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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说：“未来五年中国企业会走出下一步，为全世界的需求而创新。甚至从现在就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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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是他去伦敦与一些作为首相顾问的高级官员会面的经历。“他们问我的微信号是多少，”他说。卫哲说英国官员告诉他，有一位中国朋友让他们对微信着了迷，后来他们都天天使用微信。我在印度尼西亚甚至南非都听过类似的故事——中国人把微信介绍给外国朋友，然后外国人自己的圈子里都开始用微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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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开始进入国际市场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卫哲投资的江南布衣，一个市场领先的设计师服饰品牌。卫哲告诉我，江南布衣本来专注于中国市场，但这个品牌现在进驻了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和伦敦的塞尔福里奇百货。江南布衣还在纽约和东京开店，并推进新的设计，变成了一家业务遍及全球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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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持续创新面临了哪些挑战？卫哲说，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是管理高层因为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和财产权保护而感到不安，所以他们会追求快速回报。比如说，店铺往往破败不堪而店主却不管不顾，因为他们担心政府会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拆掉店铺，而只给很少的赔偿金。如果店铺几年后就会被推平，为什么要花钱装修店铺呢？而如果投资搞研发，花销要上千万，这种心态就更显而易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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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卫哲说，市场正在变得成熟，而且对于创新的回报也越来越多，冒些风险是值得的。他指出把91无线卖给百度就是巨大的成功。“我们也可以上市，但是卖出的估值也挺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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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互联网巨头之间愈演愈烈的竞争，比如他以前的公司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之间竞争日益激烈，也导致他的公司必须不断寻找更有创造性的公司，这样“对创业者和投资者都好”。监管环境也在改善，但是没有投资创新的潜在回报改善得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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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当中国企业进入创新曲线的第三阶段，也就是为全球的需求而创新时，哪些领域最可能会有最好的机会。卫哲说他认为机会来自移动互联网领域，在这里成本会更低，创新的节奏会更快。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只需要四五位程序员就能构建出一些创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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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满足了85后需求的中国移动互联网企业为这个领域带来了开创性的改变。这些蓬勃发展的创新项目包括微信以及一些购物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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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企业在这个领域比美国企业更有优势？”这是我问卫哲的最后一个问题。他说大多数美国互联网用户最早是通过个人电脑开始接触互联网的，而在中国，许多互联网用户第一次上网使用的是移动设备。这与1990年代末期许多中国人跳过了座机而直接用上手机的情况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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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顶尖的互联网公司从一开始就有发展移动互联网的想法。这与许多美国公司，比如Facebook和Twitter把个人电脑上的界面照搬到移动设备上的做法很不一样，虽然这一区别不大，但是很关键。微信就是这种创新和冒险很好的一个例子。腾讯因为电脑对电脑的QQ通讯系统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但是腾讯并没有把QQ照搬到手机上，而是打造了全新的产品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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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哲说得很对——以前没有一家独大又有创造性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许多公司是一路山寨着走向成功的。现在通过创新能获得丰厚的回报，最新进入市场的企业就专注于移动设备。美国是科技创新的诞生地，个人电脑领域的巨头，例如微软，也正试图进入移动领域抓住机遇，但同时也需要在移动设备的新机遇和维持个人电脑领域的营收之间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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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目前已经概括的，在中国，创新面临着许多真实的挑战持续不断。我在为写这本书而做采访的过程中，还发现另外两个主要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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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许多受访人提到中国的教育体系太重视死记硬背，而不太关注创造性，这正阻碍了创新。大多数人看到教育系统正在改革，更强调课堂上有讨论的氛围，但是从这一步到支持产业发展需要的时间太长，无法在短期内有实质性的帮助。企业的管理层希望中国大学开设一些更能实际应用于现实生活的课程。不过，许多受访者说现在有那么多中国人在海外留学，而一些顶尖的学校，例如杜克大学和纽约大学也在中国开设分校，因此中国的顶尖人才有机会受到最好的创造性教育，然后回到中国把理论付诸实践。针对孩童的培优学校，例如周末的艺术课，也鼓励和增强着他们的创造力，弥补了官方教育体系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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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缺乏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力也是一个主要问题。许多受访人说投资给创新项目不值得，因为其他公司会窃取他们的知识产权，也得不到足够的法律保护。受访者说，通常法院宣判的结果不错，但是对剽窃者的惩戒轻微，司法机构对那些讨厌的侵权者的劝阻力度太小，而侵权者只需交一笔小额的罚款就行。法院也没有足够的执行力。创新往往出现在类似移动互联网的一些领域之中，因为这里不需要大量投资和长期的投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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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些障碍，中国还是有许多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公司，例如腾讯和阿里巴巴。他们大体来说在创新曲线的第二阶段，专门为中国市场而创新。但是在今后的五到十年里，中国会进入创新曲线的第三阶段，开始重视为世界而创新。雄心勃勃的创业者看到了成为全球竞争者的机会，而投资者也看到了潜在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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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曹嘉泰是戈壁风投的创始人，这家早期风险投资公司管理着五支基金。曹告诉我，随着中国创业者“开始挑战硅谷的初创企业地位，服务于全球受众，中国创新和技术的全球化将会是未来20年里最激动人心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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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可能参与并推动中国的创新并使之迈入第三阶段的那些公司与别的国家情况不一样。在美国，创新来自硅谷那些颠覆传统的初创企业，而中国不一样，大多数的创新项目将会来自中国的大型私营企业。这些公司里有一些部门依赖低垂果实并拥有持续的营收，例如网络游戏，因此这些公司更能冒险。他们也有能力和财力与监管部门建立起信任，并进行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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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从第一阶段（山寨阶段）迈向第二阶段（为中国市场创新的阶段），往往以商业模式创新的形式出现。全世界最好为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第三阶段（中国公司为世界创新）做好准备，因为这个阶段很快就要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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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义，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网络媒体事业群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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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第一次见到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刘胜义，那时候他刚刚加入腾讯，我们俩都是互动广告和科技会展机构全球数字营销峰会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刘在中国有20年的职业经验，此前他是阳狮中国的管理合伙人和天联广告的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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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第一次见到刘之后，他对腾讯成长的推动作用令我叹为观止。腾讯原本是一个做在线和即时通讯的公司，而刘帮助腾讯发展为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它的子公司提供大众传媒、娱乐、互联网以及移动电话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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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广告时代》杂志把刘胜义评为全世界营销与媒体界最具影响力的21人之一。我采访了刘，想了解腾讯如何创造了一种创新文化，以及他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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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小山：腾讯是如何培育创新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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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义：关键的一点是，腾讯的最高层管理团队具备多样性。多样性无疑是创新的必要元素，但如果公司的创始人没有一种开放的态度，可以包容各种不同，多样性就只是一个理念而已。我在马化腾（腾讯创始人）身上看到的这种心理成熟是一种非常少见的领导品质，这在别的中国本土公司里不容易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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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能够接纳多样性的开放态度，我还想到了另外三个关键的驱动因素。第一，强大的企业信念，把提供最好的用户体验作为我们存在的核心理由和核心使命；第二，最高领导团队持续不断地保持强烈的危机感；第三，公司的优秀员工具备强大的职业道德和自主意愿，不断地学习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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