·瑟夫（Vint Cerf）（互联网创始人之一）和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万维网创始人）时，都会被他们的谦卑态度和人生选择所震撼。他们并没有绞尽脑汁地想从政府资助的研究基金中获取利益，尽管这些研究基金确实能促进他们的创新；相反，他们一直努力去保证这些公共产品能被大众所享用，提倡这些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要开放、免费和中立。对于他们的行为，再多言语也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有时候，想到这些产品私有化的后果，我就会不寒而栗。（尽管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规定已将我们愈加推近一个现实：2014年，85%的美国人只有一两个可“选择”的宽带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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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2，私人领域能够为构建平台融资。纯粹无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倡导者会积极地构建平台，他们想要建立使股东权益最大化的平台，而金钱是唯一的因素。如果平台的创立能取悦传统私人领域投资者，尤其是那些寻求短期利益之人，那么那些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平台（即外部性），例如社会福利和环境破坏一类的平台将不被计算在内。那样一来，如今存在的权力和收入不平等很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人人共享的创新潜力将会枯竭。即使这些平台能盈利，也不会长久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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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仁慈的独裁者”作为专注底线型CEO的代名词，谷歌和Face-book便会立刻映入我的脑海。它们的创建者能够保留大部分控制权，并给其他人很大的自主权，远远超过一个股东所拥有的权力。能够坚守三重底线（员工、环境和利润）的CEO绝对是好CEO，只不过他们最终不得不离开。谷歌的座右铭是“不作恶”，这几乎和拉里·佩奇想表达的意思一样。然而，即使是仁慈的独裁者也是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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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pcar、BlaBlaCar和Etsy等公司总是传达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因为不管是融资或者经营，他们总是表现出显著的正外部性。而不管由谁来经营或拥有Zipcar，相比于拥有自己的车，它总是能以更少的车辆、更小的停车空间和更短的行车距离去换来更多的快乐。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无论谁是总裁，只要能保证持续善待员工、客户和环境即可，这一点绝不是约定俗成的。不针对负外部性（例如污染）征税，要求上市公司加大透明度，如果在长期投资或税收方面有变化的话要及时通知，促使生产收入的分配更加平均。由投资者控制和资助的平台则会延续收入更加不平等和对环境破坏缺乏考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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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竞争性策略方面的权威分析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和慈善顾问马克·克莱默（Mark Kramer）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写了一篇有影响力的专栏文章《创造共同价值：重新定义资本主义和合作的角色》（Creating Shared Value：Redefning Capitalism and the Role of the Corporation in Society）。最近几年来，资本主义体系一直处于被围攻的状态。商业被看成是导致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出现的因素。公司还沉浸在过去几十年来价值创造的陈旧形式中。对于价值创造，它们的目光很短浅，只注重于泡沫化的短期利益，而忽略了最重要的消费者需求和决定未来成功的关键因素。波特和克莱默一起做了一个关于共同价值的原则的商业案例，其中包括通过强调需求和挑战来创造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在等待商业文化转变的过程中，使公司获益的事物浮现了，这就是新的组织架构，经美国27个州的法律认可，有着明确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目标。巴塔哥尼亚公司、The North Face、Etsy、Warby Parker、Seventh Generation和Change.org都是处在B轮的公司。这些公司的CEO可以换来换去，但这些公司仍需努力满足公司宪章中的三个要求：实现社会、环境和经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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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在平台中要求获得足够的信任，因为这是获得经济收益的基础。那些追求利润的传统公司会发现，在获得和维持信任方面，需要消耗大量的成本。欧洲的某些B轮融资公司和类似的合作组织（例如英国的商业工会）通过促使平台管理者去为群体的利益着想，而不仅是为了投资者的利益，来为信任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于群体来说，这种方法使得那些追求利益的公司可以信任，因为这些公司代表着他们的最大利益，即便会有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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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3，大众可以为人人共享平台融资。起初，由合作社和员工拥有的公司看似是人们融资的平台，但这两者是不同的。由员工拥有的公司是通过私人风险资金去融资和建立，然后卖给他们的职工的，并不是谁都能加入这些公司。你只能通过应聘加入一个由员工拥有的公司。对于GPS、互联网、Etsy、MeetUp和Lyft来说，任何人都可以加入（或者试着加入——Lyft不排斥曾违反交通规则或有犯罪记录的人）。