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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小山：你怎样落实这三个关键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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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义：腾讯所有的员工都知道创新的责任不是一个短期的关键绩效指标，也不是仅仅为了完成项目而做的任务。必须系统地、持之以恒地灌输这个理念，让它在公司的文化和灵魂里深深扎根。如果你问我们3万员工里的任何一个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我敢用我的最后一块钱来打赌，每个人都会回答，是用户体验。我们与员工日常讨论的时候，不断地提到“用户体验”这个词。员工升职也好，受罚也罢，大部分都基于他们对提高我们的用户体验做出了多少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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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市场运营环境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的赢家通吃。任何有天分的人都能打垮一家反应太慢的公司，互联网商业的社交互动因素放大了这样的可能性。我们需要真的不停地进步才能让所有人了解并执行我们提供同类最佳用户体验这一承诺，而不是只喊喊口号。这样强烈的危机感是腾讯领导团队的一个关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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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致清醒地认识并相信，与现有用户和潜在新用户的需求与时俱进的唯一方式就是创新。我们一路走来也犯了错。比如说，大约十年前，我们认为培养创新文化的灵丹妙药就是开办一个创新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意识到，创新的责任太大，不应该只留给一个孤立团队里的几位工程师来承担。给每一个工作在一线的产品经理和工程师灌输创新的责任心和自觉性，比建一个创新中心重要得多，因为他们才是跟我们用户密切接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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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小山：在中国，创新和增长有哪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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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义：人力资本是个很大的挑战。历史原因和学习习惯，让中国人更倾向于接受指令。虽然我们在近几年也见证了这个普遍情况有了巨大的改变，但是普通员工基本上还是专注于执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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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挑战是对知识产权保护严重缺乏尊重，也缺乏一个与时俱进的法律体系能确保，一旦侵犯了知识产权将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有报道引用最近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百度董事会主席说，现行的法律体系对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太弱。他讲述了一次痛苦的经历，作为一家市值超过1000亿人民币的公司，当知识产权遭遇侵犯时，侵权单位只被判缴纳几十万人民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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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小山：你觉得最大的竞争是来自国内品牌还是外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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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义：在中国，竞争无处不在。互联网领域就是谁能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更好的用户体验，谁就有支持者和用户。此外，中国的网民可能没有你想的那样对品牌具有忠诚度。举个视频产业的例子，无论是哪家视频提供商，哪家能播放他们感兴趣的剧集，他们就会看哪家。用户永远都可以选择。近几年来产品开发的速度飞快，促使市场培养出一类要求更高但并不一定愿意花更多钱的消费者。因为总会有新的提供商因为将来可能IPO的潜力，而愿意承担成本，牺牲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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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公司的利益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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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医疗保健行业的制假贩假比对其他行业，例如电脑软件的盗版侵权要更加重视。比如说，2007年中国食品与药品监督局的前局长郑筱萸因腐败被判处死刑，因为他的罪行直接对人民造成了伤害，而许多街角卖盗版DVD的小贩即使排成行，警察也会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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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信息技术行业的发展目前形成了一定规模，也受到了盗版和侵权的冲击，政府正在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警方突袭抓获盗版碟商贩并收缴盗版产品。这种情况和1960年代的日本及1980年代的韩国很像，那时候这两个国家的政府也没有积极执行知识产权保护法，直到本土企业因为盗版侵权而遭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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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行动项目：西方品牌应该同可能遭受损失的中国公司的利益点保持一致，而不是像泰德·拉瓜坦于2013年在菲律宾《调查者》的专栏里那样只是谴责中国缺乏道德。对于中国本土企业来说，遵循国际标准所得到的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政府也反应迅速以保护他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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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哪里吃饭？”我问我的同事本·卡文德。我朝对街望去，只看到一波黑暗。我们站在北京的中心商务区，香格里拉旗下的中国大饭店应该就在街对面，我暗自想着，但只能看到一堵雾霾之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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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文德瞄了我一眼，那眼神好像在说，“这让人难以置信”。卡文德在菲利普斯艾克赛特学院上完高中后，念的是康奈尔大学，也是康大的划船队队员，他是我2006年初为CMR招聘的第一位同事。在我们创立CMR的过程中，一起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挑战。他不会轻易感到不安，更像块岩石。但此时此刻，就算是他，也看起来非常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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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文德和我刚刚为一家B2B食品服务提供商完成了一个五年增长策略项目。这家公司的美国总部和中国运营团队的总裁都对项目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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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吃顿大餐庆祝一下。我们走出大楼找吃饭的地方，很快对眼前景象的震惊取代了刚才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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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混浊多沙，我们甚至看不到20米之外。本和我被沙尘吞没，这后来演变为北京2013年的空气末日，空气质量指数（AQI）飙到700以上，比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合理水平高出3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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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印度尼西亚森林火灾的时候，新加坡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300，立即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而北京当时是新加坡的两倍。洛杉矶是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大城市，通常空气质量指数最高在20左右。2014年3月，巴黎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150，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对巴黎市一半的车辆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