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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了许多优秀的商界人士应该采访谁——不断有人提起一个名字，卫哲，阿里巴巴B2B平台公司的前任CEO，目前运营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嘉御资本。嘉御资本的一位有限合伙人告诉我：“卫哲管理的基金在过去五年里有全亚洲最高的回报率，他是中国最有头脑的投资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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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未见其人，卫哲的投资实力和他创立阿里巴巴的经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2014年一个春日，我安排了和卫哲见面，地点在浦东世纪公园附近嘉里中心的嘉御资本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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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去卫哲办公室的路上堵车了，迟到了40分钟。堵车的时候我给他的助手反复打电话，她很友好地表示不要着急。但是我担心像他这个位置上的人会非常忙，不会等我，或者会因为我迟到而感到被怠慢。过去，我发现许多中国最成功的生意人和政府官员很容易感到被怠慢，如果晚餐安排的座位不对或是做了一些他们认为丢脸的事情，而卫哲是中国最成功的生意人和投资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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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卫哲离开阿里巴巴之后，前老板马云成为卫哲2.5亿美元基金的第一位投资人。亚洲首富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也是卫哲基金最早的投资人之一。短短两年，嘉御投了十家公司，有三家完成了退出，其中包括将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分销平台91无线以19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百度。到我和他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募集了第二支基金，总值5.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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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我走进卫哲的办公室的时候，我意识到本不该感到担心。他亲切，通情达理，站起来告诉我不用担心的时候几乎像王子一样风度翩翩。他微笑着说，“欢迎”，然后示意我坐到白色的长绒沙发上。他的办公室有一种温暖得几乎像家一样的氛围，等候区看起来像客厅一样。沙发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碟糖果，与我在中国去过的大多数私募基金办公室那种满是玻璃和金属的冷峻、洁癖、现代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卫哲说他想要每位访客都感觉宾至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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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哲一开口说话我就发现，他也有我在其他创业者那里看到的那种火花，和土豆的王微一样。卫哲很自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又很谦和。这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伦敦商学院的毕业生了解他擅长什么，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了解自己不擅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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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说他的公司关注互联网、电子商务以及互联网驱动的B2B服务，因为他和他的合伙人在这方面有所专长。他说虽然他也看好其他行业——比如说医疗保健行业也很吸引人——但他承认目前不会投资这些行业，因为这些领域不在他目前团队的专业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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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许多中国的投资人似乎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好点子，哪怕他们对这个领域知之甚少，但卫哲和他们不一样，他一心一意，专心致志。他看起来无论做什么都经过深思熟虑，有条有理，无论是把办公室装修得让人感到像家一样，还是把基金做得和别人的不一样，抑或是制定他的投资策略。我喝了一口咖啡，卫哲接下来跟我说他如何把他的公司和其他人的公司区分开——他把贝恩咨询和贝恩资本的方法结合起来，采取一种他称之为“免费增值”的模式。卫哲和他的同事都是他们领域的专家，就像贝恩那样的咨询公司，把潜在的投资组合公司（被投公司）作为客户一样，为他们的增长提供咨询建议——这是免费的部分。而增值的部分在于，作为对他团队的咨询建议的回报，这些潜在的被投公司让嘉御获得独家投资的机会，或是让嘉御拿到的投资价格比其他风投公司给出的估值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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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卫哲把自己定位为聪明的投资人——他不会到处投钱，而是实实在在地帮助一家公司创立成长，然后为他自己和他的有限合伙人从这笔交易里得到甜头，他就是这么做的。我在中国观察到有许多私募基金说得天花乱坠但很少付诸于行动。他们把钱投进去，但是往往撒手不管，因为投资人没有什么运营项目的经验，而且其投资银行的理念根深蒂固，以撮合交易为主。卫哲和他的同事们与这些私募公司不一样——他们亲历亲为，自己上手，帮助被投企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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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哲开始跟我解释他对“互联网精神”的看法，这是他投资主题的核心。卫哲首先告诉我他如何分类中国的消费者，他的分类方法与许多人定义目标客户的办法很不一样。他不是通过年龄或地域这些标准来把消费者划分成不同类别，而是把所有人分成两拨，一拨是1985年前出生的，而他只关注1985年后出生的那一拨。他投资的所有公司都以85后为目标用户，只管85后，不管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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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经验，在中国1980年前出生的人不是真正的互联网人群，”他说。我问他什么意思——毕竟，不是有几千万1985年前出生的人也在每天上网吗？他摇摇头说：“真正的互联网人群是1985年后出生的人。2000年1月是中国互联网真正的开始。重要的互联网公司没有一家是那之前诞生的。那个时候，中国大约只有四五百万的互联网用户，而在美国已经有1.3亿网民。1980年和1985年之间出生的人，到2000年已经大学毕业。大多数人是在工作以后才开始使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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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卫哲的分析挺有道理。他继续说：“1985年后出生的人伴随着互联网长大。他们用互联网生活。他们上网购物，娱乐。中国年轻人不去超市买东西——他们要么去便利店，要么上网买。他们做什么都只需要点点鼠标。”