对于那些由合作社拥有的公司来说，它们已经建立多年，这当然不是坏事，但并不是本书所想要介绍的。一些公司很大，如小森俱乐部（Seikatsu Club），在日本有着33个消费者协会，年销售额10亿多美元，蒙德拉贡（Mondragon）是西班牙的一个工人协会，雇用了257个公司的7.5万名员工，它们的组织架构并不符合快速扩张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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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老合作社采用的是标准的工业时代的组织结构，而不是本书所讲的后工业时代的内部组织结构，这令人感到惊讶。蒙德拉贡和小森俱乐部两家公司甚至不能从人人共享中获益。然而，新的合作组织可以利用未被开发的资产和技术。在余下的章节，我们将会讨论如何在开始构建阶段就为增速快、潜力高的平台融资，而使社区内的群体永久保留所有权和控制权。这能实现吗？我会在将来慢慢寻找这样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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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众筹与股权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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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共享架构使众筹成为可能。众筹赋予小规模创业者以力量，使他们能摆脱束缚组织起来。我们可以采用卡罗琳·伍拉德（Caroline Woolard）的方法来创建平台，她是居住在布鲁克林的艺术家和组织者，还建立了一所职业学校。在那个平台上，纽约社区的人们可以教课，旁听者都可以免费听课。她成功用众筹网站Kickstarter募集到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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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ckstarter和Indiegogo可供人们为各种项目提供资金，资金提供者不占有股份，反而会被赠予一系列的礼物。2010年，伍拉德与人合作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小门面里进行了一项社区实验，来听课的人以物品交换教师的知识。在35天里，800人参加了76个不同的课程。正如伍拉德所述，课程是关于堆肥方法、书法和通灵的。教师们收到了跑鞋、CD、陌生人的来信和奶酪作为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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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这所职业学校在Kickstarter上筹集了9000美元来重复这个实验，以用于付材料费和招志愿者。这一次又成功了，这个想法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这些职业学校在奥克兰、新加坡、伦敦、新德里、舍布鲁克（Sherbrooke）、巴黎、旧金山、纽黑文和米兰均设立了分校，这些分校都会从设在布鲁克林的第一所学校寻求建议和支持。而伍拉德的团队转向Kickstarter募集了1万美元来付给那些自由职业的工程师和设计师，开始构建一个开源的网络平台，使生活在那些城市的志愿者生活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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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以来，Kickstarter为7万个项目募集了将近14亿美元资金，通常是些独一无二的小项目。对于小项目本身来说，这真是太好了，但是对于构建平台的内核阶段来说，这还远远不够。Kickstarter还可以为小型个人项目提供融资，但它对于开发大型的可持续发展的平台来说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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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众筹网站，如Angel List、Startup Crowdfunding和MicroVentures等可以提供股权，因此募集了更多资金。由于个人投资者力量小、数量多，所以控制权可以分散。北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中，有一些曾是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分子，在未来的三四十年里，在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方面，他们将会投资30万亿美元。新的众筹平台使他们在作出投资选择时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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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非股权众筹途径去研究了解市场需求或是进行试点，随即又被股权基金或者并购企业所模仿的此类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引起了舆论谴责。Oculus Rift在Kickstarter上融资了240万美元后，生产了一款虚拟现实耳机。一年半之后，谷歌耗费20亿美元将该公司收入旗下。科技媒体网站Verge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如果资助了一个售价20亿美元的Kickstarter项目，你是否理所应当会变得富有？》对Oculus Rift来说，一个300美元的“礼物性”投资是一种典型的A轮投资，因为它将会为你带来4.35万美元的回报。当然，资助该项目的人确实眼光开阔，看得较为长远。但由于这些差异，你也会对其公平性进行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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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众筹中的小型资本所占有的股权很小，该商业模式在很多司法辖区都是不合法的，这是因其长期以来对小投资者的欺诈行为。在英国，CrowdCube是股权众筹模型中的先锋企业，该公司将早期的投资方式与传统的众筹方式结合到了一起。2012年，美国政府通过了《创业企业扶助法》（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其中包含解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投资者的限制，允许小规模的融资。