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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我都很痛心，我怎么能让儿子暴露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在新罕布什尔州长大，下雪天学校放假；我的儿子汤姆，雾霾天学校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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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妻子在上午11点的时候会再次查看空气质量。如果还行，放学后，她和汤姆可以在室外玩；如果很差，她会带他去滑冰或进行其他的室内活动。如果非常差，我就得从办公室开车到学校接儿子，然后直接回家。我们甚至不愿意开车或搭出租车带他去室内活动中心，因为担心一路上污染物会渗入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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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远不只是带来更多的呼吸系统疾病和皮肤问题。它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计划，以及消费者如何看待生活中的首要事情。来自湖南长沙一位28岁的女性总结得很好，她告诉我：“如果水和空气都有毒，谁又会在乎我能不能买路易威登的包包呢？”她已经改变了消费习惯，不再买那些象征身份的物品，而是买那些保护她不受污染的产品，例如口罩和净化器，以及增强免疫力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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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个品牌来说，了解污染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活动以及生活向往，对于它们调整适应这些变化非常关键。对于人力资源部门来说，创建新的政策以应对污染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因为污染会影响招聘新员工以及留住老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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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生应该是个幸福的人。他拥有自己称之为梦想的工作，为全世界技术领域最大的公司之一管理运营中国的业务。马出生在台湾，从芝加哥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一毕业就加入了他现在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公司。2009年公司有一个管理中国市场的职位，老板把这个位置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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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马先生一家和我一家在一间泰式餐厅一起吃晚饭。“我的公司下一个十年的首要目标是赢得中国市场，”马跟我说，他四岁的儿子爬到他腿上一边抓他一边笑。他怀里还抱着十个月大吸着米老鼠奶嘴的小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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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员端来一盘炸得金黄酥脆的春卷，旁边放着一碟浓郁的橘子酱。公司的目标是全球营收的30%来自中国市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马说：“总部给了我巨大的支持为这个计划投资。”他与公司谈好了薪酬，薪水很高，公司给他配了房子、车、司机，还替他支付孩子们上国际学校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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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对工作很满意，他还是在考虑离开这个岗位，或申请调到一个市场没那么引人瞩目的国家去，比如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因为他担心污染对孩子健康的影响。近几年有那么多中国人移居澳大利亚，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学人》说澳大利亚已经成为英语国家中物价最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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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说：“如果污染伤害了我的孩子，那么赚这么多钱，这么辛苦工作值不值得呢？对此我不再那么确定。”当马先生谈到留在中国的弊端时，他的妻子朱迪丝也在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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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加上了一句我常常听到的说法：“也许再过一两年，然后离开这个国家。”他们也想过申请调岗到香港去，但香港的污染情况也越来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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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和他的妻子对污染的担忧并不是孤例。争论到底是走是留，以及如何降低污染带来的风险，已经成为外国职员的日常话题，并且对组织机构招聘人才和留住人才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就马先生的公司来讲，很可能就此在关键市场失去一名优秀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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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器巨头松下公司已经开始给员工提供雾霾补贴。举个例子，在上海生活的日本人数量，从2012年10月的57458人下降到现在的47700人，减少了17%，绝大多数因为污染问题而迁走。而同期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的日本会员业务实际上升了3%，这表明是环境污染，而不是中日政治关系紧张造成了上海的日本人人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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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纳人才到中国成了一种困难。金先生是我的一位客户，他管理着韩国一家大公司的全球市场部门，他给我发短信说：“我需要你的个人建议。”他刚刚接到一个职位邀请，请他常驻上海，为一家热门的互联网企业管理亚太地区的市场营销业务，福利很好，薪水很高，还有股票期权，工作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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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跟我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很想要这个工作，但他也想要他的儿子能在室外踢足球，而不是在体育馆内或国际学校在操场上加盖顶棚墙壁的运动场内踢球。