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262460
1704262461
也有一些风险投资公司决定冒一次险，在上海和北京成立办公室。这些公司的高管几乎没有任何在中国运营的经验——往往除了秘书、司机和初级分析员之外，连其他会说中文的雇员都没有，但他们还是想分一块蛋糕。他们试图投钱给那些海外留学归国的（通常留学美国或者英国）和英语说得不错的创业者。
1704262462
1704262463
尽职调查往往需要确认，创始人的英语说得不错，并且能常常冲澡搞好个人卫生，就没有别的什么了。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一位世界知名的风险投资公司中国区主管，有一次相当委屈地跟我抱怨说他见过的创业者“都很臭——他们都抽烟，都到KTV找小姐。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沟通。你认不认识能说英语又经常洗澡的创业者”。他说如果我认识这样的人，拜托介绍给他。
1704262464
1704262465
西方投资者因为不放心在中国经营，语言又不通，他们更喜欢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运营的简单明了的商业模式。百度，也就是“中国的谷歌”的创始人李彦宏，是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毕业生。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俞渝，创办了在线零售公司当当——这是中国的亚马逊。马云，虽然没有出国留学，但当过英语老师，能与西方人自如交流。他创立的阿里巴巴淘宝平台定位为中国的eBay。毕业于特拉华大学及斯坦福商学院的陈一舟创办了人人网，这是中国的Facebook。
1704262466
1704262467
这些照搬西方模式的公司也从西方基金或者企业获得资本投入（人人网获得美国泛大西洋投资集团的投资，雅虎则投资10亿美元给阿里巴巴）。与此同时，中国仍然贫穷，市场欠成熟，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风投资本公司，所以创业者必须依靠外国的投资人。
1704262468
1704262469
只要一个硅谷的科技初创企业获得了投资，几百个山寨它的中国企业就会在几小时内成立，这已经成了圈内的一个段子，即便是这样，这些山寨公司有许多过得还不错。多年来，一个又一个山寨互联网技术初创企业的创始人变成了富豪，即便他们的公司根本没有盈利。
1704262470
1704262471
俞渝创办的当当用了11年才等到第一个正向现金流的季报，但在此之前她已经通过2010年的IPO变成了亿万富豪。新浪旗下与Twitter相似的微型博客平台新浪微博在2014年4月上市，估值高达几十亿美元，尽管它前一个季度亏损4760万美元。网络零售商麦考林2010年上市时募得1.29亿美元，上市第一天股价大涨57%，尽管这家公司的市盈率为0。
1704262472
1704262473
对冲基金与公募基金的投资人并不会追究创业者的公司有没有盈利。和1990年代末硅谷互联网热潮那会儿一样，投资人对中国的潜力垂涎欲滴，投资决策基于被投企业的市场份额和销量增长。就算真的有人会看一眼投资回报率或者盈利情况，也只是看一眼而已。当当的首席财务官在公司IPO之后甚至直言，公司专注于扩大市场份额，增加营收，因为投资者并不关心盈利与否。
1704262474
1704262475
国际投资圈的狂热教会了中国科技创业者一件事，就是试图创新或关心盈利根本没意义。只要营收和市场份额持续上升，他们个人就会富得流油，至于盈利与否，管那么多干吗。
1704262476
1704262477
江南春和其他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的许多中国创业者一样，通过创立一个西方人容易理解并采用西方商业模式的公司来赚钱。他并非通过开拓新技术而致富——他没必要开拓新技术。相反，他通过扩大规模和市场份额来积聚财富。
1704262478
1704262479
其他人，比如搜狐的张朝阳，就更明显了。从雅虎和其他西方互联网公司照搬西方的商业模式——但是这没有关系——他们也发财了，并且因为卓越的表现而获得国际声誉。我第一次见张朝阳是在一个只接待受邀客人的招待会上，那是JP摩根举办的一次招待会，旨在把国际董事会介绍给受邀客人认识。托尼·布莱尔，我的妻子和我在一起聊中国的年轻一代；我看到张朝阳正追着亨利·基辛格聊天。
1704262480
1704262481
别的创业者看到张朝阳和江南春的成功，意识到没必要花钱搞研发。江南春甚至都没有尝试自动上传数字屏幕的广告内容；请廉价的工人手动上传性价比更高。
1704262482
1704262483
那段时间投资者们也对支持创新企业心存犹疑。他们把钱投给山寨公司，例如像当当和分众传媒那样具有简单明了概念的公司，因此他们也很少花时间寻找创新型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赚钱了。
1704262484
1704262485
2014年冬天，我想了解金融家们对十年前，也就是张朝阳和江南春刚刚创办公司的时候，投资创新企业是怎么看的，并且他们认为目前中国的创新之路走到哪儿了。所以我安排了和罗伯特·梅可洛共进午餐。他是上海愈奇创业投资公司的创始合伙人。
