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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三环路上，我问陈他现在的钱怎么用。他说他正在北京建造一座2000平方米的庞大宅邸，“从全世界进口最好的东西。意大利的大理石和窗帘。缅甸的柚木”。全部算起来，他估计花了5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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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购政策下每个人能买的房屋数量有限，对豪华大宅的需求应运而生。五年前，很少有房屋卖到500万或1000万美元以上。现在，1500万美元的住宅也有，有一些卖到800万到1000万美元，每平米单价2万到3万美元。这并不是指整个小区的价格都是这样，而是说，一套房子卖到800万到1000万美元，每平米2万到3万美元，这样的情况变得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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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者不像以前一买就买好几套换着住，现在只买一套房居住，花一笔钱翻新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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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几百万美元一套的豪宅从外观上看基本都差不多，但是进去后你就会发现各有千秋。美国的购房者可以从备选项里挑选一种室内装潢方案，包括地板和墙壁等，但是中国的购房者不一样，因为大部分房子是毛坯房，只有空白的水泥墙。购房者必须自己挑选并安装电线、地板、灯光，甚至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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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富豪过去会照搬别人的装修方案，全都弄成富丽堂皇的伪路易十四风格，一样的镀金栏杆，一样的豹纹装潢，但是现在追求个性的趋势开始了，因为大家对家装流程很熟悉了，想要创造一个不一样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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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特意要把自己的家装修得和周围人家里不一样。他告诉我他用从世界各地旅行时买回来的摆设、家具和其他装饰品来装点自己的家，营造一个“温暖，温馨的氛围，我老婆会喜欢，而且和别人家的不一样”。他到南非狩猎旅行的时候，买了动物皮毛做成的地毯。他把去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旅游时买的黑檀木雕挂在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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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限购、限发车牌加上资本管制，这意味着中国的富人在国内能买的高价产品比以前要少。房产限购禁止中国人像纽约人在汉普顿或波士顿人在南塔克那样可以买度假屋，中国富豪在他们常住的房子上会投入更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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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被分花到艺术品、家具和家居装饰上。中国最大的国有地产开发商保利集团旗下的保利文化公司，专攻古董收藏和艺术品拍卖，2014年这家公司IPO之后股价飙升，因为投资者知道有钱人都在买艺术品，一部分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品味以及做投资，但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还能把钱投到别的什么地方。2013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艺术品买入市场，总额超过4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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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也买了一些裸钻和切割钻石，做成定制首饰后送给亲戚。他认为做首饰“独特又贴心”，因为定制首饰比从奢侈品牌店买现成的首饰感觉更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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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国富豪的离岸消费，往往在澳门通过可疑的渠道进行，他们假意购买商品，刷银联卡。消费者通过刷银联卡购物，然后退回商品，套取比付款额稍低的现金，差价作为手续费，这样用刷卡套现来绕过兑换外汇的限制。比如说，他们刷银联卡买一块20万美元的手表，然后退回手表拿取19万美元现金，店铺则拿走5%的差价作为手续费。也有其他一些人会找非法的兑汇者，就是偷偷出没在银行和热门观光地点附近的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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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R对十几位中国亿万富豪调研之后发现，他们出国旅行时会避开去巴黎和罗马的大众路线，而到更不寻常的一些地方去冒险，比如南非或阿拉斯加。中国那些真正的有钱人追求的是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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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富豪也在花更多的钱买高价商品，比如飞机和游艇，因为购买这些产品没有太多限制。近几年来，军方对私人飞机开放了空域，国内的机场也开始出租飞机库供私人飞机停放。通用动力旗下的湾流宇航，在中国的销售业务火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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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买一个几千美元的路易威登包包或古驰包包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永远无法企及的梦，就跟如今大多数美国人买不起几十万美元的法拉利和劳斯莱斯一样。用外国品牌，就算是大众品牌，比如宝洁的洗发水或耐克运动鞋，也是成功的象征。消费者在北京秀水街和上海襄阳路这样的市场上，买假冒的拉尔夫·劳伦服饰和贴着普拉达标签的山寨名牌包，是穷日子里的穷办法，而不是缺乏道德。