该法案所发挥的效用如何仍需拭目以待。不过，小型投资者组成的投资团体将有可能还要去面对那些拥有更多传统投资者的公司所需面对的问题：如何平衡个人的需求和平台早期建设阶段的投资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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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公共许可证与知识共享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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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如何更为公正地分配人人共享机构中群体所创造价值的问题，《专利法》和《著作权法》这两项现有法案的处理方式十分巧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解决办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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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用公共许可证（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就是利用创新许可防止社区产生的公共资产被永久性私有化或在一些情况之下对其扩张的一个很好的例子。1989年，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的创建者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创办了通用公共许可证，致力于保护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的应用。据黑鸭软件（Black Duck Software）的数据统计，2013年，管理开源软件开发系统的龙头企业有54%的开源项目都与通用公共许可证有关。该许可规定，你可以任何方式使用一款开源软件，其中包括在软件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完善，还可以出售此软件以获得利润。那么唯一的要求是什么呢？你开发的所有代码都必须含有初始的开源代码，而你所改进的部分也必须使用相同的许可证（或是设置的限制更少）。此项举措意义深远，通用公共许可证有着点石成金的本领。传说迈达斯国王触碰的一切都会变成黄金[6]，任意利用该许可证创造的代码创造的代码现在也拥有了该许可证。由于通用公共许可证的存在，已有的社区公共建设的资产不会再被私有化。有时，一些公司并不想去做正确的事，因其认为竞争对手也不会这么做。而有了通用公共许可证，每个公司都认识到，所有公司都被相同的市场规则捆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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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是知识共享协议（Creative Commons, CC），该项协议保证了个体公开其版权内容以供他人非商业性使用的自由性，但在以盈利为目的的情况下要获得许可，有时也会要求对原材料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2001年，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哈尔·埃布尔森（Hal Abelson）和埃里克·埃尔德雷德（Eric Eldred）共同创办了知识共享协议，将其应用到印刷、音乐、照片和视频材料等领域。该协议的初衷在于为个体创作人创造“一种活跃、低开销、低成本的版权管理，使得版权拥有者和许可人双方都能获益”。在此协议之下，你可以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目的使用你的资料，或是在你资料的原有基础之上添加一定的限制条件（例如，“如果出于商业目的，那么你就需要通知我并取得许可才能进行相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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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之前讲述的Oculus Rift的故事当中，这种申请通用公共许可证的做法避免了捐赠人产生捐助遭到滥用的想法（也有可能会引起Oculus Rift研发者选择不同的融资来源）。Kickstarter以及其他的资金捐助网站会考虑制订一些像通用公共许可证和知识共享协议这样的简单规则，以便能轻易将这些出现概率很低的意外之财纳入其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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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倡导者、英国电信公司以及客户关系管理服务网站（Salesforce.com）新任首席科学家J.P.兰加斯瓦米（J.P.Rangaswami）就在考虑如何将这些创意应用到模拟世界中，这意味着针对的不再是代码而是原子，是实实在在的具体事物。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资产有一套共同的公共数据标准（就像我们书写年月日的固定格式一样），那么我就能附加一个知识共享协议。之后，你就可以在私人用车行驶不超过8千米的情况下免费使用我的汽车，但如果你用它来送披萨，那就要付费使用。或者，我们可以将通用公共许可证和知识共享协议结合到一起。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起齐心合力建了一个仓库，大家无偿付出劳动，规定任一事物都可以被永久免费地存放在仓库里，但不能带有商业目的（然而维护这一仓库会产生费用，这就对我们的收入提出一定的要求）。这其中是否存在一个既产生扩张经济效益又能提供正确的激励架构的良性循环？是否会有一些深远切实的利益（比如说，该仓库的管理者们教育年轻人要成为勤奋工作的工程师）吸引私人领域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参与其中？自由和开源软件FOSS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私人领域表示愿意资助完全免费软件和开源软件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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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的独裁者与志愿者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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