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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眼角余光扫到雷迪根两侧还有三位嘉宾主持，他们是雷迪根节目的常客。一位是民主党候选人克丽丝特尔·鲍尔，一位是作家及文化批评家杜雷，还有一位是政策专家阿里·梅尔波。他们已经准备好在雷迪根拷问我的时候，随时提出尖锐的问题以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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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直截了当地问我：“中国政府有多稳定？抗议者对政府的威胁有多大？”那时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正如火如荼，而参议院的约翰·麦凯恩认为这阵风迟早要吹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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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凯恩完全错了，我回答。我指出，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无党派中立机构皮尤中心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支持中央政府的领导方针。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赛奇也在他的调研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我告诉鲍尔，中国民众对地方政府的腐败和环境污染的不满越来越深，需要解决，但像“阿拉伯之春”那样的大规模运动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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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梅尔波。他问我越来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是否会造成社会不稳定。问得好——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房价涨幅比工资快，这让那些还没有买房的人很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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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到了一个危险的点，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回答道。当人均收入达到6000美元时，薪资增长会趋于停滞。富者越富，穷者愈穷，造成了社会不稳定。泰国就是这样，这个微笑之国也因此在2014年又一次爆发了军事政变。只有四五个国家，比如日本，在二战之后跨越了这个陷阱。中国必须更加公平广泛地分配财富，否则新兴的中产阶级会遭遇失败的风险，而稳定的中产阶级正是一个健康经济体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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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抗击这种停滞，中国政府必须加强劳动法，提高最低工资额度，以服务业和消费来驱动经济转型创新。更多的中国人需要看得了病，买得起房，拥有一个与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相似的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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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迪根穷追不舍，问我美国谴责中国用“不正当手段非法操纵贸易”和侵犯知识产权，从而“搞垮”了美国的说法是否公平。那时，中国经济还在强势增长，保持着8%的增速，而美国则遭到大萧条之后历史上最高失业率的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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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挡回雷迪根和嘉宾主持们的质疑时，我意识到，许多美国人相信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侵犯知识产权，操纵货币汇率，以及抢美国人饭碗的前提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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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有人知道，中国在制造业价值链中往上游迁移，人民币从2005年以来兑换美元的汇率上升了25%，也少有人知道中国本身在轻工业方面的就业机会也正流失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比如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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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消费者开始回避仿路易威登（LV）的山寨货，而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以游客人均消费计算，中国游客是美国和法国当地最大的消费群。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中国消费者的人均消费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都高。同时，中国也已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贸易量仅次于加拿大，比整个欧盟高出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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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对雷迪根和其他嘉宾主持的论调发起反击，论证中国的消费者“通过购买玉米、坚果和肉类蛋白拯救了美国的农业”，没有他们，美国内陆的日子将远比今天更糟。截至2013年，美国农业部宣布中国成为美国农产品的最大进口国，进口额超过260亿美元，而在十年前，中国才排到第七位。中国的崛起也为星巴克和苹果这样的美国公司创造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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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分钟后，访谈结束了。我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雷迪根与我握手，笑容可掬。他具有一名政治家的人格魅力；他让我感到自己像是他的至交。几个月后，他放弃了几百万美元的工作合同，抛开了在微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名与利，开办了一家水产养殖场，雇佣从战场上退伍的美国老兵。如果他哪天从政了，我也不会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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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我的新书反响不错，世界各地的组织邀请我讨论书中的结论。我在2005年建立的战略市场情报公司“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MR）的业务量猛增，因为跨国公司、私募股权公司、对冲基金公司还有中国公司都来找我们，想要了解中国市场正在出现的变化，并制定战略应对这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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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好像一直生活在会议室、酒店和飞机上。不是在论坛上发布主题演讲，就是和商界人士面谈，从悉尼到东京，从旧金山到开普敦，从曼谷到新加坡和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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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约见了几十位亿万富豪，几百位高级对冲基金投资人和全球最大几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他们都想知道中国的主要趋势，以及这些趋势对商业意味着什么。只有极少数人拥有可靠而及时的信息，知道中国当下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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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专家用颇具争议的立场劫持了媒体，比如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前清华大学经济及管理学院教授帕特里克·乔万内克，以及前里昂证券的中国宏观经济学家安迪·罗斯曼。他们高谈阔论，但并没有提供投资决策所需要的真知灼见。像谢国忠和乔万内克这样的唱空专业户总是对中国持消极意见，年复一年地宣讲中国经济会硬着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正视过积极的数据，同时也正是在这些数据那里，罗斯曼忽略了中国经济正在形成的现实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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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就是中国经济并没有走向灾难——也没有走向永久增长。现实介于两者之间，一些公司对发生的变化做出快速调整，并且赚钱了，而那些反应迟钝的公司则踏上了渡渡鸟那样的灭绝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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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行得通的，现在可能行不通了，三年后肯定更行不通。我见过的公司高管中，绝大多数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基于大量投资、出口和盗版——只有极少数意识到2013年中国有50%的经济增长是由消费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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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四五位高管注意到世界上最有创造性的几家公司是中国公司——比如阿里巴巴、腾讯和联想，而且他们在研发（R＆D）方面的投入比国外的同业公司都要多。比如2013年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投入了50亿美元进行研发，超过了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爱立信投入的49亿美元。这些重视研发的企业当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开始把业务拓展到东南亚、东欧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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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极少数高管了解城镇化对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李克强总理定下未来五年城镇居民将占全国人口60%的目标，而1990年代这一比例是30%，目前的比例是52%。这是什么概念呢？参照起来看，日本在1992年还没有开始长达20年经济停滞的时候，其城镇人口就占到全国人口的90%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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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大部分的推进进程发生在几百个三线、四线、五线小城市，很少有外国人知道这些地方，比如汕头、鞍山、南平。这些城市人口超过100万，通过放开户口政策和降低购房要求进行城镇化。同时，限制上海和北京这些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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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界人士面谈时，我向各位说明中国依靠出口和修路拉动经济成功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而创新、服务业和消费必须在经济增长中占有更大的份额。这种转变正在发生，但风险比比皆是，因为地方政府重度依赖低息贷款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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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廉价中国的终结》来说明中国面临着许多变化：人口老龄化，租金与薪资飞涨，劳工群体希望实现白领梦，而不是在工厂里任劳任怨。我论证美国公司需要在生产价值链上升级，将工厂迁移到别的国家，或是比中国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或是回流到美国本土。制造业已经在回流了，比如美国玩具制造商科乐思把工厂迁回美国运营。而富士康这家为苹果公司代工诸多产品的企业，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投资了几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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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现在正是进军中国市场的大好时机。过去的三年证明我说得没错——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持续上升，挤压利润空间，而中国的成本优势在轻工业那里已经不复存在。数以千计的公司破产或亏损，无力调整适应新的现实状况。一些西方公司采取正确的策略进军中国市场，利润飞涨，中国正在变成它们全球最大的市场，比如说保健与美容产品直销公司安利，跑车品牌保时捷，以及半导体公司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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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世界各地出差旅行的时候，意识到中国的变化和改革发生得太快了，以至于不在中国的人们很难跟上这种节奏。政府似乎每天都在发布新的规定，是否让银行存款利率自由化，或是放松对跨境投资的监管，有时甚至是一些相当细小的事情，比如把汽车年检的有效期限从一年一检放宽到六年一检，但这种小事会改变整个汽车行业。即便对于中国国内的人来说，也很难跟上节奏，掌握所有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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