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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团队紧紧围绕着一个真正的挑战与问题，值得有才华的人全力以赴。 现在同僚们知道百姓的真正想法了，他们开始系统地测试哪一种信息可以改善克林顿的形象。格林伯格经常和格伦沃尔德合作，他发现把克林顿的生平故事精心整理，再透露给信息分析团队，强调他生长于小镇、由寡母抚育、与暴虐继父时起冲突，还有他不愿使用州长权力让弟弟免于因毒品案而坐牢等，这些吸引人的故事都能大大提升他的亲和力。许多人对克林顿的个人背景知之甚少，甚至毫无所悉，也不知道他和希拉里有个女儿叫切尔西。在信息分析团队内，受测者可以根据同意或赞许的程度，举一个号码，或是在不满时放下一个号码。结果每当主题为克林顿的生活故事时，正面积分便激升。格林伯格和其他人归纳出：只要克林顿表现出人性化和“非政治化”的一面，选民就会开始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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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的信息也是克林顿“曼哈顿计划”的一部分。回想起来，布什落败的明显因素是，他从未阐明一个清晰、确定、强势的信息。有个宣传描写：受挫的布什盯着超市价格扫描仪，仿佛它来自外层空间，只差没有咕哝：“让它们吃蛋糕吧！”——这个终结现任总统形象的宣传，是否胜过任何其他信息，就不得而知了。克林顿的伟大团队明白，要争取选民的心与理智，关键在于正确的信息。在《角逐1992年总统之职》一书中，卡维尔总结了他对赢得民心的信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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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必须清晰、真实，必须要有一个敌人，而最重要的是，必须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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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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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维尔本能地明白领导者是“希望”而非“绝望”的倡导者。的确，在克林顿夫妇参加新闻节目《60分钟》（60 Minutes）面对弗劳尔事件以前，卡维尔写了一个简单的备忘录：“记住孔子说过，领导者必须是焕发希望的行动者。”卡维尔对他的竞选同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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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向大众说明，这个国家出了问题，而克林顿所散发的永远是微笑。他是个乐观的家伙。人们必须感受到我们可以改变这个国家。我们可以再站起来。我们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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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维尔的计划中，敌人是全体百姓（包括布什和佩罗），他们设计的制度只适用于少数人。克林顿会让这个国家再次适合全体人民。这是个简单、乐观的信息(8)。而克林顿的出生地碰巧是阿肯色州的小城“希望镇”，这简直是完美得不近真实。他在1992年民主党大会演说中，聪明地引用了这项意外的巧合做结语。他对兴高采烈的群众说：“我依然相信一个叫作‘希望’的地方。”这席演说和整个竞选活动一样，是个集体合作的结果。“叫作希望的地方”这句话出自希拉里的构思，改编自电视制作人琳达·布拉德沃特托马森（Linda Bloodwort-Thomason）为介绍克林顿家人所拍摄的影片。布拉德沃特托马森正是克林顿一家人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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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想象力、先进的科技、全力以赴，以及最重要的——集体合作。 原创力是伟大团队的特质。政治形象的打造通常必须规避风险，而格伦沃尔德则成功地证明了，让候选人投入非传统的媒体巡回露面以宣扬信息是很重要的。于是克林顿开始参加电视节目，其他总统候选人则从未想过。他在《赫尔秀》（Arsenio Hall Show，黑人深夜谈话节目）中，以萨克斯风吹奏《伤心旅店》（Heartbreak Hotel）。在早期，处理克林顿身边事务的人禁止他系上俗丽的领带，要他佩戴较高尚、有总统风范的领带。可是为了博取掌声，以及在非传统的《赫尔秀》上露面，迈尔斯等人与赫尔的服装师沟通，让他们从赫尔的私人收藏中选一条华丽的领带。克林顿起初担心这条雷朋（Rav Bans）领带太过惹火，但最后决定还是系上它。正如卡维尔喜欢引用英国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话：优秀的领导者了解自己，也了解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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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节上锱铢必较是伟大团队的常见现象。