他告诉那家公司，他很乐意常驻香港，每周飞来上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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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总裁表示理解他的担忧，汇报上级看他们是否愿意把这个工作安排在香港，并对上级强调招聘面临的现实问题——他们必须因为雇员对污染的担忧而进行调整。高薪酬已经不足以招徕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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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年里，对于那些雄心勃勃志向高远的管理层来说，一个在中国的职位可谓是香饽饽。但是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德勤亚洲区全球招聘服务部门的领导唐·里格尔告诉我：“现在越来越难说服那些高管，尤其是成了家的，接受一个长期在中国工作的职位。因为他们担心在中国生活质量不好。像上海和北京这样最关键的工作地点，因为高管们对污染和教育体系的担忧而让中国变得缺乏吸引力。公司仍然需要满足中国市场对一些特定高管人才的需求，但是这些公司的做法越来越有创造性，以调整适应满足人才对生活方式和家庭需求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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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公司的人力资源受到污染影响之外，一些满足外国人社区需求的公司——说英语的地产中介，国际学校，以及西式的酒吧和餐厅——也将面临艰难时刻，因为越来越多的外国职员选择离开，而其他外国人又拒绝来中国。几年前，要上国际小学，在等候名单上排上半年也司空见惯，但现在许多国际学校的生源流失，或是不得不投入几百万在每个教室里安装空气净化器。对抗污染的成本很高，但是现在，对抗污染的设备是必备品。一家上海的国际学校的行政人员告诉我，她在2014年1月观察到学生流失比正常情况要严重。“家长给出的主要理由就是污染——而并不是他们的公司在削减职位。”上海两家日本学校的入学学生数量在2013年4月下降到2912人，而前一年还有31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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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以外国人为主要客户群的餐厅也发现客流量在下降，因而必须调整菜单为本地客人服务。一家很受欢迎的连锁西餐厅的经理告诉我2014年的销售情况。“外国人的客流量下降，人均花销也下降了，但是中国食客的客流量和人均花销都上升了。”中国食客期望得到原汁原味的西式就餐体验，但是他们偏好的味道和点菜方式与外国客人有所不同（比如说，增加更多能够一起分享的菜式，而不是分餐制的菜式），我们在第九章也会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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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房子租给外国职员家庭的房东也感到了压力。许多管理层现在只身来到中国工作两三年，把家人留在本国。他们需要的住房面积更小，往往是酒店式公寓，而不是国际学校附近的别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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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是迪士尼公司的管理层，他目前为上海正在筹划的迪士尼乐园项目工作。他告诉我，他选择住在酒店式公寓而不是别墅，因为他的家人决定留在美国。“我每次只会在这里停留几个月，而不是几年。”像乔这样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德勤的里格尔进一步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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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越来越少的跨国公司会采用传统的任命方式，即核心管理层带着他们的家人搬到海外住三五年。短期工作项目取代了传统的任命方式，即家人留在本国，而管理层频繁地出差，执行任务。管理人员驻海外不超过一年半，中途可以回家，次数不限，或者在中国住几个星期，然后回家住一两个星期，通过频繁地差旅完成工作。短期工作项目这种解决方式既避免了举家搬迁的开销，又解决了家人因为污染及昂贵又不理想的教育体系而难以适应这里生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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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章将会考察环境污染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以及对新的中国梦这个概念的理解。消费者会花更多的预算在让他们开心的体验上，一部分是为了消除由于污染而造成的压力和沮丧。他们也会花更多钱在让他们展现自我和表达创造力的渠道上，正如他们对生活中重要的事情进行了重新排序。污染正在影响生活的几乎所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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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佩琪，聚思（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织）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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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佩琪是聚思（中国清洁能源合作组织）主席，聚思为切实推动中国绿色运动发展，召集跨国界和跨部门的重要影响者共同采取有精确目标的行动，帮助中国在可持续能源、绿色城市化以及绿色消费上积极推动转变。刘毕业于麻省理工，是英国零售商马莎百货的执行顾问，世界经济论坛可持续消费全球议程理事会和飞鱼座公司的顾问，也是《金融时报》证券交易环境市场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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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是中国绿色生活意见领袖之一，她也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青年领袖，2012年获得希拉里领导力学院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大奖，2008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环保英雄，2010年获希拉里国际领导力学院荣誉大奖，2010年入选《福布斯》“亚洲最值得关注的女性”之一，2011年被《赫芬顿邮报》评为“今日伟人”，2012年入选《第一财经周刊》“中国创新商业领导者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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