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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们需要准备好调整策略，因为三年前还行得通的办法在三年后肯定不管用了。如果收入增长与房价上升不能保持同步，那么一线城市消费者的悲观可能会蔓延至全国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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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吉姆·奥尼尔这样的分析师们仍然在鼓吹中产阶级正在崛起，CMR的调研发现，城市地区中收入更低，月薪在350美元到600美元的那些消费者要比中产阶级乐观得多。总数大约为8.75亿的低收入中国居民拥有的可支配收入，正开始激起众多品牌的兴趣。管理者需要了解这一消费者群体追求改变的动因，因为这些因素将会在未来十年驱动利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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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发展不再只依靠体力劳动，低收入的中国居民，尤其是女性，在服务业找到了薪资更高的工作。这一群体的工资收入一年增长20%或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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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在上海认识了小杨。她来自中国西部四川省一个小山村，16岁离家到广东东莞一家台资电子元件工厂辛苦打工。她当时月薪120美元，一半寄回家，另一半拿来买衣服、鞋子和廉价手机，或者到网吧上网和朋友聊QQ。她那时候最喜欢的鞋是一双仿制的耐克鞋，不过也许是真货，因为“质量非常好，而且附近有一家耐克鞋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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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她辞职来到上海。她的姐姐在上海一家工厂打工，但小杨不想到姐姐的厂里工作。“我不想再到工厂上班了——太没意思！”我遇到她的时候，她在我家附近的一间按摩店做足疗师。虽然这个工作很正经，但她家人不问，她也就不说在干什么。“我没告诉我家里人——他们会以为我在做坏事。”她说因为她的父亲非常传统。就算是和她住在一起的姐姐也不问她在哪里工作。那时候她在按摩店一个月赚18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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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五年里，我每周做足底按摩的时候都会见到她。足疗价格五年内翻了三倍，而小杨的工资也相应涨了三倍。她仍然会寄一部分工资回家，但也开始为了在老家买房存钱。她老家的房价在2003年至2007年间翻了一倍，她告诉我，她必须赶紧尽量多存点钱，才能在房价涨得更高之前买下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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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她寄回家多少钱，或者要为买房攒多少钱，小杨总有一部最新款最热门的手机。2005年是修长的摩托罗拉RAZR翻盖手机，到了2008年则是手感顺滑的苹果iPhone3G手机。每一部手机都要花掉她两三个月的工资。小杨和中国其他年轻人在手机上花这么多钱，总是让我很吃惊。的确，CMR在2007年和2008年举行的调研中发现，对于年龄26岁以下的消费者来说，手机是他们仅次于房和车之后最值钱的财产。而2011年CMR的消费欲望调研发现，出国旅行、奢侈品配饰和跟朋友外出就餐取代了手机的地位——到了这时，智能手机很普遍了，许多人分不出价格略低的华为和小米同更高端的三星或HTC之间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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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的一天，小杨告诉我她要离开按摩店。我问她接下来打算做什么，她说：“我不知道，也许在保险公司找个工作。”她只念完了初中（尽管她只有初中文化，其他按摩师还是叫她“文化人”），但是小杨认为她能在别的地方找一份文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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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约有五年没见过她。然后有一天，在上海某个商圈的星巴克里小杨看到了我。我之前认识的小杨是个可爱的小姑娘，现在变成了一名时髦的职业女性。她以前是黑色直发，而现在染成了金黄色，做了造型。她穿一条刚刚及膝的连衣裙，拎一只蔻驰牌手袋。她向我挥手，喊我的中文名字：“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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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聊她这几年过得如何。她嫁给了一个东北男人，现在的确在保险公司工作，不过她的工作不是文秘，而是销售。她一个月挣1280美元——是她做建筑行业的丈夫月薪的三倍。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两个人的工资还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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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有没有买房子。她笑逐颜开地说：“我在老家买了一套房子。最终我们都要搬回老家。现在，我爷爷奶奶和父母住在那里，照顾我的女儿，我和老公在这里工作。”那套房子的产证上写的是她的名字，她告诉我：“首付的大部分是我出的。”虽然她的丈夫也出了钱，但他同意产证上只写她的名字，以向她保证不会在外面搞外遇，因为一旦离婚，房子就会归小杨所有。小杨的经历与CMR调研的结果一致——许多女性，尤其是蓝领女性，是夫妻买房的一方，或是产证上署名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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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发展模式不再依赖于大规模投资时，女性，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受益更多，女性会比男人挣得更多，这也改变了家庭关系。小杨说：“生活过得不错，而且越来越好。实际上我要搬去武汉，因为我认为那里的机会更好，回家看女儿的路费也更低。”她的丈夫愿意跟她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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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清华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的社会学者洪理达在2014年出版了一本书，《剩女：中国性别不平等死灰复燃》。在这本书里，她断言中国经济体量从1980年的2024.6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69884.7亿美元翻了几番，而与此同时中国大部分女性被剥夺了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财富增长机遇。她断言大多数房产证上只写了男方的名字，因为老一辈的传统价值观往往令男方的父母帮忙资助一部分买新房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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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洪理达的研究有缺陷，这让她的结论有一点站不住脚——具体来说，就是她的样本数太小，前后也不大一致。