当时的有钱人拎着正宗的名牌包，感觉倍有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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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世纪之交时，奢侈品对许多中国人而言仍然遥不可及。炫耀性消费，穿戴名牌是获得社会身份地位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带有明显品牌标识的手袋、钢笔和手表，比如路易威登、欧米茄、万宝龙这些名牌的商品在货架上被一抢而空。标识越大，越明显，越闪瞎眼，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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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00年代末，中国人成为了新一批1980年代的日本人。到2012年，中国人消费的奢侈品大约占到全球奢侈品份额的20%，纽约第五大道和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挤满了中国人。奢侈品零售商雇佣会说普通话的售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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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耀性消费仍然占主导地位。中产阶级消费者成群结队地抢购路易威登和普拉达；2013年中国消费者购买的路易威登产品占到该品牌全球销售额的50%。此时，这些东西已经正式成为了主流商品——于是超级富豪们不再需要了。一位北京女富豪告诉我，她不会买任何路易威登的东西因为太“大路货”——就算办公室里一个月赚800美元的秘书也在存钱（通常不吃午饭），为了买带路易威登印花的聚氯乙烯塑料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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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富豪转向更高级的品牌，比如香奈儿、葆蝶家以及爱马仕，并且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更贵的东西上，比如汽车。2014年中国成为保时捷和劳斯莱斯最大的市场。有钱的消费者购买私人飞机和高端红酒，并开始把小孩送到国外顶尖的寄宿学校，比如美国的圣保罗和安杜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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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了解中国超级富豪们的消费习惯，我在2014年采访了玛蒂·维科斯特罗姆。她于2009年和2013年间任职于历丰集团，是这家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控股公司时装与配饰部门的CEO。她目前是Harrys of London 的总裁，这家高级手工制鞋品牌，采用橡胶鞋底，逐渐受到年轻皇室成员的青睐，品牌客户包括碧翠丝公主，威斯敏斯特公爵夫人以及汤姆·帕克·鲍尔斯（卡米拉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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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我和她在巴黎和上海见过面，发现她总是能把握中国富豪和名人的生活方式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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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者的品味水平和消费习惯变得越来越挑剔了，”维科斯特罗姆告诉我。她的品牌Harrys of London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艾美奖获奖演员达米安·刘易斯在最新一部电影里就穿着Harrys of London，它是世界上最高级的鞋履品牌之一——一双售价从几百英镑到几千英镑，去过伦敦的中国富豪们越来越流行穿这个牌子的鞋。这些消费者看重“工艺、材质、传统、耐穿”，她说，而这些品质“已经开始超越炫耀性消费和炫富品牌，成为了购物的关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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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通过购物而获得社会身份地位是否仍然主流呢？”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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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地位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在购物方面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购物是为了形成消费者的个性和独特风格，”维科斯特罗姆回答。在她看来，自从2012年“政府反腐行动开始之后，毫无疑问加快了”这种转变，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开始脱离名牌标识，炫耀性消费下降”的趋势同期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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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特别显眼的那些品牌，比如路易威登，已经不再吃香，并不是因为消费者的品味进化或层次提高了，仅仅是因为他们想要更低调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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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科斯特罗姆把这种趋势称为“藏富”行动；不那么显眼，与周围人不一样，富裕人群在寻找低调的小众品牌，例如Harrys of London，以及布里奥尼或者奇顿这样的复合品牌精品店。维科斯特罗姆说这种趋势也为中国品牌创造了机会，例如国产品牌“例外”。第一夫人第一次国事访问出行莫斯科时提的就是这个品牌的手袋。“许多见多识广的消费者开始认为‘例外’的一些品类比某些西方品牌还要好”，比如手袋和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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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富豪们现在想要什么呢？”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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