克林顿也像其他人一样认真，对每一个电视现场和每一次声明都要做最缜密的研究。同僚们以推出完美成品为乐事，例如参加《60分钟》节目前，格伦沃尔德提醒克林顿，主持人将是史蒂夫·克罗福（Steve Kroft），而非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或其他资深主持人。格伦沃尔德建议克罗福要像大联盟球队的成员，提出比一般问题更困难的问题（克林顿的下属无法说服《60分钟》播出不经剪辑的访问），于是格伦沃尔德明智地建议克林顿夫妇把握机会，在经过剪接的节目中，尽可能同声一气地直呼主持人的名字，让克罗福的威力能够借他们俩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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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同心可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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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宝座和制造炸弹、电影、计算机不一样。不过克林顿竞选成功的过程绝对不亚于任何伟大团队的成就。这项选举所做的努力与救回“阿波罗13号”（Apollo 13）宇宙飞船的杰出团队，具有几个共同特点。飞行指挥官吉姆·洛弗尔（Jim Lovell）在《失去的月球》（Lost Moon）一书中，重述了1970年发生于阿波罗13号船舱内的神秘爆炸事件，导致三名航天员在太空中连续5天面临死亡的威胁。他们能够安全返回地球有赖于数百人的集体努力，包括航天员自身和NASA地面团队的支持，才能迅速、高明、镇定、众志成城地分析与解决了一连串复杂的技术问题。天才导演霍华德(9)所拍摄的电影《阿波罗13号》，就是根据洛弗尔的书改编的，其中NASA的工程师想出办法修复受创宇宙飞船的空气净化系统，而且只用船上现有的工具，工程师们向深陷险境的航天员说明修理方式——这一幕的确高潮迭起，并且以强烈的戏剧张力呈现了一个伟大团队的非凡成就，以及成员所经历的兴奋与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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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波罗13号》为例，三名航天员的性命可以说完全依赖于团队迅速作出复杂的决定，并采取行动。团队为什么总是比个人更善于作出整体性的决定呢？我们可以这么推测：因为有更多选择被提出，不适用的与随意的臆测则会迅速被剔除，某人想出的点子也说不定会被另一人发扬光大。内部竞争可能会激发出更多点子，组织也许因为不需由某一人承担所有后果而获益倍增（承担后果会阻挠表现，这是众所周知的）。借用摇滚流行歌手佩蒂(10)说过的话：“偶尔不做老大也很好。”综合这些因素，团队格外适合用来在短时间内解决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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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一般团队，伟大团队不官僚。才华超人的下属经常不能容忍没有才华的中层主管。伟大团队的结构并非按职衔分配，而是按照角色来分配。最善于处理某些重要事务的人才配当主管。不过伟大团队很少是真正的民主组织。他们几乎都有强势的领导者、一个让计划按部就班的人。克林顿在面对同僚时，必须扮演非比寻常的角色。任务之一是作出“伤人的决定”，而这种决定牵涉自己与家人。克林顿即使不想听，也得听幕僚说话，他听到的是忠言——即使并不中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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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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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候选人是民众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也是个活生生的人。克林顿固然有缺失，他的部属却因这位领导者而走运，因为他肯倾听和学习。当他1980年意外输掉州长宝座后，他的对策是坐上车跑遍阿肯色州，弄明白自己何以被赶出州长办公室。他不单听取了许多选举人严厉的批评，也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改变自己的行为。比方说，他把头发剪短，不再反对死刑。当克林顿夫妇发现选民讨厌希拉里冠上娘家姓氏时，希拉里便在公开场合改称自己为克林顿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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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的竞选中，克林顿虽然不乐意，还是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幕僚的意见——希拉里可能引发不良反应，应当暂时减少曝光。而克林顿虽然不愿意公开谈论私事，但还是接受建议，叙述了个人往事（包括他暴虐的继父）。