她承认调研的样本人群主要来自全国受过大学教育，年龄在二十八九，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她也在北京和上海做过面对面长达数小时的深度采访，受访者60名，有男性也有女性，但女性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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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理达的样本数太小，调研方法（网上调研）以及对受访者的选择也让她的研究变得可疑，并且也不能代表全国的情况。她可以下结论说，北京和上海受过大学教育的二三十岁的女性也许已经错过了房地产热潮（基于CMR做过的更多调研，我可能会反驳这个结论），但她肯定无法断言说所有的女性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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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R的调研发现与洪理达的结论相反——对几千位全国不同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女性进行调研后，我们发现许多房产证只写了女方的名字，或者至少夫妻两个人的名字都写上了。女性受访者说，男性这么做是为了给女性安全感，以表达他的爱，这跟小杨家的情况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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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原因是社会性别规范发生了变化，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男女比例失衡。男性必须竭尽全力讨女性欢心，并显示他们会关心照顾女性。为了表现这一点，越来越多的房产置于女性名下。即使是中国最富裕的家庭，房产往往也列在女性名下。许多情况下，这样做是为了避税，万一丈夫因为腐败而被捕，妻子还能有个容身之所，或者万一两人离婚，还可以给妻子留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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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谁被排除在房地产热潮的机遇之外，那就是二十几岁的中产阶级人群，比如王波和爱丽丝——而不单单是女性。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发现还没有买房的消费者越来越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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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房地产热潮有什么影响，那就是对中国农村女性的赋权。因为她们在大城市里比大多数男性挣得多，但她们只能在农村老家买房子，因为房价更便宜。传统的性别角色已经过时了。因为脑力劳动，而不是蛮力，能转化为工资更高的工作。这种性别间工作角色的转变有力地解释了城市地区鲜有谈及性别不平等的情况。城市的男女人口比例是110—112比100，接近自然103—108比100的比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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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增长越来越趋向于服务业，女性比男性获得了更好的工资更高的机会，两者间的差距不成比例。一个生动的例子是上海钟点工的平均月薪在4000元到6000元之间，大约660美元到1000美元。各类低端工作的薪水都在上涨——男性和女性都会涨工资，但女性的工资涨得更快。2014年中国32个省份和地区中有26个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平均上涨幅度为18%。即便像广东深圳这样的富裕城市，也大涨了13%。虽然中国的中产阶级越来越悲观，低收入人群却成为了全国最乐观的主要消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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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领群体当中，也是女性的工资涨得更快。一位世界500强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告诉我，她会主动招进更多女性，因为女性更容易培训，也不像男性那样频繁跳槽。我想起了北京的王波，似乎每隔几个月就换一次工作，而爱丽丝自从毕业之后就一直留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因为这个原因，《财富》杂志排名前1000的企业里，在文职工作岗位上，女性员工的数量远超男性，前者与后者的比例约为3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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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认识一下冯胖。她说她29岁，但看起来要老很多。她的双手因为体力劳动而粗糙，皮肤则因为在太阳下经年累月地暴晒而变得干涩如革。她的绰号也暗示出她的体态比丰满还要更丰满一些（在中国，人们往往出于喜爱才会给人取像胖或者肥这样的绰号，通常并不认为这类字眼是侮辱）。冯胖来自如皋，中国东部沿海的江苏省的小县城（按中国标准来说）。她在街边摆摊卖衣服，一个月赚250美元。但对她来说，未来就是现在。她的消费习惯跟许多经济学家以为的低收入群体的花钱方式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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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现在比以前更有钱一些，但不会买更多的跟她收入水平相符的产品。比方说，她不会因为健康而去买更便宜的馒头和大米，而是减少进餐次数，以便更频繁地到中产阶级的餐馆吃饭。她偶尔去星巴克买5美元的大杯拿铁，会给她5岁的女儿买乐高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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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许多品牌的经理聊过，他们认为穷人只会去买那些以穷人为主要消费群体的产品，并且对越来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充满愤怒。但是CMR的调研结果也许会令人惊讶。结果显示中国的低收入群体普遍持有明显的乐观心态。2014年他们的收入激增，但食品价格通胀率仅停留在2%的水平，远低于2008年到2011年间10%到15%的范围。对于众多品牌来说，理解低收入群体的想法以及他们会如何花费可支配收入，在今后十年里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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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在他们的著作《穷人经济学：对全球战胜贫困的再思考》里发现，低收入人群随着财富增加不仅会购买更多便宜的东西，往往也会购买更多昂贵的东西。班纳吉和迪弗洛在研究中显示，贫困的印度尼西亚人并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摄入更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米饭和馒头这样的食物。相反，他们往往购买更多昂贵的包装食品，常常会为此而饿上几餐。如果他们一直买便宜的东西，就买不起包装食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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