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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微看着我的眼睛说：“我在考虑开一家在线视频网站。”我那时候还在Inter-Asia负责信息技术行业的投资。所以他的回答激起了我的兴趣。我怂恿他再谈具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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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朋友是外国人，我们在考虑做点有关视频分享的事情，”王微说。网络视频播放技术刚刚开始走向主流，而他正在琢磨如何利用这项新技术并创造一种盈利的商业模式。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抑或是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还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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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微的想法停留在很初级的阶段。他还说不清楚他想做什么，盈利模式是怎样的。那会儿还没有YouTube这家后来被谷歌收购的在线视频分享网站，也几乎没有人用智能手机。部分手机还不具备触屏技术，那些安置了内置摄像头的手机，除了拍摄一些模糊不清的静态照片之外，基本拍不了视频。王微和我分享他的想法时，我的脑海像警示牌一样飞快地闪过四个字：监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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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中国有像广电总局那样的监管机构，他怎么才能规避禁播的风险，确保他的公司符合所有相关的法律要求。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还有一种风险，就是像中央电视台那样的国有媒体巨头想要保护他们实际上处于垄断地位的媒体内容市场，并游说政府不要开放网络领域令新的对手进来分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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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者绝对不会对在线视频坐视不管，就算是十年后的2014年，广电总局还会要求搜狐禁播《生活大爆炸》和其他几部好莱坞流行的电视剧集，例如《傲骨贤妻》，并在官方报纸上发了一篇社论，举例说明这些剧集里包含“色情淫秽下流的内容”。搜狐的股价大跌，而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还在继续播放更加暴露和暴力的HBO剧集《权力的游戏》，啥事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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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微和我讨论有没有哪些办法能规避监管风险和商业风险。我想不到低成本高效益的办法。我建议他多招一些内部审片人员，检查每一条上传的视频，确保视频符合法律要求，需要多少成本就投入多少，向监管方保证所有视频全部合规。或是他能请到一个跟政府关系良好的人，或是与这个人合作，这样就能过监管这一关。但即便这么做，也不能完全保证不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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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王微并没有找我要投资，因为他还在计划的初始阶段。老实说，那会儿我大概也不会投钱给他——我担心的不只是监管风险和商业风险，还担心网络带宽成本过高，并缺乏一个清晰的收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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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好几年都没有和王微联系。终于，基于这些想法，他和一位生活在上海的荷兰商人方德思（Marc van der Chijs）一起联合创办了在线视频分享网站，名字叫土豆。后来在2007年，我认识了方德思，对他的了解加深之后，很佩服他敏锐的眼光——他也有跟王微一样的激情和智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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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王微和方德思在种子轮募资里获得了50万美元的融资。第二年他们从IDG资本、纪源资本和集富风投拿到了85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最终在2007年和2010年他们分别从General Catalyst Partners和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那里获得融资，总募资超过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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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当我和方德思聊的时候，他认为土豆成功募资的原因是他和王微都相当成熟——他们当时都30岁出头，有就职于跨国企业和初创企业的经历，而他们大多数的竞争对手基本上才刚刚迈出大学校门。“从一开始我们就有长期的愿景，我们在跟风投会面的时候也非常清楚地谈到这一点，而我们的许多竞争对手都专注于赚快钱，”他说。按方德思的说法，他和王微的愿景是，“创造一个平台，大家都能以此分享才华并成为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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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德思说他们推敲了很久才决定到底是把土豆做成一个全球网站，还是做成一个专注于中国市场的网站。在漫长的讨论之后，他们决定只做中国大陆市场。“我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他说，“只有专注于中国，我们才能把这个网站做得让中国人愿意浏览，才能把内容做得符合中国大陆用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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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很值。中国的网络使用环境经历了三级跳（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数量从2000年的1300万激增到2005年的1.1亿，并在接下来的七年里以平均每年增加6400万人的速度飞速发展），土豆网很快风生水起。因为由用户创建的视频展示了老百姓的才艺和创造力，土豆在中国变得家喻户晓。这和YouTube早期的模式相反，在版权所有者还没开始极力保护知识产权的时候，YouTube的内容大部分是从电视里剪出来的节目片段，比如《每日秀》这样的节目，只有很少一部分内容是由用户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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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网尤其突出的一点是人们把它和恶搞联系起来——那些调侃讽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视频——永远不会在那些如中央电视台这样一本正经的主流电视台播放出来。