克林顿深爱探究各种复杂的可能，但他却接受建议，让选举信息保持单纯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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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一般团队，伟大团队不官僚。不过伟大团队很少是真正的民主组织。他们几乎都有强势的领导者、一个让计划按部就班的人。 克林顿还作出一项重大决定，那就是邀请阿尔·戈尔（Al Gore）加入，担任副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先前考量过马里奥·古奥莫（Mario Guomo）、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和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担任他的竞选搭档（斯卡利因为被发现结过三次婚而遭否决），结果克林顿选定田纳西州参议员戈尔，一个颇像政治家的人。这个选择推翻了副总统候选人应该尽可能不像总统候选人，以便平衡选票的传统观念。戈尔出生于美国南部，年纪和价值观都和克林顿不相上下。结果这项选择对竞选影响重大；借着选出一个比克林顿更适合当总统的人当副总统，使大众认为克林顿不是太有自信就是太有原则，才不愿挑选二流角色当副手。这个行动真是聪明绝顶，克林顿立即在许多先前持怀疑态度的人心中有了总统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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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候选人的戈尔一向有着“死板”的恶名，曾因跳了一曲马卡莲娜舞而沦为笑柄。但他在1996年大选中，却成功驳斥了人们对他的讪笑。不管怎样，戈尔在电视辩论中，与布什副手丹·奎尔（Dan Quayle）、裴洛副手斯托克代尔(11)交手时，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布什的幕僚在1992年即劝说布什抛弃奎尔，布什却坚持不换，不顾奎尔极端保守、聪明有限的名声(12)。根据最后分析，很可能是因为克林顿选中戈尔，选民才阵前倒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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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前几周，号称是“第一个千里”的巴士之旅创举中，克林顿与戈尔的确表现得十分有默契，展现出候选人人性化的另一面。巴士之旅与其他行动一样，都是集体合作的成果，提出这个点子的是选举经理戴维·威廉（David Wilhelm）。在大选期间，克林顿经常要仰赖许多熟悉媒体的演艺人士帮助。巴士之旅就是由好莱坞制片莫特·恩格尔伯格（Mort Engelberg）筹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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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与戈尔带着家人，搭乘巴士前往多年没有任何候选人到过的地方，深入“美国小镇的心脏”。数以千计的百姓齐集，会见这位答应要将国家还给人民的人。这位可能当选总统的人，与肯尼迪差不多年轻，在巴士上与妻子谈心，喜欢摇滚歌手邦尼·雷特（Bonnie Raitt）。他不但把婴儿抱在怀里，而且似乎不在意婴儿吐奶在他昂贵的蓝西装上。在克林顿身上找到希望的人发现，克林顿在大选前最艰辛的几周，似乎表现得精神奕奕。他在赶路途中说：“看看他们的脸，他们正在做一件许久未做的事：重塑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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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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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参与克林顿1992年与1996年加利福尼亚州选举的白宫职员约翰·埃默森（John Emerson）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如果你太专注于作战室和其中的明星人物，就会忽略促成当年克林顿获胜的其他要因。照埃默森的说法，克林顿在许多州的表现都是第一流的。候选人、作战室幕僚，及其他帮助全国大选的团队成员，总是负责决定当天要散布什么消息，但要有效地传达则要仰赖媒体。而媒体总是想控制消息，因此多少会被迫报道候选人希望被报道的事，这一点是克林顿向共和党学来的。“里根在1984年就做得很成功。”埃默森说。不过他把克林顿在1992年的选举形容为：“民主党大选首度让消息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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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一旦获悉当天的消息，就可以凭自己的判断去强化。埃默森复述，在加利福尼亚州他们利用奎尔攻击埃迪斯·伯根（Candice Bergen）主演的电视喜剧《风云女郎》（Murphy Brown）(13)，而在全国各地举办支持“风云女郎”的大会。《今日秀》（The Today Show）节目的摄影团队即参加过数次，把这个原先有利于共和党攻击自由价值论的机会，转变得对克林顿有利。埃默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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