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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认为，如果我们重人道、通权理，那些事就不可能是真的。我想我们并不希望那些事是真的。如果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报道是真的，我们就要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袖手旁观，我们就会成为大屠杀的帮凶；挺身反抗，我们就会成为大屠杀的受害者。阿根廷有谚语道：“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有种种迹象可以让我们看出端倪，但我们惧于正视这些迹象，也不敢为我们所发现的事情承担责任。继续装糊涂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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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那些消息最终都被证实了。那段时期后被称作“肮脏战争”。为了保护“祖国的西方基督教价值观”，军方奉行“系统化斩草除根”的政策。但凡是不遵守右翼民族主义思想的人，都是敌人。甚至连志愿在施粥所做义工或教成年文盲识字的人，都会被算作表现出了危险的左翼倾向。为了防止无迹可寻的恐怖主义威胁，军方逮捕并杀害了所有在他们看来可疑的人。“如果杀掉了10人，其中只有1人是恐怖分子，另外9个人也算死得其所了。”一名将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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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环境很好的小区，上的是私立学校。我是个好学生，不惹事。周围的恶行，我浑然不觉。我上学坐的公车每天都会在海军工程学院停下。这是一栋优美的建筑，有着修剪整齐的草坪。它的地下室关押着数百名囚犯，其中多数人都没能活着出来。那里经常有人遭受酷刑拷打、被害。这座学校看似体面，但擦得铮亮的地板下藏着一个死亡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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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犹太人，所以发现我周遭发生的可怕行径，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学校和家里，我屡次听人讲述过德国人在600万犹太人惨遭灭绝的时候如何袖手旁观。我很容易便做出了自以为公正的评判。“多么可怕！多么邪恶！怎么会有人干得出这样的事来？”结果，我这时却成了“可怕”和“邪恶”的一方。成千上万的人在我眼皮底下被送进了集中营，我却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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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深感羞愧。我如此蒙昧无知。我怎么会不知情？我怎么会如此闭目塞听！我邪恶吗？在苦苦思索这些问题多年后，我终于承认自己在当时已经尽力了。为了赎罪，我立誓要从这次经历中学到教训，努力防止再犯。我希望从根源上杜绝暴力，教育人们增进自己对多元化的认识和尊重。最终，我鼓起了足够的同情心，原谅了自己和“二战”期间的德国人。没有人可以免于蒙昧无知。解决的上策不是妄加评判，而是用同情心和深入的认识来加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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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回首往事，我明白蒙昧无知并非阿根廷人独有的弊病。我参加过不少商务会议，这些会议的唯一目的就是掩盖真相。更糟糕的是，我怀疑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知道实情，但谁也不愿挺身直言，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随波逐流可以获得回报，惹是生非则会受到不小的威胁。公司里没有死亡集中营，但许多看似成功的企业却涌动着危险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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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专业人士在会议室里因为含沙射影、流言蜚语和负面意见而身败名裂。这虽然有时是恶意行为，但一般都是无意识的表现。问题不在于人们思考方式有异，而在于有人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只要和他想法相左，就是错的。因此，“异见者”便成了需要消灭的敌人。权欲熏心的人不会将不同观点视作可以接纳的有益视角，反而会将其视作绊脚石。不足为奇的是，他们并不想浪费时间用对话来弥合分歧。他们只想不择手段地除掉异见，然后继续自己的道路。“肮脏战争”的萌芽来自每个人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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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苏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写的：“如果一切都那么简单就好了！如果坏人都藏匿在某地，阴险地做着邪恶的勾当，只需要将他们同其他人隔离开、消灭他们即可，这样该有多好。但善恶的分界线洞穿了每个人的内心。而又有谁会愿意将自己内心的一部分消灭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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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便立誓，长大之后，我绝不会再轻信谎言，但长大不仅仅是时间问题。我上大学的时候，军政府占领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挑起了与英国的战争。其所鼓吹的目的是夺回阿根廷的领土主权，实际目的是转移人们对国内形势的关注。在这场短暂的战争中，国家控制的媒体自始至终不断报道称阿根廷军队占据了上风。每天的晨报都重复着同一条捷报：“胜利在即，胜利在即，胜利在即！”直到一天下午，军队统帅出现在电视上，语气僵硬地汇报：“我们输了。”我早就明白每天的报道都是政治宣传，但我还是震惊不已。那时，我才意识到，保持清醒并不能一蹴而就。保持清醒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时刻警醒与努力。我立誓保持眼界开阔，透过表面现象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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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作为顾问，我在工作中发现，若不恪守真理，个人和团队都很容易陷入狂热的妄想中。