1704262486
1704262487
梅可洛是斯坦福大学校友，曾经于硅谷鼎盛时期在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凯鹏华盈工作，然后创办了这家自己的公司，专注于投资中国市场。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在早期投资方面同时具备在中国和美国运营的丰富经验。
1704262488
1704262489
梅可洛邀请我到一家生意火爆的素食餐厅，就在上海恒隆广场的后面。我们11点半就到了，这样能确保在午饭高峰期之前有座，否则到时候附近写字楼的人们会挤满这家餐厅。梅可洛又高又瘦，学院派着装——牛津衬衫，卡其长裤。他身材高大，谈吐自信，就算坐着也能感受到他气宇轩昂。
1704262490
1704262491
服务员端上一盘素鸡，这时梅可洛开始对我讲述他的投资策略。他对于医疗保健行业仍然持有看涨的观点，并且预期能从早期投资当中获得回报。这种回报比中期投资和卖出收益要低一些，但是会随着市场逐渐成熟，在今后几年逐渐增长。
1704262492
1704262493
我们的话题转到了中国互联网早期的创新。当梅可洛吃东西的时候，我趁机问他为什么那时候看起来没有多少创新的东西。
1704262494
1704262495
梅可洛告诉我，历史地来看，“曾经有商业模式创新，但没有技术创新”。他把创新区分为两个部分：1.商业模式创新。中国公司在这方面很在行，把别的国家的技术拿过来，做成适合中国人的样子；然后是2.技术创新，更偏向发明创造。
1704262496
1704262497
梅可洛解释说，早期侧重于商业模式创新很自然，因为改进商业模式并将它们本土化以适应中国市场的特殊需求，光是这样做就有很多机会了。这与1960年代的日本和1990年代的韩国很相似。它们在类似的阶段也是这么做的。就算是美国也经历过一段相似的进程，从模仿欧洲的技术起步，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自己的创新。
1704262498
1704262499
有道理，我想。1990年代，低垂的果实太多了，没必要投资给技术创新。三星和索尼刚起步时也依赖于制造廉价山寨产品。它们成为全球知名品牌之后，才开始投资创新以提高利润空间，打败顶级市场的领头羊。
1704262500
1704262501
我在想如何用梅可洛的理论来解释江南春的分众传媒案例。江南春从技术层面上说，没有发明什么，但是他把数字屏幕和广告结合在一起，就有了分众传媒。他并没有搞技术创新，但这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通过利用技术并本土化以符合中国市场的具体需求。
1704262502
1704262503
服务员又端来一些泡淡了的茶。梅可洛呡了一口，叫服务员过来确认一下给我们喝的是茶，而不是端错的水。然后他接着说：“中国的创业者又不傻。他们知道唯一的目标就是盈利。那时候投资搞技术创新风险太大了。”我想到那些真正在互联网领域搞技术创新的公司，都付出了高额的成本，但成功率却很低。我想不出2000年到2005之间有任何技术创新的成功案例。大部分创业公司都在模仿西方模式，赚的盆满钵满。
1704262504
1704262505
对梅可洛来说，缺乏持续技术创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在这个尚未成熟而又迅速发展的市场中，坐享其成的机会太多了——也就是所谓的低垂的果实还有大把可摘，在过去的15年里，把其他国家好用的想法包装一下搬到中国的本土市场，这样就能赚钱的太多了，不必花太多金钱和时间搞发明创造。如果有足够多汁水丰盈的苹果挂在你面前，又何必为难自己爬上更高的枝头呢？
1704262506
1704262507
过去30年里中国缺乏创新是因为外部环境造成的，并非像纽约长岛大学波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帕诺斯·穆都库塔斯2012年在《福布斯》杂志上撰文所称，是由于中国文化先天缺乏创新能力。穆都库塔斯称中国人不能创新是由于他所说的“儒家的顺从性”，是这种思想阻碍了创新，妨碍了自由的思想。在穆都库塔斯看来，中国永远都不能成为创新的温床。但是李约瑟在他的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创新案例，比如火药、多级火箭、指南针。这些创新都发生在古代，那时儒家文化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影响比今天更深刻。
1704262508
1704262509
如果古代的中国人能够创新，那么中国在近几十年里不能创新的原因应该不是文化问题——简而言之，中国从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允许个人经营私营企业，那时候没有必要投资创新。教育系统的创新和监管问题毫无疑问拖累了创新的进程，但是经济体本身的自然演进对创新的影响更重要。
[
上一页 ]
[ :1.7042624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