而对于1985年前出生的人来说，很难说服他们改变固有的习惯，比如在实体店里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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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哲总结他的理论说：“我们的投资策略是盯准85后的互联网行为，他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就是‘互联网精神’。”比如说，他投资的安卓手机应用平台91无线，能让消费者下载和使用最新的智能手机应用来玩游戏、使用社交网络和电子商务，换句话说，涵盖了现在年轻人娱乐与生活的日常所需部分。另一个例子是卫哲投资的金夫人婚纱摄影，是全中国最大的婚纱摄影连锁机构。85后开始步入婚龄，他们希望拍下婚礼的照片并在网上与朋友们分享。消费者往往花上好几个月的工资拍一套婚纱照，常常去一些有异域风情的地方旅行，就是为了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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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哲这种集中精力专攻一个领域的方法有广泛的借鉴意义，有一点很关键：首先，公司和投资者需要真正地了解消费者，准确地细分市场，因为像许多分析师那样基于五年一个年龄段或地域或社会经济地位来细分消费群的方法在中国并不奏效。其次，生意人必须了解，在中国即使年龄只差几岁，消费者的期待和习惯也可能会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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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指开始疼了；笔记记得太快，因为卫哲的见解如此深刻，我不想错过任何一点。我问他怎么看待中国的创新发展历程。卫哲举例说，一开始中国企业山寨别人，然后进阶到开始为中国市场而创新，因为这是发展的必然阶段。当他在管理阿里巴巴的时候，市场上还有很多轻而易举就能赚钱的机会，而担心创新出来的知识产权被侵犯，许多企业被迫赚快钱。但是以他现在投资人的角度来看，中国市场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现在投资搞创新就有利可图。91无线就是这类投资的绝佳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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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说：“未来五年中国企业会走出下一步，为全世界的需求而创新。甚至从现在就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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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是他去伦敦与一些作为首相顾问的高级官员会面的经历。“他们问我的微信号是多少，”他说。卫哲说英国官员告诉他，有一位中国朋友让他们对微信着了迷，后来他们都天天使用微信。我在印度尼西亚甚至南非都听过类似的故事——中国人把微信介绍给外国朋友，然后外国人自己的圈子里都开始用微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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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开始进入国际市场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卫哲投资的江南布衣，一个市场领先的设计师服饰品牌。卫哲告诉我，江南布衣本来专注于中国市场，但这个品牌现在进驻了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和伦敦的塞尔福里奇百货。江南布衣还在纽约和东京开店，并推进新的设计，变成了一家业务遍及全球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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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持续创新面临了哪些挑战？卫哲说，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是管理高层因为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和财产权保护而感到不安，所以他们会追求快速回报。比如说，店铺往往破败不堪而店主却不管不顾，因为他们担心政府会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拆掉店铺，而只给很少的赔偿金。如果店铺几年后就会被推平，为什么要花钱装修店铺呢？而如果投资搞研发，花销要上千万，这种心态就更显而易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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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卫哲说，市场正在变得成熟，而且对于创新的回报也越来越多，冒些风险是值得的。他指出把91无线卖给百度就是巨大的成功。“我们也可以上市，但是卖出的估值也挺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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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互联网巨头之间愈演愈烈的竞争，比如他以前的公司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之间竞争日益激烈，也导致他的公司必须不断寻找更有创造性的公司，这样“对创业者和投资者都好”。监管环境也在改善，但是没有投资创新的潜在回报改善得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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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当中国企业进入创新曲线的第三阶段，也就是为全球的需求而创新时，哪些领域最可能会有最好的机会。卫哲说他认为机会来自移动互联网领域，在这里成本会更低，创新的节奏会更快。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只需要四五位程序员就能构建出一些创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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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满足了85后需求的中国移动互联网企业为这个领域带来了开创性的改变。这些蓬勃发展的创新项目包括微信以及一些购物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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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企业在这个领域比美国企业更有优势？”这是我问卫哲的最后一个问题。他说大多数美国互联网用户最早是通过个人电脑开始接触互联网的，而在中国，许多互联网用户第一次上网使用的是移动设备。这与1990年代末期许多中国人跳过了座机而直接用上手机的情况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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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顶尖的互联网公司从一开始就有发展移动互联网的想法。这与许多美国公司，比如Facebook和Twitter把个人电脑上的界面照搬到移动设备上的做法很不一样，虽然这一区别不大，但是很关键。微信就是这种创新和冒险很好的一个例子。腾讯因为电脑对电脑的QQ通讯系统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但是腾讯并没有把QQ照搬到手机上，而是打造了全新的产品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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