每个人收到的都是抚慰人心的信息，而领导人则鼓吹“正面思考”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这样一来，看似“胜利在即”，但到最后一刻，真相大白，项目告吹，部门被抛售，公司濒临破产，“我们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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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教授，所以大学毕业后，我离开阿根廷，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我选择了博弈论作为我的专业方向，我想逃离我在阿根廷见识过的人类种种疯狂行为，我想同理性主体打交道，了解他们如何做出理性决策。我原本在学业上做得不错，但后来却做出了一个自毁前程的决定——我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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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我结婚了，而在于我做出结婚决定的方式。我还记得我在电话里告诉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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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我要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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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疯了吗？”他质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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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回答道，“疯了才会结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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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算一下，风险/收益比率完全不划算。婚姻所关乎的并非冷酷无情的算计，而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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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我无法继续信奉我所学的理论。对我来说，完全理性的假设失去了意义。我此时才明白，人类不仅是会算计的理性存在，也是追求意义的感性–灵性存在。我研究了7年的决策论，但一恋爱便全抛诸脑后。如果连我自己在决定人生大事的时候都没有运用理性，我怎么能假设其他人会运用理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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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学习经济学的同时，我开始研究哲学。伯克利拥有最一流的哲学院，我见到了很优秀的老师，他们让我了解了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存在主义和诠释学。荒谬的是，我发现这些学派的实用性要远远大于我的数学模型。我了解了我们如何组织自己的感知、建立世界观并依此行事。我研究语言，明白了交流如何让“我”与“你”结合，形成“我们”。最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幸福和满足感并非来自享乐，而是来自意义，来自对崇高目标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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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超然存在的深切渴望让我接触了灵修。我接受的是传统的犹太人培养方式，所以曾经认为宗教只关乎信仰和民俗，而与意义无关。但读过伟大哲学家的著作，我发现灵修远远不只是信仰一个超自然存在和宗教仪式而已。我迷上了东方传统思想，尤其是禅宗佛教和吠檀多不二论哲学[1]。我开始做冥想，这发展成了我至今仍在坚持的可贵习惯。冥想令我得以在最艰难的时刻保持理智，也曾令我失去理智，挑战着我对自身和生活总体所怀有的最珍视的信念。我和许多优秀的老师共事过，他们帮助我发现了“通往无门关的无道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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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发现了崇尚个人蜕变的风潮。加州当时仍然到处都是承诺一周启蒙的讲习班。这样的条件，我无法错过，所以我多数都参加过。在新时代的心理呓语[2]中，我寻找到了金子般宝贵的真相。我认为自己保留了精华，丢弃了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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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我在麻省理工学院供职，教管理会计学。我如入天堂，然后又坠落凡间。我毕生都在攀爬俗话所说的事业阶梯，但当我到达了学术生涯的顶峰，我却发现梯子所倚靠的墙是错的。我所感兴趣的是教人们如何成事，而不是为别人做成的事报账。领导力开发成了我的爱好，但这项爱好对于大学教授来说却并不合适。领导力关乎本性，而不只是知识；关乎情感，而不只是认知；关乎精神，而不只是物质。我无法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中教授伟大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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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留也不是，去也不是。断绝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关系，会令我恐惧至极。丢掉工作就像丢失自己的身份一样。要是没了教书的职位，我还能剩下什么呢？一旦被剥夺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职务，弗雷德·考夫曼身上是否还能留下任何东西？这种感受体现在我名片的实际内容与我本人看到名片的主观感受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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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的名片实际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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