这些视频给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带来欣喜，他们看腻了那些一本正经的肥皂剧，渴望看到新鲜有创意的内容。为了激发网友的创造性，王微和方德思开办了土豆视频节。“原本的想法是为中国的独立电影创造一个伍德斯托克那样的环境，”方德思说，“但它逐渐变成了中国最大的电影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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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家并没有把视频分享先驱的地位归功于王微和方德思，但的确是他们，而不是YouTube的查德·赫尔利与陈士骏最先让视频分享变成主流。土豆最终在2011年上市，一年后它的竞争对手视频网站优酷通过10亿美元的换股计划收购了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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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微接着创办了追光动画工作室，试图颠覆中国的动画行业。本土创意和娱乐是个热门话题；许多投资过土豆的投资者也追随王微，支持他新创办的企业。而创办土豆之后，方德思在上海运营了一家网络游戏公司，又创办了一家在线零售网站，后来于2013年移居温哥华，成为风投公司CrossPacific Capital的合伙人，寄望于比特币升值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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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的成功对于创业者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他们意识到他们不需要靠模仿并采用现成的商业模式，而做一件从未做过的事情也能让他们富起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现在愿意支持初创公司，而土豆的成功让投资者们更愿意支持拥有新的开拓性概念的公司。像纪源资本的李宏玮（见本章结尾的采访）这样的投资者开始冒更大的风险，支持例如欢聚资本这样的多媒体社交平台和在线交友手机应用陌陌——他们也成功了。投资者看到了李宏玮的成功，意识到他们不再局限于赚那些唾手可得的快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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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权投资人现在向有限合伙人例如高校校产基金、高净值人权和养老基金展示他们支持创新的卓越能力。一家管理数十亿美元的私募股权高管告诉我，2014年这些私募股权的战略就是看他们能投多少到那些能“颠覆传统行业”的互联网公司。十年前他们的字典里还没有颠覆和创新这样的字眼，但现在这些词语是给投资人的项目募资计划书里的关键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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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公司在创投选秀会上仍然跟投资者强调，他们是一些美国公司的中国版，比如说他们是中国的团购网站高朋或者中国的签到应用Square，但是现在投资者们也愿意听到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少数山寨公司赚了点钱，但大多数山寨公司破产或贱价抛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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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靠山寨起家的主流互联网公司，例如百度，看到创新新贵的诞生，要寻求避免竞争的途径，也开始创新——即便其同时继续摘取着低垂的果实，而这些情况也一路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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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前我认识了郭怡广。这位长发美籍华人是个话痨，他那会儿是Red Herring这家专门报道科技新闻的网站在中国记者站的负责人。但他在中国的事业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他换了许多行业，包括中国流行重金属乐队唐朝乐队的主创之一。他目前的副业之一是主持聚焦中国内容的播客节目。2011年他上了国际新闻头条，金玉米（Jeremy Goldkorn）在科技网站TechCrunch的报道中说，郭怡广称高朋在中国“搞得乱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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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Red Herring的工作之后，郭怡广担任了奥美公关数字营销主管，并成为优酷的顾问，也就是收购了方德思和王微的土豆的那家在线视频公司。他目前是百度的国际媒体公关总监——百度是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巨头，因其广泛运用的中文搜索引擎，被称为中国的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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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度，郭怡广比任何人都能近水楼台地看到中国互联网巨头的演化进程。我问他为什么在过去几年，中国的创新非常有限。对他来说，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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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所有那些低垂的果实都让创业者和投资人感到爬上高枝简直就是疯了，”他说，“搞创新不只是太花钱太花时间的问题。消费者对本土化的外国产品需求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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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广怡的回答和我从愈奇风投的罗伯特·梅可洛那里听到的结论不谋而合。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早期，根本就没有创新的必要。消费者的要求相对较低。只要是面向市场的私营公司，拿出来的产品都比那些懒散的国有企业要好。百度创始人李彦宏盘踞了中国富豪榜首位好几年，这也证明他最初山寨谷歌的决策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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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尝过海外生活的滋味，无论是通过留学还是旅游。他们的要求变得更高了。他们对全盘照搬或稍稍改头换面的外国概念没了兴趣。越来越挑剔的消费者群体不仅要求服务和产品是最优质的，其本身也是创新的。“现在一个互联网公司的品牌价值中与创新相关的部分越来越多，”郭广怡告诉我，“中国互联网公司现在非常需要售卖一种理念，即他们有能力真正地——而不是‘渐进地’——创新。现在创新是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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